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简介

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

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

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见史前考古学）。

因而，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古代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新起点。

就目前所知，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大约起始于公元前6000多年，实际开始年代还当更早；一般延续到前2000年左右，中原以外有些地区结束的时间要更晚些。

中国各地遍布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其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和起迄年代各不相同，有些在生产经济上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在一定地域内先后产生的几支新石器文化往往形成自身的发展序列。

中国的诸新石器文化不断发生交流、融合和分化；在此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中国历史最终进入了阶级社会。

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泉。

特别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文化，与后来青铜时代的商周文化紧密相连，并同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交互影响，便是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具体例证。

发现和研究简史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轩辕、神农、赫胥氏用石头制造工具的传说，也有肃慎氏使用石弩以及历代发现“雷斧”的记载。

但这些片断记述，都不属科学的考古学范畴。

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

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过二、三百处，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更是寥寥无几。

1921年，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发现了以彩陶为显著特征并与磨制石器共存的仰韶文化，一度还称为“彩陶文化”。

后来，在黄河中、上游发现了类似的遗存，由此开始了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察和研究。

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考古记》中，就当时已发现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及其他原始文化，提出了“六期”的分期体系，从早到晚依次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

1926年李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是中国学者首次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据此写出的《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和《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3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黄河流域的另一重要考古成果，是1928年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它以薄黑有光泽的黑陶为特征，与磨制石器共存，一度曾称为“黑陶文化”。

该处的发掘报告《城子崖》(1934)，是国内首次出版的大型考古报告。

1936年，又发掘了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从而加深了对龙山文化的认识。

除山东外，在河南、安徽、浙江、辽宁等省也都发现了性质上部分类似的遗存。

当时曾一度认为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是东西相对、同时并存的两支文化。

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发现了商代、龙山和仰韶遗存依次上下堆积的“三叠层”，第一次明确了中原地区两支新石器文化及其与历史时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并据此进一步提出后冈一类的龙山文化与商代文化之间存在传承关系。

此外，由东北、内蒙古到新疆一带的广阔地区，陆续发现一些以细石器为特征、伴存有篦纹或其他类型陶片的地点，当时曾称之为“细石器文化”。

长城附近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细石器与较多的磨制石器和彩陶共存，表明它们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所交流融合，曾被人称为“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

从1932年以来，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福建、中国台湾等省，发现了许多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址，并常伴存着华南地区特有的有肩石斧或有段石锛等磨制石器，当时习惯上称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并一概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在上述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不少中国学者进行了综合研究，有的还以具体事实开始纠正安特生的“六期”说。

但是，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当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基本轮廓还不甚清楚，若干文化的性质仍若明若暗，地区上的空白和时代上的缺环又比比皆是，无论是发现还是研究都是相当薄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发掘。

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7000多处，其中经过发掘的约400多处。

有的地点经多年持续工作，揭露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有的墓地发掘墓葬多达千余座。

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等，局部或整体地揭露了仰韶文化的聚落布局，对了解当时人类生活和社会形态，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物证。

在半坡还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型遗址博物馆。

半坡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资料和论文得到广泛刊印。

以专刊形式出版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愈来愈多，主要有《庙底沟与三里桥》、《西安半坡》、《京山屈家岭》、《大汶口》、《元君庙仰韶墓地》、《宝鸡北首岭》、《青海柳湾》、《昌都卡若》等。

更多的报告、简报或研究论文，刊登在多种学术期刊上。

此外，也汇集出版了若干专题论文集。

在大量工作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在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过去一直是个缺环，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的发现是一项新的突破，并且为仰韶文化找到了起源。

“彩陶文化”一词已被废弃不用，有关类型概念的提出，推进了仰韶文化的分区、分期研究。

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已予独立命名。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确立，解决了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直接继承仰韶文化发展的问题，龙山文化已被细加区分，这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与商周文化的衔接关系。

“黑陶文化”一词同样已被废弃。

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的一支新石器文化，它承袭青莲岗文化，后发展成为山东龙山文化。

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以及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均为建国后新发现或重新命名。

以大量几何形印纹陶为代表的遗存，盛行于新石器时代之后，延续时间很长，从而“几何印纹陶文化”一词已弃置不用。

广大的东南和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也有不少的发现，但文化序列和相互关系远不如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那样清晰。

