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简介

莫高窟（汉语拼音：mò gāo kū；英语：Mogao Caves），俗称千佛洞，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

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

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

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余件古代文物，并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

但莫高窟在近代以来受到许多人为的损伤，文物大量流失，其完整性已被严重破坏。

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

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

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死亡后掩埋的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

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

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

既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莫高窟与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而莫高窟与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重庆大足石刻则是中国境内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四座石窟。

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莫高窟

英文名称：Mogao Caves

批准时间：1987.12

遗产种类：文化遗产

遗产遴选标准：莫高窟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III)(IV)(V)(VI)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

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

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概况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

这里全年日照充足、干燥少雨、四季分明，昼夜温差较大。

石窟南北长1600余米，上下共五层，最高处达50米。

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余平方米，彩塑2415身，飞天塑像4000余身。

莫高窟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历史悠久，与山西云岗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

莫高窟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一位法名乐尊的僧人云游到此，因看到三危山金光万道，状若千佛，感悟到这里是佛地，便在崖壁上凿建了第一个佛窟。

以后经过历代的修建，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基本结束。

中国石窟艺术源于印度，印度传统的石窟造像乃以石雕为主，而敦煌莫高窟因岩质不适雕刻，故造像以泥塑壁画为主。

整个洞窟一般前为圆塑，而后逐渐淡化为高塑、影塑、壁塑，最后则以壁画为背景，把塑、画两种艺术融为一体。

莫高窟唐时有窟千余洞，现存石窟492洞，其中魏窟32洞，隋窟110洞，唐窟247洞，五代窟36洞，宋窟45洞，元窟8洞。

北朝时期洞窟中主像一般是释迦牟尼或弥勒，主像两侧多为二胁侍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塑像背部多与壁画相连。

窟内顶部和四壁满绘壁画。

顶及上部多为天宫伎乐。

下部为夜叉或装饰花纹。

中部壁画除千佛外，主要画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

其中本生故事有割肉求鸽、舍身饲虎、九色鹿舍己救人等。

隋唐为莫高窟全盛时期，隋代百窟样式由北朝的中央塔式改为中心佛坛，组像同前。

唐出现一佛、二弟子、二天王或二力士的组合。

塑像亦由早期的“瘦骨清秀”造型，重返“丰硕壮实”之貌。

窟中壁画主要是大场面的说法图和简单的经变图。

莫高窟最大塑像皆塑于唐，第96窟大佛是莫高窟中最大的塑像。

唐代壁画是多种经变图，壁画题材主要有5种：

① 佛像画。

出现较多的单身佛像和菩萨像，如药师佛、卢舍那佛、观音、势至、地藏以及密教题材的菩萨像。

② 经变画。

有阿弥陀、弥勒、东方药师、观无量寿、法华、宝雨、维摩诘、劳度叉斗圣、观音、文殊、普贤、报恩、华严、天清问、思益梵天清问、金光明、金刚、楞伽、密严、报父母恩重、降魔经变等20余种。

隋和唐前期经变种类较少，场面宏大，构图谨严，内容精练，每一壁一铺，后期种类增多，内容丰富，构图充塞，一壁二至三铺，甚至经变画下还增加屏风画，以补充经变的内容。

③ 佛教史迹画和瑞像画。

唐后期出现，为传自西域于阗以及天竺、尼婆罗、犍陀罗等地的佛教传说，如于阗舍利佛毗沙门天王决海、尼婆罗阿耆波尔水火池、中天竺波罗奈国鹿野苑中瑞像，犍陀罗分身瑞像等数十种题材。

④ 佛经故事画。

隋代逐渐消失，至晚唐复又出现，有善事太子入海等。

个别洞窟绘《贤愚经》的故事20余种。

⑤ 供养人画像。

形象服饰描绘细致讲究，形象逐渐增大，晚唐已出现等身大像。

并从四壁下部进入入口甬道两壁。

场面宏大、结构严谨的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及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是重要的历史画卷。

其规模极为宏伟，表现出天国的壮丽图景。

石窟造像五代时已丧失生命力，宋代起步入衰退。

莫高窟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成为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艺术为一体，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

这些艺术珍品不仅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宗教和社会生活情况，同时也表现出历代劳动人民的杰出智慧和非凡成就。

1900年6月22日看管石窟的道士王元录请来写经书的杨某在往墙缝中插灯草时，发现墙里面是空的，因此发现了一个密室，(现编号17号窟,也叫藏经洞)，洞里藏有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历代文物五、六万件。

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一次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

此后又由此发展出著名的“敦煌学”。

敦煌学经过近百年的研究，不仅在学术、艺术、文化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敦煌艺术之美、文化内蕴之丰富以及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是一座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一个有1600余年历史的旷世奇葩。

