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地亘，原名濑口刚，1903年生于日本九州大分县一个有名的家庭，他的名字叫“坂口”。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并于一九二四年被东京大学文学系录取。读书时，曾参与东京大学新人会活动。

它是一个以师生为主体，致力于对社会党进行调查与宣传的机构。鹿地亘在上大学期间，曾与同窗一同探讨过日本的社会变革，也因此，他对日本的社会现状，也有了更多的关心。

日本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后，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武力入侵。鹿地亘和日本 一道，在大街上鼓动民众，抗议日本的侵华行径，并呼吁日本军队撤出中国。

鹿地亘这时虽未自觉将写作与反战思想相结合，但他在客观上的行动却是反战运动的一种体现。而且，从那以后，中国的反战争运动就依托于这一时期所累积的丰富的阶级矛盾，才能成功地进行下去。

1932年，由小林多喜二引荐，鹿地亘参加日本共产主义运动。鹿地亘响应日本 人的要求，和日本工人文联的同志们一起，组织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法西斯的演说和演说。这时，在日本，军阀政权开始猛烈而残忍地镇压社会上的各个革命党团体，政治团体和文学团体的会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抓进监狱。

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单是鹿地亘一人就被逮捕和关押了十八次。以小林多喜二之死为契机，1933年二月，日本工人阶级被残酷地压制，陷入了白色恐怖的最低点。一九三四年，鹿地亘又一次被抓进了监狱。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逐渐崩溃，到了一九三五年，已是大势已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鹿地亘获释出狱。

当时的13本是一个被压迫的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对中国进行了残酷的 ，鹿地亘决定逃离日本，去中国。“中国面对着日本的入侵，国内的解放与抗战之火正熊熊地烧着。我想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能起到一点作用。”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鹿地亘由神户港启程，经过青岛，启程赴上海，启程赴日本。也是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与他有共同爱好的反战学者池田幸子，他们结婚了，并且在未来还会一起战斗，池田幸子的汉语要高于鹿地亘，所以鹿地亘的很多行动，都需要池田幸子的鼎力相助。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人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并由此引发了“八一三”事件。十一月二十五号，鹿地亘一家已退往中国香港。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他在《新中华报》上以《现实的正义》为题，提出了一篇反对艾尔宾侵略中国，并表示全力支援中国抗日。

一九三八年三月，经郭沫若介绍，鹿地亘夫妻二人由中国香港到武汉，在武汉军区任参谋，从事对外宣传工作。鹿地亘在进行反战宣传战时，产生了对战犯进行教育与组织化的构想。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武汉，他与两个被抓的日本飞机驾驶员首次见面。在与二人真诚的谈话中，鹿地亘逐渐掌握了如何向日本俘虏们进行宣导和教育。

他说：“关于对外的宣传，有一条必须弄明白，那就是，他们已经抛弃了故土，只带着一股血性而来。因此，悲天悯人的宣传和教育不仅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反而会引起更多人的愤怒，因此，我们必须抛弃悲天悯人的说教，让他们看到这场战斗的真相。”

所以鹿地亘建议，要进行日本俘虏的教育工作，必须先筛选出一批有前途的人，并将其安置在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地方。我们要把他们训练成反战的中坚力量。”

一九三八年十月，鹿地亘亲临湖南常德“和平村”，接见一百三十多个战俘。起初，他们和俘虏的交谈并不愉快，俘虏们说，从有了人类之后，就一直有战斗，残酷的行为是无法避免的，他们把鹿地亘当成了叛徒。

两个人都陷入了僵局。鹿地亘被日本人质问：“你的见解如此高明，为何不留在自己的国家，却要来到这里？”在我的国家里，我的战友还在战斗。

然而，要想在自己的国家和中国人一起抗击外敌，就得从自己的国家出发，日中两国要联合起来，打败日本 者，粉碎他们在亚洲称王称霸的雄心。如果只是在日本，那就什么都做不了了，他也不可能帮到自己的国家，也不可能帮到日本人。因此，出国和中国人并肩作战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