至于广泛分布的细石器遗存，既不限于北方地区，又分属于不同的时代和文化系统，因而“细石器文化”一词已被否定。

总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基本轮廓日趋明确，地域或时代上的若干重要空白得到填补，对文化类型、主要文化成就和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同时注意考察与历史时期的衔接关系。

大量发现表明，中国诸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日渐占有重要的位置。

如年代测定方面，迄今发表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数据已达数百个，与考古学固有的断代方法相配合，为中国史前年代学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热释光断代的应用，也取得初步的成果。

通过体质人类学的骨骼测量，陶器化学组成、烧成温度和物理性能的分析，农作物和家畜的鉴定等，揭示了当时的人种状况、工艺水平以及生产活动。

孢粉分析又为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些都有助于深入开展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

诸文化的分布、特征和年代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叶开始出现的典型细石器，到了中石器时代更为盛行。

它是一种特殊工艺技术的产品，以小型石核、细石叶或用细石叶加工的石器为代表，主要是作为骨柄等的石刃而装备成复合工具。

这类新型工具的广泛使用，意味着中石器时代狩猎技艺的提高和狩猎经济的发展。

中原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后，随着农业经济的兴起，细石器突然衰落下去，仅保留了少量的残余。

而在东北经内蒙古到新疆的广大北方草原地带，细石器传统经久不衰，主要反映其狩猎经济占有相当的比重，许多遗存也具有浓厚的农业定居色彩。

以原始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国诸新石器时代遗存，面貌多样，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各有创新。

大体可分为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华南和西南，北方等4个地区。

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地处黄土地带，属半干旱的气候环境，自然植被以耐干旱的蒿属等草本植物为主。

在新石器时代气候比今日温暖湿润，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约高于现在2℃左右，尤以仰韶文化时期较为温暖。

而黄土含有矿物肥料物质，土质松疏，易于垦植。

这些，为新石器时代先民提供了有利的劳动、生息条件。

根据目前的发现，约从前6000年起，已形成较发达的粟作农业文化。

其后，在黄河中游、下游和上游，分别演变发展为几支新石器文化。

早期新石器文化

黄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以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和甘肃秦安大地湾3个遗址为代表，陕西西乡李家村遗址也具有类似的性质。

目前对有关文化的划分和命名尚有分歧意见，不过从它们的地理分布、文化性质和绝对年代来看应代表不同的文化系统。

根据目前的发现，裴李岗文化主要集中在河南中部，磁山文化仅见于河北南部，大地湾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李家村文化限于汉水上游。

上述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较大的共性，也各有自己的特点。

遗址的面积都不大，一般为1～2万平方米，文化层也比较薄。

已建造半地穴式房子，村落附近往往有氏族葬地，表明当时的定居聚落已经相当稳固。

农业经济的色彩比较浓厚，都发现有石制农具，有些地点还出土炭化的农作物粟、黍和猪、狗等家畜骨骼。

采集渔猎仍占相当的比例。

在生产工具中，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细石器仍有残余，磨制石器尤为发达。

裴李岗文化的带足石磨盘、石磨棒、狭长圆弧刃的薄石铲和带锯齿刃的石镰，特征非常鲜明（见彩图）。

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大体相似，但石磨盘稍嫌粗糙，镰的数量很少，也不见锯齿刃。

大地湾文化和李家村文化均不见石磨盘，铲、刀等另具特色。

一般地讲，以裴李岗文化的石器磨制得最为精致。

制陶工艺比较原始，都是手制。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以素面为主，有少量的篦纹。

磁山文化与前者相似，但出现一定数量的绳纹、附加堆纹和个别绘有平行曲折纹的彩陶片。

大地湾文化以交叉绳纹为主，素面较少，常在钵口绘一道红彩，钵内也偶见简单的平行曲折纹，处于彩陶的萌芽阶段。

李家村文化也是以绳纹为主，排列整齐，但不见彩陶。

器形以三足钵和圜底钵为共同特征，其他则有所不同，裴李岗文化以半月形耳的圜底壶（有的附加三足）和鼎、勺为特点；磁山文化以盂和支架为特有的遗物；大地湾文化以大口深腹三足罐、凹底壶为主，也有少量的圈足碗；李家村文化则以圈足碗为主，也有三足罐（见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

地层叠压关系和文化面貌说明，以上诸文化属于较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特别是放射性碳素断代提供了明确的年代证据。

裴李岗文化的测定年代约为前5500～前4900年，磁山文化约为前5400～前5100年，大地湾文化约为前5200～前4800年，可见它们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

