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大金国志》卷24)

某种程度上说，金国是亡在了这句话上。

他们始终过度轻宋。本来金国已苦于蒙古，1213年成吉思汗大举南下，金国黄河以北的广阔郡府，只保住了中都、真定、大名等11城(《金史宣宗本纪》)。金宣宗屈辱求和，大贡金帛，换取蒙古退兵。成吉思汗一走，金宣宗慌忙决定放弃中都，南迁开封。这已是亡国之兆，反对声浪很大，如若主战派得胜，金蒙尚还有一拼。

但直学士孙大鼎的一句话，也就是上面的那句话，决定了金国的命运。

金宣宗满脑子想着南迁可以“取偿于宋”，遂携带大批财宝和宫眷百官，放弃中都(北京)，南迁开封。到了新都屁股还没捂热，蒙古又来了一波，干得更狠，金国辽东、河北、山东、河南共有860座城池被蒙古扫掉。宣宗吓尿，又不敢北上跟蒙古人决一死战，干脆来个“九公封建”，把河北、山东之地分别承包给9个汉人为主的军阀，搞缓冲地带，希望“赖其力复所失地”。

都混成这样了，却还对南宋摆天朝上国的谱，本来宋廷那边还有“扶金以为屏障”的念头(宰相史弥远)。只不过请求削减一部分岁币，却被金宣宗一口拒绝。宋人一恼火，干脆一文不给，断绝往来。

没想到，金国众将帅反倒一个个大喜过望，它们都认为欺负锉宋不在话下。何况，宋朝一直在边界的淮南一带储存了大批军需物资，还有边贸商旅也囤积大量商品，金军十分眼馋(“贪其淮南之储”《金史食货志》)，轻易发动“贞佑南伐”。

从公元1217年开始，十余万金军步骑直扑宋境，在东西两路用几年苦战，先后攻克光山县、罗山县、兴州、天水军、白环堡、大散关、皂郊堡、西和州、成州、阶州、大安军、黄州、蕲州等州、县、关、堡;宋朝内部又有软骨派慌里慌张，请求把几年“欠”的岁币全部交给鞑子，以绝战祸。

但这次宋廷非常坚决，朝野反对，人们认为“堂堂大朝，卑辞厚礼，谨奉垂亡之国，自示削弱，谁不侮之!”于是举国坚决抗战。

金军在各战场开始屡吃败仗，宋军在大散关痛击金军，杀统制完颜赟;抗蒙名将完颜阿邻作为侵略者，遭受惨败，被宋兵斩于蜀口;勇将黄鲁阿普答甚至兵败被活捉;而时全大败于淮上，“一军全没”。淮南战场，金兵“野无所掠，军士疲乏，饿死相望”(《金史》卷104)。

特别是京湖战场，宋军在枣阳、光山、随州、樊城、湖阳取得决定性胜利，打得完颜讹可仅以身免，单骑狂逃，宋军还涌现出孟宗政这样的名将。

金史也承认被打得“三军偾亡”、“国家精锐几尽丧”，原本想取财于宋，结果反倒“兵财俱困，无以御之”(《金史食货志》)。

如若宋、蒙能达成战略共识，合力灭金，金国是挺不了多久的。幸亏1220年成吉思汗决定西征，只留下二万蒙古兵给木华黎，让他经略金国。这才让金国大为喘息。1224年，金哀宗上位，立即停止南伐，“敛戍息民，招携弃怨”，与南宋修好。全力北敌蒙古，终于又撑了10年。

金之亡，并非仅仅不敌蒙古，关键是战略上的主动作死，“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可为后人所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