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简介

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亚指葱岭以西今阿富汗和中亚细亚地区，西亚指上述地区以南，西迄地中海沿岸的亚洲部分。

这两个地区的人民和葱岭以东中国各族人民之间很早就开始了友好往来。

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后，随着东方丝绸的大量西运，中亚、西亚的特产也不断逾葱岭而东。

约从3、4世纪起，中亚粟特商人有的即向东移；7世纪中期西亚萨珊王朝覆灭和8世纪大食侵掠中亚，不少波斯人、粟特人移居中国，估计他们很有可能带来一些珍贵物品。

8世纪以后，中西海上交通日益发达，11世纪海运更为繁盛，西亚大食商品一直在舶货中占有重要位置。

以上11世纪以前传来中国的中亚西亚遗物，部分地被保存在古代墓葬、窖藏和遗址中。

其中较重要的有货币、饰物、金银器、织锦和玻璃器等。

货币

主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前1世纪迄公元3世纪的中亚货币；一是4世纪迄8世纪的西亚货币。

中亚货币多发现在新疆南部叶城、和田一带。

1906年，A.斯坦因在这里搜集到安息米特拉达特斯二世 (前123～前88)银币1枚，贵霜迦腻色迦（2世纪）和瓦苏德瓦(波调，3世纪后半)铜币各2枚。

西亚货币有4～7世纪的萨珊银币和8世纪的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白衣大食）的金币。

萨珊银币当时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流通于东欧、中亚间，6世纪甚至还通用于中国河西地区，因此在中国发现的地点、数量都较多(已发现了49起，总数近1200枚)，铸造时间前后延续近 350年。

由此可见：①紧接连中亚的新疆发现萨珊银币数量最多，新疆及其以东地区的发现地点，大部位于中西交通的几条重要通路和它的延长线上。

②铸造年代最早的三起，即4世纪的萨珊银币，都集中出土在今吐鲁番县城东南约50公里的高昌古城遗址之中，反映了4、5世纪之际，中国西北地区已与萨珊波斯有了直接或间接的交通贸易。

③5世纪铸造的银币，已较多地在新疆以东发现，这给5世纪迄6世纪初北魏与中亚、萨珊间密切往来的文献记载，提供了物证。

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发现的萨珊银币中，有一枚边缘压印觭哒文字一行，反映了萨珊、觭哒与北魏三者的关系。

这个时期，海上交通也在发展，所以在广东英德、曲江的墓葬里也发现了萨珊银币。

④6世纪末迄7世纪萨珊晚期铸造的银币，和萨珊亡后于7世纪后期迄8世纪初铸造的所谓“库思老二世式样”即阿拉伯-萨珊式的银币，发现最多，显然这是和7、8世纪大食灭萨珊，掠中亚，迫使大批波斯人、粟特人东迁中国相关联的。

发现的阿拉伯金币，有702、718～719、746～747年铸造的各1枚，均出土于陕西西安西郊一座8世纪后半至9世纪前半的墓葬中。

饰物

发现最早的中亚、西亚饰物，是阿富汗特产的青金石饰件。

江苏徐州2世纪前期砖室墓中出土的兽形鎏金铜砚盒上，即嵌有小块青金石。

6、7世纪传入的饰物中，也多有镶嵌青金石的，如河北赞皇544～576年的李希宗夫妇墓出土的金指环和西安西郊 608年的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上，都嵌有阴刻大鹿纹的圆形青金石，后者还嵌有另外几件方形和圆形的青金石。

李静训墓还出土一对形制特殊的金镯，它和山西寿阳562年的库狄迴洛墓出土的阴刻走狮纹的圆形玛瑙带饰估计都是中亚或西亚传入的。

1970年，江苏南京象山王氏墓地中的7号墓，出土镶嵌金刚石的银指环1件。

金刚石当时是西亚、南亚的特产，这件指环应是从海路传来的。

金银器

中国5～8世纪，在统治集团上层盛行使用金银器皿的风气，应是受到中亚、西亚的影响。

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的窖藏中，出有捶鍱出海兽纹的八曲银洗、捶雕缠枝葡萄纹的高足鎏金铜杯、高雕人物纹高足鎏金铜杯、镶嵌高足鎏金铜杯和线雕人物纹高足银杯（高足佚）各1件。