以上数据已超出了树轮校正表（达曼表）可能校正的最高年限，如加校正，估计大体当在前6000～前5400年左右。

至于李家村文化的年代，似比大地湾文化稍晚。

在世界范围内，新石器时代约开始于前9000年左右。

迄今所知黄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虽不属于新石器时代最初阶段的遗存，但至少对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是一项突破。

从细石器的残余上，表明它们与以沙苑、灵井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遗存有着渊源关系。

无论是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还是大地湾文化，在聚落分布、建筑遗迹、墓葬习俗、农业生产等文化因素上，都与后来的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的关系，在制陶工艺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陶面磨光、绳纹、绘彩以及若干器形，都可看作仰韶文化的前驱。

此外，磁山文化中的石磨盘、陶支架和附加堆纹陶器纹饰，又与山东滕县北辛遗址下层的青莲岗文化，有着某些联系。

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分布范围甚广、延续时间久长的一种新石器时代遗存。

它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内蒙古南部和湖北西北部一带。

据已测定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数据，年代约为前4500～前2500年（校正：前5000～前3000），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

这时的农业经济相当发达，除粟、黍一类耐旱作物外，还种植蔬菜。

主要家畜仍限于猪、狗两种，也发现有鸡。

定居生活相当稳固，形成了从数万到数十万平方米不等的大规模的聚落。

仰韶文化以磨光红陶和彩陶为显著特征。

由于时间和地域的不同，在陶器的器形和纹饰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因而提出类型的概念。

尽管在类型的划分标准以及如何命名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对于它们各自的文化面貌以及发展演变的趋势，总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有人提出，黄土高原的遗存，可分为北首岭、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4个类型，至于史家似可归入半坡类型；黄土高原的东南边缘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即洛阳以东的豫中地区，至少可划分为庙底沟和大河村两个类型；沿太行山东麓的华北平原，即豫北、冀南一带，可划分为后冈、大司空村两个类型。

目前各类型之间的相对序列及其对应关系基本上已可以确定。

继仰韶文化而兴起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

它包括了早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晚期的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

庙底沟二期文化分布在豫、晋、陕交界及其附近地区，往往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

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红陶、黑陶，篮纹成为主要的纹饰，很多器形承袭仰韶文化，尤以大口深腹罐、鼎、小口尖底瓶、菱形带纹彩陶罐和红衣小陶杯最为突出，代表由仰韶向龙山的过渡阶段。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约为前2400～前2300年（校正：前2900～前2800）。

大体说来，河南龙山文化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继续，以河南为中心，也包括晋南和冀南的部分地区。

由于地理分布的不同，文化面貌上出现一定差异，有人把它再划分成后冈二期、造律台、王湾三期、下王岗三期和陶寺等不同类型，也有的认为以陶寺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存（见陶寺遗址）与一般的河南龙山文化有别，但总的看来文化特征毕竟大同小异，目前把它们统归属于同一文化的范畴。

这时的陶器依然以灰陶为主，轮制虽占一定的比例，但不如山东龙山文化那样发达。

绳纹已变成主要纹饰，还有一定数量的篮纹和方格纹，素面和磨光也大量存在。

器形的特点是，鬲多而鬶少，有斝少甗，鼎也不多见，以敛口深腹小平底罐为主，也有单耳或双耳的浅腹杯等。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前2200～前1700年（校正：前2600～前2000）。

后来的二里头文化便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陕西龙山文化又称客省庄二期文化，它叠压在庙底沟二期文化之上，当有继承的关系。

主要分布在关中一带，陕北和陕南也都有其遗存。

陶器以手制为主，轮制的比例很少。

纹饰以绳纹为主，少见方格纹，素面和磨光也不多见。

器形以鬲为最多，鬶、盉比较少见，鼎也极少。

鬲、罐与河南龙山文化近似，而双耳(或三耳)罐则接近齐家文化。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为前1900～前1700年（校正：前2300～前2000）。

黄河下游诸文化

目前一般认为，这一地区较早的文化是青莲岗文化。

它分布于淮北、鲁南之间，陶器的器形比较简单，有釜、鼎、罐、钵和支架等，有的遗址还有角形把手、红顶钵和纹饰简单的彩陶，也有用附加细泥条组成的并排竖堆纹。

据北辛下层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数据，其年代约为前4800～前3700年(校正：前5400～前4400)。

值得指出的是，北辛下层的石磨盘和青莲岗、大墩子下层的陶支架、彩陶等，先后与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有某些联系；而青莲岗的宽檐釜和角形把手，又与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密切相关。

