百济(英文音译:baekje，前18年-660年)又称南扶余，是古代扶余人南下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原马韩地区建立起来的国家。现代韩半岛国家单方面称百济，新罗，高句丽为其所为”三国时代”
百济国的历史沿革
公元10年开始，百济就已统治下层的马韩部落。根据高句丽建国神话的记载，建立百济的是一部分高句丽头人(召西奴,沸流,温祚)与他们的百姓(扶余人)。高句丽人到达朝鲜半岛南部后构成上层，而原住民马韩则是国家中的下层。《三国史记》中百济君王五次说自己源出朱蒙，王室以扶余为姓，且一度改国号为南扶余，高句丽王钊南侵后，百济与高句丽决裂，不再和好。
百济是高句丽创始者朱蒙的第三个儿子温祚王，于公元前18年在汉江南岸(今韩国河南市)创建。百济的鼎盛时期疆土涵括西朝鲜(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最北曾到平壤。百济是海上的强国，通过海路与中国和日本进行政治和贸易往来。公元660年，百济被唐朝和新罗的联军灭亡。灭亡后的三年里，百济曾展开过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但最终失败。以百济的迁都变迁史来看，可分为汉城都邑期(BC18-AC475)，熊津都邑期(475-538)，泗沘都邑期(538-660)。百济通过三次迁都，形成了极具个性的文化。在汉城时代，积石冢等富有高句丽的特色。但迁都熊津及泗沘之后吸收了中国的南朝文化，使自己的文化更具优雅之特性。接受了中国的新式文物，使其百济化，再传播至加耶，对形成古代东亚文化圈起了关键的作用。百济的构成民族有土著民族的韩人与濊人。在汉城都邑期，上流层为扶余人。4世纪之后，随着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间，中国及倭的联系的加深，也逐渐吸收了新罗人、高句丽人、倭人和中国人。
百济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利条件优越，农业较发达。养蚕、纺织等手工业也有发展。对外贸易较发达，不仅同高句丽和新罗进行贸易，还跨海同中国的南朝及日本进行商业交往。百济使用汉字，4世纪时建立儒学教育制度，一些儒学家获博士称号。384年，佛教自南朝传入百济。541年，百济向梁武帝”请《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表明了百济同南朝间的密切文化联系。
在中国史书中，百济这个名称首见于《三国志》，年代相当于朝鲜半岛的三国时期。其中提到百济又名伯济，原是马韩的众多城邦之一。不过根据高丽王朝的史书《三国史记》记载，百济在公元前18年由温祚王(另说沸流王)创立，他带领一群人自高句丽出发，到达朝鲜中部的汉水流域。《隋书》中提到东明的后代有个叫仇台的在带方的地方建立自己的国家，汉朝辽东太守公孙度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他的国家逐渐强盛成为东夷中强国。
百济建国传说
《三国史记》及《三国遗事》均记载，温祚王是高句丽创立者朱蒙之子。朱蒙因受迫害而逃离
扶余，来到了卒本地区，在那里与当地首领延陀勃的女儿召西奴结婚，并创立了高句丽王国。当朱蒙在扶余所生的儿子到达高句丽后，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并成为王储，就是日后的琉璃王。朱蒙与召西奴所生的两个儿子─沸流和温祚认识到琉璃王继位后，他们在高句丽将无法立足。因此两兄弟决定离开高句丽并与他们的追随者一起向南。听从追随者建议，温祚在慰礼城(首尔)建城，并立国号”十济”。但是沸流不理睬这个建议，认为临海而居更好，并在弥邹忽建城。可是在弥邹忽的盐水和沼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难以忍受，与此同时慰礼城的百姓却繁荣地生活着。沸流因为无视建议的羞愧而自杀。弥邹忽的百姓于是搬迁到慰礼城，温祚也高兴地接纳了他们并改国号为”百济”。
百济开国之初
居于慰礼城的百济由于被马韩包围，所以经常受到马韩的侵扰。而他们的都城亦经常在汉江两岸不断搬迁。至今，首尔在汉江两岸仍然留有北汉山城(邻近青瓦台)及梦村土城(邻近松坡区)的遗址。当时，他们称呼今日首尔两岸为”河北”及”河南”。直到今日，京畿道仍然留有河南市这个名称，以见证昔日的历史。温祚王在公元10年前后并吞了马韩。古尔王(234年-286年)的统治时期巩固了国家的制度。近肖古王(346年-375年)通过与高句丽的战争向北扩展了疆土，在战争中，杀死了高句丽王(即故国原王)，同时向南消灭了残存的马韩部落，达到全盛期。
百济的文化