这5件来自西亚、中亚的器皿，埋藏时间约在5世纪末6世纪初。

内蒙古呼和浩特西郊的一座古墓，时间与大同窖藏相近，所出高足银杯，器形与上述高雕人物纹高足银杯类似，同出还有东罗马利奥一世金币1枚。

固原李贤夫妇墓出土捶鍱出三组人物图像的鎏金银壶和赞皇李希宗夫妇墓所出捶雕水波莲花纹银碗，器形纹饰都与中国传统工艺不同，李静训墓出土高足金杯、银杯各1件，内蒙古敖汉旗也发现一批银器，有鎏金银胡瓶、捶雕猞猁纹鎏金银盘和带柄小银壶各1件，这些大约都是中亚、西亚的输入品。

7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金银器工艺逐渐发展，但直到8世纪的窖藏和墓葬中出土的中国自制的金银器皿，还很显著地受到中亚、西亚金银器的影响，如西安何家村窖藏中的线雕高足银杯、八棱带柄鎏金银杯等。

织锦

中亚、西亚的织锦纹样，多以联珠圆圈分隔为各种花纹单元，花纹题材多猪头、立鸟、大鹿和对禽、对兽、狩猎等，这些花纹新颖的中亚西亚织锦，在9世纪以前曾博得中国人民的喜爱。

在吐鲁番高昌古墓中发现的 5世纪购物账中，即列有“钵（波）斯锦”。

吐鲁番阿斯塔那6、7世纪墓葬所出随葬衣物疏，不仅列有“波斯锦”，还列有“波斯锦面依（衣）”和“波斯锦被辱（褥）”。

阿斯塔那6世纪末7世纪初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中国仿制的具有中亚、西亚织锦特征的联珠圈纹锦。

这种锦纹，还大量地出现在敦煌石窟隋迄初唐洞窟的塑像和壁画人物服饰上。

陕西三原582年李和墓石棺上，也线雕出联珠猪头纹等织锦纹样。

传世的传唐初阎立本绘《步辇图》中，朝见唐太宗的吐蕃使者也着有饰以联珠立鸟纹缘的锦袍。

中亚、西亚传来的织锦实物，即一般认为比中国织绵拈线较紧，组织较疏，并都在纬线上起花的联珠纹织锦，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多有发现。

现知最早的1件，是和619年文书同出于331号墓的联珠兽头纹锦。

玻璃器

西亚玻璃器大约自4世纪以后，从陆海两途输入中国。

萨珊玻璃器在20世纪初即不断在新疆各地发现。

1914年，A.斯坦因在楼兰遗址搜去5、6世纪的有椭圆形磨饰的玻璃碗和有圆形磨饰的器皿残片。

类似的圆形磨饰的玻璃残片，近年还在和田、巴楚、轮台等地发现。

中国发现最早的萨珊玻璃器，是湖北鄂城3、4世纪之际的墓葬中出土的有圆形磨饰的圜底玻璃碗。

其次有5世纪中期固原李贤夫妇墓所出的有圆形突起装饰的玻璃碗。

较迟的有8世纪的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贴饰环形装饰的平底玻璃杯。

伊斯兰玻璃器多发现在11世纪的遗迹中。

浙江瑞安1043年建的慧光塔内的刻花瓶，安徽无为11世纪中期塔基中的刻花玻璃瓶，以及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直壁玻璃杯等，都是伊斯兰玻璃手工业兴盛时期的较典型的产品。

其他遗物

在中国发现的中亚、西亚遗物中还有一种用途不明的带有铭文的铅饼。

铅饼直径在5.3～5.5厘米之间，重量在105～260克之间。

一面凸起，并铸有兽纹，一面凹下，周缘铸有一匝铭文，并印有2个方形戳记。

1949年前曾多次发现，但出土地点和出土情况均不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安汉长安城清明门内及今西查寨发现13枚，在陕西扶风姜嫄村发现2枚，在甘肃灵台枣树台发现274枚。

它们都出于汉代文化层中，有的藏于汉代陶器内，有的与汉代五铢钱和汉代陶片同出，因此埋葬时间不会晚于2世纪。

铅饼上铸的铭文，据考证是传写失真的希腊文。

如果不误，这类铅饼就应是中国发现的早期的葱岭以西的重要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