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札最为知书达理、仁爱贤明，故而深得父兄喜爱。寿梦临死前想将王位传予季札，季札坚辞不受，寿梦便吩咐几兄弟道：“老四不肯当王，你们这一代就将王位传承搞成兄终弟及，他不想当也得当。”

有人说，季札是个圣人。也有人说，季札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

还有人说，季札不仅是个圣人，而且还是孔子推崇备至的大圣人。

可是，季札会去在乎这些虚名么？季札与孔子的关系又如何呢？

季札是谁？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季札”。

出身显贵，却弃权利若敝履

季札，吴太伯的十九世孙，一个真真正正的贵族。究竟有多贵呢？看看吴太伯的出身吧。

吴太伯又称泰伯，是吴国的第一代国君，他有个亲侄子名叫姬昌，就是史称“周文王”的那位。

吴国传到第十八代的时候，国君正是季札的老爹寿梦。

寿梦共有四子，老大诸樊、老二余祭、老三夷昧，老四季札。父子五人那叫一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季札最为知书达理、仁爱贤明，故而深得父兄喜爱。寿梦临死前想将王位传予季札，季札坚辞不受，寿梦便吩咐几兄弟道：“老四不肯当王，你们这一代就将王位传承搞成兄终弟及，他不想当也得当。”

寿梦死后，诸樊让位给季札，季札坚决推辞。眼看吴国百姓也要拥立自己，季札连老婆孩子都顾不上，自个一溜烟跑去种地了。

诸樊无奈，只能继承王位。12年后，诸樊在与楚国的交战中战死沙场，按寿梦遗命将王位传给余祭。

余祭上位第一件事，就是将延陵分封给季札，故而世人又称季札为“延陵季子”。又4年，余祭被越俘刺杀身亡，传位夷昧。

眼看这么多年过去，夷昧心想这老四指不定已经改变主意了，就跟他提起让位之事，谁知季札一听又想跑，夷昧无语只能上位。

又17年，夷昧身患重病，临死前要将王位传给季札，谁知季札为了不当这个王，早已跑到边邑躲了起来，连个人影都找不着。

别人是争着抢着要上位，这哥几个却是和谐得很。

尤其是季札，30多年的时间里就跟王位杠了好几次，一提起“王位”两个字，就像看到炸药包一样抬腿就跑。吴国人等了半辈子，还是等不到季札来当他们的王。

季札说：“曹国人想拥立子臧为君，他不仅拒绝，他还跑了。

这是先贤的谦恭无争，也是一种遵守礼节的德行，我季札也想做一个这样的君子。”

正如《止学》所说的，君子势不于力。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依仗着权势笼络人心，人们看重的也不是他的权势，而是他从始至终不变的高尚品行。

他出身于贵族，却将权势视若草芥、弃如敝履。不恋权势、不慕富贵、谦恭礼让，是为君子也。

超卓远见，闪亮的“吴国名片”

季札虽然不恋权势，却对政治有着敏锐嗅觉与超卓远见。作为吴国的使臣，他的外交之路可以算是一个传奇。

出使齐国，鉴于齐国的形势，他劝晏婴将封地交还出去，并且暂时不要管事。晏婴按照他说的办，果然在不久后的齐国内乱中安然无恙。

出使郑国，郑国已进入七穆执政时期，奢靡之风盛行，他向子产建议以礼治国。

子产从其言，又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使得已走向衰落的郑国稍有起色。

出使晋国，季札看出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三人在晋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又与叔向说道：“晋国君弱臣强，日后晋国大权必将被赵、韩、魏三家把持着，不可不防。”果不其然，不久之后便有了“三家分晋”。