莫高窟虽然在漫长的岁月中受到大自然的侵袭和人为的破坏，但目前仍保存有从十六国后期到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代洞窟492个，彩塑2415身，壁画45000多平方米,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窟。

莫高窟文物

莫高窟文物，包括建筑、彩塑、壁画和书籍四部分，其石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典型佛教艺术形式。

北魏、西魏（535－556年)的彩塑和绘画代表早期敦煌的最高成就，属于这一时期的洞窟计有36个，壁画满布于各窟的四壁及窟顶、塔柱各处。

除少量纯装饰性的题材外，主要题材包括具有情节性构图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还有大量的菩萨、飞天、伎乐人、药叉等形象。

其中第254窟《萨 那太子舍身饲虎》、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第249窟《说法图》、第257窟《鹿王本生》、第290窟《佛传故事》等，绘制精美，结构严谨，构思极具匠心，被认为具有高度艺术性，历来为艺术史家所称道。

这个时期的敦煌壁画，从取材到表现方法，都保留着印度文化的明显印记。

佛传故事与本生故事来自于佛教经典，对这方面内容的图像化叙述也早见于印度本土石窟艺术中，在最初阶段，尽管存在民族特性上的差异，来自异域的形象仍被作为精神的化身而被接受，例如佛陀和众神半裸袒的形象，所有带象征含义的姿势，也沿袭印度的图式，其他如“天竺晕染法”，即以粗略的明暗关系表现立体感，也可以作为技法借鉴的证明。

然而对类似姿态、半裸形象等的遵循，主要涉及神性概念的传达，一进入具体描绘，画工固有的经验和眼光便占了上风。

例如所绘狩猎场景等，全然呈现出中原地区传统绘画的趣味，他们在不自觉中对佛教图像较感性的部分加以改造，尤其在形体和装束上，从伎乐人、飞天等到较不重要的菩萨，将他们处理成半中国式半印度式的样貌。

但整体上，由于北魏时期对异域神的普遍敬畏，画工将现实素材加入佛教图式的意愿仍被抑制，壁画形象大多以粗犷、概念化为特征，画面因此体现出强烈的装饰效果。

印度的佛教壁画在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s）中，表现不少娱乐场面，饮酒宴谈，神通游戏，菩萨人物装饰华艳，委婉多姿，色彩鲜明，却将“降魔变”这样的题材也布置得如同演剧的场景一样，使人并无畏惧之感。

反之在敦煌北魏壁画中，常常阴森可怖，围绕苦行故事作画，如舍身饲虎、强盗挖目等，线条与色彩，也是粗犷而强烈，看不出柔和与可亲之情。

莫高窟第249窟、第257窟壁画所呈现的火焰般颤栗，表现出一种炽热的激情，令我们想起哥特风格的基督教绘画，佛、菩萨、飞天等形象，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基督教早期绘画中的圣人和天使。

而实际上，那不过是古代帛画及汉代画像砖艺术的一种延续，如同我们在顾恺之的作品中曾经看到的，其实是以传统方法，如飘举的锦带、纷繁的散花等中国式装饰，加诸印度式形体之上，将庄严、沉寂的场景布满流动的云气，显得丰富、神秘。

多处《狩猎图》、《鹿王本生图》，将佛经故事里的情节与汉代画像砖的射猎图案合而为一，人和动物的象征化表现形式都顺应了佛教传播的启示性叙述；配景方面，山川、树木的表现则借助了莫高窟所在地域的现实素材；在设色上，用土红色做底、以便施加厚色的画法，亦为汉代错金银工艺品、漆器以及墓室绘画所常见。

第254窟《降魔变》，绘释迦牟尼端坐正中，与佛作对的魔王波旬站在其膝旁，波旬手下三名魔女“可爱乐”、“能乐人”和“欲染人”及其他魔众，象征施展于佛陀的色欲诱惑和武力征服，但佛自巍然入定，魔王技穷，随即地动山摇，波旬昏倒，三魔女变作老丑之妪，众魔头分崩离析，各自逃散。

壁画采取了在同一画幅中平铺直叙、比较质朴的表现方式，与其说叙述了整个故事，不如说以动静对比的形式，即山崩地裂、群魔乱舞的情节和场面，衬托佛的伟大、庄严和安详。

画面内容强烈的宗教性和使人惊怵的惨烈景象，使画家忘却了传统的、世俗化的审美情怀，北魏的这部分佛教绘画比任何其他中国古代美术作品表现出了更多异质元素，这种倾向在随后到来的隋、唐时代即得到了修正。

莫高窟隋、唐时代的壁画，所专注的表现题材从强调牺牲、苦修、觉悟的佛传和本生故事转向净土变相（就是用图画渲染、描绘西方极乐世界之美景）、经变（依据佛经绘制之画）以及佛陀菩萨等的肖像。