一般认为青莲岗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先驱。

也有人主张，以北辛下层为代表的遗存，应命名为北辛文化，后来发展成为大汶口文化；至于青莲岗遗址则属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和江苏的淮河北岸，在皖北、豫东和辽东半岛一带也有零星发现。

以红陶为主，纹饰常见镂孔和划纹，还有彩陶。

代表性器形有鼎、镂孔豆、背壶、实足或袋足鬶、高柄杯、觚形器等（见彩图）。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年代约为前3700～前2100年（校正：前4300～前2500）。

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

到了晚期，它还深入豫中地区，如在平顶山寺冈、偃师滑城等地都有发现。

辽东半岛旅顺郭家村下层，以带划纹的大口深腹罐为主，器形上与新乐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等相近似；也有彩陶以及鼎、鬶、盉等，与大汶口文化相似，是大汶口文化因素向北波及影响的证据。

山东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它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

它的分布以山东为主，也包括江苏、河北和辽东半岛等部分地区。

以两城镇、城子崖和岳石为代表，或许是3个不同的类型，也有人认为后者文化面貌差别较大，年代较晚，可另行命名为岳石文化。

陶器的特征以轮制为主，多典型的黑陶，有薄仅0.5～2毫米的“蛋壳陶”，陶面修饰主要是素面和磨光。

器形多鬶少鬲（或根本不见鬲），有甗无斝，鼎类颇多，罐类以矮肥的形式为主，与河南龙山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见彩图）。

两者接壤地带的文化面貌，则呈现出一种渐变、交融的复杂现象。

辽东半岛有些遗址出土的薄胎陶、黑陶杯和环足鼎也与山东龙山文化酷似，但其他器物差异较大，当属于地方性的变体。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山东龙山文化如包括岳石类型在内，年代约为前2100～前1400年（校正：前2500～前1600）。

它曾与河南龙山文化并存，下限则较晚，当中原地区已进入商代之后，山东龙山文化还延续了一个时期。

两城镇黑陶上的云雷纹和玉锛上的兽面纹，表明它与中原的青铜文明有某些联系，牟平照格庄的青铜锥也是有力的证据。

黄河上游诸文化

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和宁夏一带，先后存在的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主要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

马家窑文化有的人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大体可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4个类型，代表其发展序列。

不仅从地层关系上证实，同时从陶器的器形和彩陶纹饰上，也表现出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前2700～前1700年（校正：前3300～前2050）。

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间，有上下叠压的地层堆积，特别是石岭下类型的彩陶纹饰和器形犹具有从庙底沟类型递变来的踪迹，因此，有人把马家窑文化视为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性的变体。

齐家文化以红陶为主，表面除素面或磨光外，多见篮纹、绳纹，代表性器形为双大耳罐和高领双耳罐。

它与陕西龙山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

有人认为，它起源于陕西龙山文化，随着不断向西发展，又承袭了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如彩陶等)，地域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实质上当属龙山文化的变体。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其早期年代约为前2000年左右，下限还当更晚。

齐家文化已普遍出现铜器，其中青海贵南尕马台出土的青铜镜，形制纹饰与殷墟的妇好墓所发现者近似，齐家文化的年代下限或可晚到商代。

至于甘肃西部的火烧沟文化，则已进入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据测定，年代约为前1600～前1500年（校正：前1900～前1700），此时已进入中原地区夏、商的纪年范畴。

长江中、下游

长江中、下游干流及其支流地区，为连续的冲积平原。

地势坦荡，湖泽较多。

这里气候暖热，雨量充足。

新石器时代还生存有亚洲象、犀牛、猕猴、孔雀等适于温暖环境或现今分布偏南的动物。

孢粉分析表明，当时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的混交林茂密，又广泛生长着水生植物和湿生草本。

总的是属于中亚热带温热潮湿的气候，大致与今两广和云南等地区的气候接近。

这里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都以稻作农业为主。

在几个区域内，各自形成了不同序列的几支新石器文化。

江汉地区诸文化

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和三峡地区，主要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3种新石器时代遗存。