在近肖古王的统治时期，百济的疆土包括西朝鲜(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绝大部分。由于与倭国(日本)统治者持续的亲善关系，百济得到了日本的物资和军事援助。也是在这个时期，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学者来到百济进行教育和文化交流，这样的例子包括在奈良(部份学者认为是以百济词”王国”命名的城市)由百济移民设计和建造的两个奇观，宝塔和木结构寺庙法隆寺。许多百济王族和贵族成员与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广泛承认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认这个事实。据《续日本纪》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是武宁王的嫡系子孙，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
在那个时期以后，百济在高句丽持续的南向军事威胁下撤退，公元475年,首都被高句丽的侵略军所蹂躏。这次入侵后，百济迁都熊津(韩国忠清南道的公州)，与新罗签订对抗高句丽的军事合作条约。
大多数朝鲜三国的地图都将百济的疆土画成包括今天韩国的忠清道和全罗道。这是百济熊津时期和泗沘时期的核心地域。韩国历史学家宣称在这一时期百济还曾短暂在中国(南朝宋)的辽西地区有过疆土。(根据南梁·沈约等人编著的南朝宋书，列传夷蛮东夷百济国高丽略有辽东百济略有辽西百济所治谓之晋平郡晋平县。)
晋平郡晋平县是南朝史书记载百济在中国东北辽西地区建立的建制县。但基于历史记载，中国北方氐族人苻洪(前秦)，慕容鲜卑(前燕)和拓跋鲜卑(北魏)在自公元350年(东晋永和六年、百济近肖古王五年)至490年(北魏太和十四年、百济东城王十二年)间，柳城、北平一带设立建制，并有效地进行治理，而百济的国土也从没有出过朝鲜半岛。晋平县应更有可能是传抄错误。此处之”辽西”应为”浿西”,浿西在一条河流的西边，较之辽河，大同江更应该接近事实。而大同江上的平壤城在同一时期被百济有效控制，并可能成为地区海运的中心。大同江以西晋朝的平壤郡(县)。被讹传为辽西晋平郡晋平县。还有人认为可能实质上反映的是一个或若干百济移民集团徙居辽西的情形。甚至，这个集团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实体，是个有相当独立性的政权。这个政权对故国的亲近程度远高于大陆朝廷。于是百济使节在向南朝介绍风物的时候，会提及流民曾在辽河以西有个居民点，被夸大称为”略有辽西”。
公元538年,圣王移都泗沘(的扶余郡),并重新巩固了皇权，把他的王国重建为一个强大的政权。从那时起，改国号为南扶余(因为百济将扶余国当成他们的发源地)。
泗沘时代正值百济文化的全盛期，以及佛教的发展期，佛教、工匠、工艺品和皇族习俗一同传入了日本。
武宁王的陵墓，尽管按着中国拼镶砖墓的形式建造并受到中国进口物品的影响，也包括了许多百济传统的随葬物品，如金制冠饰，金制耳饰。墓室习惯也按照百济独特的传统。这个陵墓被认为是熊津时代的代表性墓葬。
从扶余郡百济王陵园的古代佛教寺庙出土的豪华的金铜大香炉(백제금동대향로)被认为是百济文化的精髓，鲜明地展示了百济成就的巅峰。百济文化的创造力和卓越可以从香炉的顶部纹饰上的精巧和优雅的莲花造型,辉煌和美丽的砖的图案,陶器风格的流畅线条的魅力，和流畅和优雅的碑文书法看出。佛像上微笑的佛的面庞，华丽却优雅的百济宝塔显示了这种创造力与佛教的关联。
公元七世纪中叶，随着新罗在朝鲜半岛中南部的影响力的增长，百济开始失去了他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最终，公元660年，唐高宗派苏定方联合新罗渡海发动了对百济的攻击，百济首都泗沘最终被攻陷。整个战争持续不到10天。唐派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其却意外地死亡。中文资料中记载唐朝派兵10万，朝鲜史料中记载为13万。
百济遗臣鬼室福信致书日本，拥戴故百济王送予日本作为人质的王子扶余丰回国为王，并要求日本派出援军支援百济复国。在鬼室福信以及日本援军的努力下，一度收复数个郡县。然而鬼室福信功高震主，在执得的谗言下，怀疑福信有意谋反，将之处死。新罗得知百济王斩己良将，于663年和唐刘仁轨协商，在白江口之役破日本援军，百济平。公元672年，新罗反唐，吞并百济故土。百济王族禅广(善光)留日本，其孙子在日本传百济王统。
百济将许多中国文化融入到自身的文化艺术中。佛教在百济的文化中有很强的影响。与高句丽和新罗不同，百济的佛像总是带着微笑，散发着温暖的气氛。百济同时也受到道教的影响。541年，南梁曾派技工到百济使中国文化在百济泗沘时期得到提高。
从扶余郡百济王陵园的古代佛教寺庙出土的豪华的金铜大香炉(백제금동대향로)被认为是百济文化的精髓，鲜明地展示了百济成就的巅峰。辉煌和美丽的砖的图案,陶器风格的流畅线条的魅力，和流畅和优雅的碑文书法看出。佛像上微笑的佛的面庞，华丽却优雅的百济宝塔显示了这种创造力与佛教的关联。