内容较之过去更丰富，色彩也比较绚丽，表现的境界也更扩大。

当时最流行的是佛教净土宗，因此净土变相在壁画中表现得最多，约占228壁。

其他如乐师净土变相，报恩经变相等，也采取净土变相作为主要的部分。

莫高窟有唐代壁画与彩塑的洞窟达207个，分初、盛、中、晚四期。

其重要的洞窟，如初唐的第220窟，造于贞观十六年（642年），盛唐的第335窟，造于垂拱二年（686年），第130窟和第172窟，造于开元、天宝年间。

中唐的第112窟，晚唐的第156窟等，都存有辉煌的作品，可为唐代佛教美术的代表。

隋、唐壁画在形象塑造上超越了北魏时期的符号化图式，肖像画导入主要人物的描绘。

如第103窟的《维摹诘像》中须眉奋张、目光如炬、达观睿智的形象，包括举止穿戴，已全然是华夏面孔，而无半点异域特征。

第285窟西魏壁画中的仕女与顾恺之的画风极其相近，而220窟壁画中的帝王像，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几乎出自同一手笔。

净土变相以富丽的物质现象，显示佛教许诺的理想境界，但其中一切迷人的事物都是有现实依据的，举凡狩猎、宴乐、车辇、泛舟、百戏、歌舞、耕耘、饲牲、经商、行医，无不出于唐时社会生活的写照。

美术史家多将唐代列为中国山水画定型的阶段，这个时期的绘画极少有真迹留存，莫高窟壁画中的山水画也就成为推想同期山水画面貌最可靠的根据。

从壁画保留的山水图式看，唐人所崇尚自然山水仍是富于野性的，既有令人神往的苍山翠岭、松壑飞泉，也有在山涧奔跑的野兽。

以莫高窟第158、159、217、220等窟相同主题的壁画为范本，典型的《西方净土变》描绘佛端坐于莲花座，左右有陪伴的菩萨、护法的罗汉、天神和力士，以及众多供养菩萨，众神雍容富贵、仪态万方。

佛的座前是一部伎乐，即助兴的歌舞表演者，乐队分立两侧，演奏当时所有的乐器。

佛座周边尚有七宝池等美景，池中青莲引茎长扬，荷花怒放，锦禽戏水；又有金银铺地，琉璃照耀，天女散花，童子在台前嬉戏。

伎乐表演，或独舞，或对舞，十分娱人眼目。

而佛仍静坐沉思，神情安详。

唐人尚享乐、奢华，与早期佛画渲染牺牲、苦修的说教格格不入。

莫高窟唐代经变壁画作了变通，如“法华经变”。

《法华经》主张彻底得道，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容易，须经过艰苦漫长的修炼。

世人多畏惧艰苦，往往半途而废。

于是佛以“方便说法”引渡众生。

《法华经》用“化城”的故事作隐喻，给信众以启悟。

这个故事是说：一群人去远方求宝，要经过漫长的“险难恶道”，大约走了许多路，众人疲惫不堪，而且感到“怖畏”，产生“退还”之念。

是时，一位“导师”以方便法化出一城，楼台亭阁、园林流水俱备，众人看到莫不欣慰，便进得城门，但求安稳，以为已经“得度”，不欲前行。

导师见状，又将城池化去，并告诫信众，这只是暂时休憩之处，不可就此满足，只有继续发奋前进，才能“共至宝所”。

莫高窟第217窟《法华经变之化城喻品》将那座“化城”美妙而生动地展现出来，辅之以画家的想象，勾画出一幅明朗开阔的风景画，画中充满故事叙述的细节。

对“供养人”，即石窟艺术的资助者的描绘，也成为莫高窟唐代壁画的突出现象，最有名的是第156窟的《出行图》。

张议潮是晚唐时期敦煌所在西北地区的政治首领，《出行图》分别描绘了张议潮及其妻子出行狩猎或凯旋时的盛大场面。

张议潮骑红马，骑兵夹道护卫，鼓乐号角齐鸣，后有狩骑，还有飞奔的猎犬和黄羊。

另一幅《宋国夫人（张议潮之妻）出行图》，宋氏骑白马，簇拥着侍从和车马，人物鞍马造型，犹如韩干的《牧马图》与《夜照白图》，并有载歌载舞的舞女、乐队，尤其生动的是，前面尚有一组杂技百戏，亦有鼓乐伴奏，其中所绘爬竿表演，极为真切有趣。

在一座佛教石窟中，画家如此卖力，描画地方世俗权贵的奢靡、铺张场面，固然是对其赞助之功的颂扬，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唐朝社会生活及其佛教信仰的特色。