此外在鄂西北和豫西南的汉水流域，存在着具有较浓厚地域性因素的仰韶文化遗址。

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川、鄂的三峡地区，鄂西南和湘北一带。

在有的遗址中叠压在屈家岭文化之下，揭示了两者的相对年代。

陶器以红陶为主，用植物碎末作羼和料，也有灰陶和少量的白陶，均系手制。

器形中圈足器比较发达，有鼎、盘、豆、簋、杯、碗、罐和器座等，以曲腹杯和筒形瓶为典型代表，并有彩陶和朱绘黑陶(见彩图)。

它与仰韶文化之间存在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前3800～前2800年（校正：前4400～前3300）。

彩陶碗 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遗物） 彩陶罐 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物）

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境内和豫南一带，分别叠压在大溪文化和仰韶文化之上。

屈家岭文化早期以黑陶为主，晚期则以灰陶为最多，依然是手制的。

器形中三足器和圈足器相当发达，有鼎、豆、杯、罐和器盖等，尤以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最为典型。

其中的曲腹杯、扁腹圈足罐和朱绘黑陶等都承袭自大溪文化，宽扁瓦形鼎足与仰韶文化晚期有联系，而蛋壳彩陶又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红衣小陶杯相似。

由此可见，它们之间当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年代为前2500～前2200年（校正：前3000～前2600）。

湖北龙山文化又称青龙泉三期文化，与中原的龙山文化有较大的区别。

陶器手制，以篮纹灰陶为最多，红陶、黑陶较少，早期还有少量的彩陶。

器形中有鼎、斝、鬶等，但缺少鬲、甗，具有浓厚的地域性。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前2000年，经校正为前2400年（见屈家岭文化）。

这一地区仰韶文化之外的 3种文化当有继承发展的关系，但也有人认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是两支并存的文化。

这一带的经济形态都以稻作农业为主，仰韶文化也不例外。

长江下游诸文化

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主要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还包括北阴阳营及其相邻地区的文化遗存。

以南京北阴阳营遗址下层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尽管陶器的质料、器形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有相似之处，但这里彩陶和角形把手较多，为马家浜文化所罕见。

因之，北阴阳下层墓葬不宜归入马家浜文化。

如果将宁镇山脉和秦淮河连接成的丘陵地带，以及相邻的安徽境内的长江南北等地作为一个文化区，或可命名为北阴阳营文化。

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第三期文化，与北阴阳营在文化因素和地域上都比较接近，是否属于同一文化体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薛家岗三期文化的年代约为前2700～前2500年（校正：前3200～前3000），或可为北阴阳营文化的年代提供参考。

河姆渡文化的分布范围似限于杭州湾和舟山群岛一带，以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为典型代表。

对这里的4层堆积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第3、4层属于河姆渡文化，而第1、2层分别与崧泽、马家浜相当；另一种则认为它代表4个文化期，统属于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的陶器比较原始。

手制，绝大部分为夹炭黑陶，以经过燃烧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为羼和料，特征明显。

器表除磨光外，往往有繁密的绳纹和划纹，还发现3片比较特殊的彩陶。

器形以釜、罐为最多，而以釜和支座最具有代表性。

尽管陶器比较原始，但磨制石器发达，骨、木器也相当进步，如带雕刻纹饰的几种骨器、骨耜（见彩图），复杂的木质工具，还有带榫卯的木构干栏式建筑，都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发现的成堆稻壳，为亚洲最古老的稻作遗存。

至于浙江桐乡罗家角的3、4层，文化面貌略有不同，有人认为应属于河姆渡文化的范畴，也有人认为是马家浜文化。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河姆渡遗址3、4层的年代为前4400～前3300年（校正:前5000～前4000）。

罗家角第4层的年代为前4500～前4300年（校正：前5100～前5000）。

河姆渡文化以其丰富的内容，展现了长江流域较早阶段新石器文化的面貌。

有人将马家浜文化分为马家浜和崧泽两期（不包括罗家角4层），代表了马家浜文化的早、晚阶段；也有人分别命名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

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流域，早期阶段制陶工艺尚保持一定的原始性，以红陶为主；晚期以青浦崧泽遗址中层为代表，陶质与早期近似，泥质陶则以灰陶为主，并出现轮制，器形渐趋复杂。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马家浜文化早、晚阶段的年代，约为前3700～前2800年（校正：前4300～前3300）。