武宁王的陵墓，尽管按着中国拼镶砖墓的形式建造并受到中国进口物品的影响，也包括了许多百济传统的随葬物品，如金制冠饰，金制耳饰。墓室习惯也按照百济独特的传统。这个陵墓被认为是熊津时代的代表性墓葬。
百济的语言
百济的语种属于扶余语系，其中百济的统治阶层为南扶余人，被统治阶层为三韩中的马韩人，两者语言不通文化不同。高句丽语和百济语(这两者语言史载均可与扶余语互通，属于同一系统扶余语系，但是历史
记载的高句丽语和百济语均是这两国的统治者使用的语言，众所周知，这两国的统治民族都来自扶余，所以就不奇怪了)所属的扶余语系和百济(被统治阶层为主要为马韩人，操马韩语)新罗(主要为辰韩弁韩，操韩语)所属的韩语根本是两个系统。
所谓新罗可以和百济通话指的是新罗的韩族可以和百济的底层韩族百姓通话。而百济和高句丽族的通话则是同为扶余语系的统治民族，而百济统治民族是无法和百济韩族百姓用自己的语言沟通的。历史早有记载:”众所周知，百济的统治者原是扶余族的一派，而百济的百姓则继续使用马韩语，所以，不难想象他们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关于这一推论可从《周书·异域传》百济条中查到。据:'”王姓夫馀氏，号于罗暇，民呼为吉之。夏言并王也，妻号于陆，夏言妃也”。统治阶层称王为’於罗暇，妃为’於陆’;而百姓称王为’吉之’。这同时也证明扶余系语言与韩系语言是完全相异的事实。在百济时代，百姓使用的词汇没有必要转换成相对应的统治者的词汇而存在于百姓中。这种上层现象可谓百济语的一大特征。
根据中国资料的记载，高句丽语与扶余、沃沮、东濊、百济(统治阶层)的语言属于同一语系，在中国东北部至朝鲜半岛形成扶余语系，而马韩、弁韩、辰韩等古三韩的语言，百济的被统治阶层的语言及新罗语(现代朝鲜语的直系祖先)在朝鲜半岛南部形成韩系语言，这两系列的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日本学界一直认为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语同日语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使同属一个语系–扶余语系。而韩日学者又发现百济国语言也同日语有着某种关系，他们渐渐趋向于把这三种语言看成是同一个语系。金田一春彦所著的《日本语》中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在明治年代、吉林集安太王新村发现高句丽的语言、一个古碑上出现了”三”、”七”、”十”的汉字，而在这三个字的旁边出现了对这三个汉字读法的说明”密”、”难”、”德顿忽”。学者发现这同日语有著某些的联系，日语固有的这三个数字的读音同古碑上注音极端的相似。
有不少人尝试把高句丽语、百济语及现时的日本语系诸语连系在一起(Beckwith2004):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大和族很可能是从扶余国而来，而扶余人的语言随着地域的分隔，慢慢演变成为高句丽语、百济语及古代的日语。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白桂思(ChristopherI.Beckwith)认为现时的日语仍然可以看到昔日的扶余语的痕迹，而这一段日语及扶余语系的连结最早于1907年为两位日本学者所留意。白桂思(ChristopherI.Beckwith)尝试透过约140个含有高句丽词语的地方面来重新构建高句丽语的发音。他发现:高句丽语在文法构词方面与日语相似，例如:genitive-no及attributive-si。白桂思(ChristopherI.Beckwith)在他的《日本·高句丽语系的民族和早期中国》(TheJapanese-KoguryoicPeoplesandEarlyChina)一文中，阐述了有关高句丽人和日本人之关系的语言学证据。根据这些证据，他提出古代日本人(倭)和高句丽人的共同源地可能是在面向渤海的中国辽西地区;之后这个人群的一支向东越海到达日本，而过了几百年后另一支则向东北迁徙，形成了高句丽人。只有这样才可能解释高句丽语和古代日本语的联系(本文内容发表于白氏新著:《高句丽语:日语在亚洲大陆的姐妹语言》Koguryo,theLanguageofJapan’sContinentalRelatives,2004)，因此夫余语，高句丽语和日语远古时代很可能属于同源。据俄国籍的韩国问题专家AndreiLankov介绍，白桂思教授的观点已经被国际上大多数的语言学家所接受。(亚洲时报AsiaTimes网站2006年9月16日报道)
与中国的关系
372年，百济近肖古王曾向晋朝朝贡。429年，百济派使团到宋寻求文化和技术。472年，百济盖卤王派使团到北魏寻求对付高句丽的军事援助。百济武宁王和圣明王多次派使团到南梁。武宁王的陵墓是按南梁的墓室风格建造的。
与日本的关系
中国的汉字，佛教，制陶技术和其它文化都通过百济传入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