莫高窟唐代壁画标志着佛教艺术中土化的完成，也可以说是适应了中国民族性的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绘画形式达到统一。

人物造型克服了北魏时的粗糙和概念化，变得丰富和充实。

用线与用色精妙结合，既富丽堂皇，又有磅礴的气势，显得明净、调和。

成于贞观十六年（643年）的莫高窟第220窟初唐壁画保存完好，可以了解唐画设色敷彩的高度成就。

艺术特色

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

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槃窟等。

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

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

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

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瑰丽华艳，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

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

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

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

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

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高深，而且与壁画相融相衬，相得益彰。

第96窟是莫高窟最高的一座洞窟，其外附岩而建的“九层楼”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高33米。

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

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

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

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

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

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

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

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侍女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另有一通石碑，该碑高僧洪辨的告身碑，即记录洪辨一生事迹的纪念碑（至于洪辨之塑像原不在藏经洞内被发现，而是置放在别处，因研究人员在塑像内发现洪辨的法号及一小包骨灰，而将该塑像置藏经洞内）。

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可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注：躲避西夏军队的说法目前在学术界有所怀疑，因藏经洞内的所藏之物品有经过条理性的排列(依千字文)，且洞外也有经过弥封跟彩绘掩饰，故应非仓皇躲避战祸时所封闭。

）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

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

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文化遗产价值

敦煌石窟艺术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于一体的立体艺术，古代艺术家在继承中原汉民族和西域兄弟民族艺术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化了外来的表现手法，发展成为具有敦煌地方特色的中国民族风俗的佛教艺术品，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关系、中外友好往来等提供珍贵资料，是人类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

建筑艺术　现存500多个洞窟中保存有绘画、彩塑的492个，有禅窟、殿堂窟、塔庙窟、穹隆顶窟、“影窟”等形制，还有一些佛塔。

窟型最大者高40余米、宽30米见方，最小者高不足盈尺。

从早期石窟所保留下来的中心塔柱式这一外来形式的窟型，反映了古代艺术家在接受外来艺术的同时，加以消化、吸收，使它成为中国民族形式。

其中不少是现存古建筑的杰作。

彩塑艺术　彩塑为敦煌艺术的主体，有佛像、菩萨像、弟子像以及天王、金刚、力士、神等。

彩塑形式丰富多采，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

最高34．5米，最小仅2厘米右(善业泥木石像)，题材之丰富和手艺之高超，堪称佛教彩塑博物馆。

17窟唐代河西都憎统的肖像塑，和塑像后绘有持杖近侍等，把塑像与壁画结为一体，为中国最早的高僧写实真像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壁画艺术 　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部分是壁画，这些壁画既有反映宗教题材的，也有反映当时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的，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莫高窟的壁画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盛唐时期的壁画水平最高。

学者都将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是十六国至清代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

在大量的壁画艺术中还可发现，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是中华民族发达文明的象征。

各朝代壁画表现出不同的绘画风格，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光辉篇章，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珍贵的形象史料。

敦煌艺术　光绪26年(公元1900年)，在16窟北壁发现砌封于隐室中满贮从三国魏晋到北宋时期的经卷、文书，织绣和画像等约5万余件。

文书除汉文写本外，栗特文、佉卢文、回骨文、吐蕃文、梵文、藏文等各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

文书内容有佛、道等教的教门杂文的宗教文书，文学作品、契约、账册、公文书函等的世俗文书。

敦煌艺术的发现，名闻中外，它对中国古代文献的补遗和校勘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周边和现况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度颇为繁华，周边石窟寺亦颇多。

除了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榆林窟及东千佛洞等，共同组成了敦煌石窟群，其中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通常被看作是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分支。

西千佛洞位于莫高窟西南30余公里的党河北岸崖壁上，呈东西向排列，全长2.5公里，现存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的洞窟22个、壁画约800平方米、彩塑34身，它的洞窟形制、塑像和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均与莫高窟十分相似，但由于历史上的保护不周，目前残损坍塌较甚。

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二十世纪40年代。

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

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1950年，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依然由常书鸿主持，到1966年以前，已加固了约400个洞窟，抢修了5座唐宋木构窟檐，并将周边10余平方公里划定为保护范围。

1984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将敦煌文物研究所升格为敦煌研究院，充实了科技力量，开展治沙工程，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其他技术来加强保护工作。

由于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潜在性地破坏，近年造访莫高窟人数增加，因此对日常参观人数加以限制。

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曾经多次通报清政府，但都被忽视，更曾上书慈禧太后，可惜当时政局混乱，结果毫无回音。

而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不仅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骗取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并以粗暴的方式抢夺、盗取和肆意破坏[来源请求]其中的雕像和部分壁画，将其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损伤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

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

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

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

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

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

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

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

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

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

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损失。

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

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

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