多次出使，季札为吴国争取到更多外交机会，中原各国也认识到了季札这么一个谦谦君子，对他均是不吝赞赏，很是尊重。

君子不好战，楚国攻伐陈国的时候，季札出面调停，平息了一场战乱。

可季札没想到的是，在他出使期间，自家两个侄子为了争夺王位竟然自相残杀。

阖闾不仅把吴王僚干掉，还将吴王僚的儿子庆忌也搞死了，等到季札出使归来，什么都晚了。

其实这种破事季札也懒得管，要闹你们就闹吧，别废了社稷、别忘了吴国子民就行。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等地步，季札也承认了阖闾的合法地位。

其一，是为了让吴国迅速稳定下来，若是再起内讧，怕是国将不国。

其二，季札是洒脱的，本就视王位如尘土，也无意卷入这些让他觉得“龌龊”的斗争。

许多人喜欢将吴国的灭亡归罪于季札，其实不然。阖闾干掉吴王僚与庆忌，主因确实是由争夺王位继承权而来，这口大锅要是盖到季札头上，已是勉强得很，又不是季札让他们打的，而且这与吴国的灭亡并没有直接关系。

阖闾成为吴王之后，重用伍子胥、孙武等人，使得吴国走向鼎盛。

阖闾之子夫差大败越国后，不听伍子胥良谏，又受文种、范蠡的“谍战”蛊惑才导致吴国走向灭亡，这是夫差自己作死的原因。

吴国从争霸诸侯到亡国，不过十年功夫，也算是“盛极而亡”。

一方面与吴国的精兵政策有关，其战斗力虽强但规模却不大，被勾践抓住吴国主力北上的时机捣了后方，伤筋动骨。一方面是因为吴国后期的外交政策有变，与齐、晋等大国不和，而这时候季札已经离世。

在季札主掌吴国的外交事务期间，他改变了吴国“被动外交”的局面，积极交好其他诸侯国，以至于吴、楚争雄时，楚国都快被灭了，各诸侯国仍在袖手旁观。

可以说，吴国的争霸之路既离不开孙武、伍子胥，也离不开季札。

季札以他的个人魅力、才识修养，让中原各国看到了吴国的“君子之风”。

风度翩翩，温润似玉

季札出使鲁国，鲁人以周乐待之。在极重礼乐的春秋时代，周乐便是最为顶级的“名流之音”。季札风度翩翩，以卓绝的见识与透彻的分析，将不同乐曲中所蕴含的意义一一讲演。

透过《大雅》、《唐》、《魏》等乐曲，他能够听出文王之德、周王室的盛衰之势。

我们如今或许难以理解，但这礼乐于当时而言就是文化水平的最高级体现，它既是各种典章制度的总汇，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

按今天的话来说，季札就是那个时代的顶级文人、顶级名流。

也正因如此，季札才能在出使的时候为吴国赢得更多尊敬。毕竟，当时在各诸侯国之间是普遍存在鄙视链的，吴国偏于东南，难免会被中原诸国小瞧三分。

季札的身上，有着高贵、高雅、从容的气质，心中更是存着仁义礼智信。

有一次出使经过徐国，徐君十分喜欢季札的佩剑，只是没有说出来。季札看出徐君的心意，但自己有出使任务在身，不能于此时赠剑，心中就想着回来的时候再送。

等到季札出使归来再经徐国，徐君已经死了。季札无限感伤，便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

随从不解其意，季札叹道：“当初我已决意把宝剑赠他，虽然他没问、我没说，但这是我在心中许下的诺言，又怎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誓呢？”

有信重义，实为君子。心中许诺，亦是承诺。虽然徐君已不在，但季札仍旧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挂着的是宝剑，立起的是一个君子的高义。

季札较孔子年长约20岁，是同一时代的人，相传孔子曾为季札立碑铭文：“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

碑是真的，但这立碑的是不是孔子却早已无人知晓。清代孙星衍说这事有可能，宋代周敦颐说这事是真的，而欧阳修却说这事是假的，可谓众说纷纭。

但季札应该是不在意的，权势于他如浮云，更何况虚名乎？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