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著名的词人屈原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造诣，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参加楚国的朝政。有不少学者认为，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和“忠君”揉合在一起的，而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忠君”。

　　因而他们以“忠君”来代替屈原的爱国主义，认为屈原是“忠君”主义者，而非爱国主义者，屈原忠诚的是自己的君主，并非热爱楚国这个国家，那么屈原到底是忠诚于君主，还是真的忧国忧民呢?

　　忠诚与爱国是不可分离的。

　　我认为很多学者把“忠君”和“爱国”直接分离了，这是错误的。首先，在中国历史上，“忠君”和“爱国”往往是统一的。中国历史一直坚持认为君主代表这个国家，忠诚于皇帝、君主就相当于忠诚于国家。

　　中国“忠君”思想的产生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的。众所周知，人类文明社会之所以产生，正是依靠贤明而勤劳的部落首领，带领人民走出巢居穴处的蒙昧，也有赖于强有力的领袖出来止息纷争，组织起有序和谐的社会，从而使社会摆脱混乱而趋向有序，超越野蛮而呈现文明的状态。

　　在古代，尤其是上古时代，领袖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如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炎帝之间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蚩尤的失败就导致了其部落的消失。因此，领袖对部落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重要性便自然地引起人们对领袖人物的不断神化，如《史记》里黄帝的种种神能和各种创新发明的记载。而这种神化也就是个人崇拜的出现，同时也就构成了后世“忠君”观念最为深刻的历史与心理基因。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君主的才德依然对天下兴亡具有极大的影响。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君主的个人素质对国家存亡的影响。既然天下安危系之于君，人们也就不能不对君主产生敬畏之心，所以人们首先神化君主的“天子”地位与身份，将君主受权描绘为天意的安排。

　　忠君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周之后稷和汉之刘邦等无不如此。君主既然是“天子”，是“天意”的安排，那么“忠君”无疑就是对天意的服从，而天意是不可违抗的，“违天不祥”。因此，对“天”的崇拜与对英雄的崇拜实际上已经为“忠君”埋下了种子。因此正是这种君主与国家的一体化，使得忠君在强化君主专制的同时，也极大地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利益。

　　尤其是春秋战国之后随着嫡长子继承制的完善与稳固，君主一生下来就是政治人物，就是与天下治乱兴衰紧密相连的，所谓“一人定国，一言债事”。这样，忠君思想在引起君主个人崇拜的同时，也必然会引发对国家利益的关注。尽管这里的国家利益是以君主安危的形式来体现的，但这毕竟是由历史发展的水平决定的。

　　在古代中国，虽然王权更替实际上常常用以暴易暴的方式来实现，但胜利者则是天下的拥有者，也是国家利益的“合法代表”，这也为广大人民所认同。尤其是当统治者贤明的时候，更是代表了民心所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忠君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在捍卫国家的利益，在实现人民的意志。因此，屈原的“忠君”无疑也是对国家利益与人民意志的认同。这和爱国主义是相通的。

　　屈原在“忠君”的同时，也对君主的昏庸误国进行了深刻地揭露与批判，并非愚忠。从希望楚国富强出发，屈原反复劝诫楚王向先代的圣贤学习，吸取历代君王荒淫误国的历史教训，不要只图眼前的享乐，而不顾严重的后果。

　　在《九辩》等作品中向楚王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对于楚王的远君子而近小人，对于楚王的不听忠言，屈原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可见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更多的是对“哲王之不悟”的愤恨与批判。而对君主“不悟”的愤恨实际上又是对国家前途与人民命运的担忧。他怨恨君主的昏，更无情地批判了那些奸佞小人的贪梦竞进与荒淫误国，对这些奸佞小人的批判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

　　屈原在忠君的同时对民生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屈原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实践中，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楚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他所深恶痛绝的“小人”，他们是自私自利的腐朽的旧贵族集团，和那些反动阶级;另一种就是他所关怀和同情的、深受压迫的广大的楚国人民。他关心楚国人民的命运，深刻眷念楚国人民开辟和建设起来的美好的家园与乡土。

　　屈原一生满腔忠诚而横遭谗毁，备受打击和排挤，始则遭疏，既则见放。诗人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忧国忧民，满腔怨愤，积极抗争。这形成了屈原性格中最突出最光辉的特征。正是出于对屈原人格的崇拜，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不幸遭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其光明磊落的人格予以热烈的赞扬。

　　正是这些思想感情，充分说明屈原的爱国主义是值得肯定的，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一直为后人所敬仰。他那深厚的爱国热情，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给后代人以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