继马家浜文化发展起来的是良渚文化。

其石质工具有了显著的进步，磨制精致，种类复杂。

玉器也大量出现，其中以璧、琮最具特色，可能属于随葬的礼器。

特别是玉琮上的兽面纹，纤细生动，与后来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有着某些联系。

制陶工艺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轮制普遍出现。

陶质以泥质灰胎黑陶为主，表皮的黑色容易脱落。

胎壁最薄的仅1.3～2毫米，与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陶”相近似。

器形以鼎、罐、豆、杯、鬶、盉最为常见。

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都有丰富的稻谷发现，证实这一带地区是以稻作农业为主的。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为前2800～前1800年（校正：前3300～前2200），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阶段相当，在文化特征上，则与山东龙山文化有更密切的联系。

华南和西南地区

华南地区绝大部分为山岭丘陵地，又多处于沿海一带，由于受到海洋季风的影响，雨量很多。

这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基本上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遗存呈现浓厚的地域色彩，晚期遗存则与长江、黄河流域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但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西南一带主要是云贵西藏高原，目前新石器时代的资料比较零散，大都是晚期的遗存，发展阶段还不甚清楚。

华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遗存

以绳纹粗陶为代表，广泛分布于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和中国台湾等省。

遗址的种类包括洞穴、贝丘和台地3种，它们的出现主要由于地理条件、经济形态或其他因素所决定，并不能作为划分文化类型或确定时代先后的依据。

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大量的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共存，普遍地使用器形简单的绳纹粗陶，具有比较原始的文化性质；同时，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农业痕迹不甚显著，有无家畜饲养也不很清楚，表现了比较落后的经济形态。

可能是由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有利于植物的生长，为采集渔猎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来源，简单粗糙的石制工具也不利于开发广阔茂密的森林，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因此可能只种植多年生的块茎植物如芋头、薯芋等。

在这里至今没有发现种植谷物的农业。

这一带的陶器产生在种植谷物的农业出现之前，具有相当的原始性。

陶器的颜色不纯，在一块陶片上有时出现红、灰、黑3种颜色，火候也较低。

陶器上的绳纹、篦点纹表现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华南石灰岩地区的放射性碳素断代数据误差较大，一些蚌壳标本的年代偏早，往往达1万年以上，只能作为判断年代的参考（见华南和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

华南地区的晚期新石器文化

这一时期的陶器发生显著的变化。

质料的种类增多，粗陶之外，也有泥质陶，颜色呈红、灰、黑3种，甚至到较晚的时候，还出现烧成温度达900～1100℃的硬陶，反映出陶窑的结构已相当进步。

制法依然是手制，采用慢轮修整。

器形以圈足器和三足器为主，以釜、鼎、鬶、豆、壶、杯为最多，有的遗址中还有彩陶。

石器主要是磨光的，种类复杂，多见有孔、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表现出相当进步的特征。

这时的农业经济已较发展，在江西修水山背和广东曲江石峡都发现了稻草和稻谷。

由于时代或地域的差别，华南地区各地往往呈现不同的文化面貌，目前已确立的文化有：以山背村跑马岭遗址为代表的山背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前2300年（校正：前2800）；以石峡遗址为代表的石峡文化，测定年代为前2400～前2300年（校正：前2900～前2700）；还有以福建闽侯昙石山遗址为代表的昙石山文化。

从文化性质上看，昙石山文化与中国台湾地区凤鼻头文化当属于同一个系统，可见当公元前一、两千年以前，中国古代的先民已跨越中国台湾海峡，在东南沿海一带创造了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

以上 3种文化有着相当多的共性，既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相类似，又具有龙山文化的若干因素，表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来源的文化有逐步统一的趋势。

此外，这一地区几何印纹陶开始萌芽，为商周时期的广泛流行奠定了基础，并为原始瓷器的发明开辟了道路。

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

现有资料比较零散。

三峡地区的打制石器，过去曾作为中石器来对待，经调查试掘证实，它们与陶器共存，应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范畴。

川东三峡为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川北理县、汶川一带分布着马家窑文化的遗存。

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的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前1800～前1700年（校正：前2200～前2100），元谋大墩子遗址的年代大体为前1400年左右，都属于较晚的遗存。

西藏地区除较早的细石器传统外，还在藏南林芝、墨脱等地发现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代表的晚期遗存。

在藏东昌都的卡若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除细石器外，有磨制石器和陶器等共存，特别还发现一件宽带三角折线纹的彩陶罐。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前2700～前1800年（校正：前3300～前2100）（见华南和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

北方地区

从东北经内蒙古到新疆的北方地区，除山地丘陵、冲积平原外，主要是浩瀚的沙漠草原。

各地广泛分布着细石器，成为这个地区新石器遗存的突出共性，同时包含有不同种类的陶片，表示它们属于不同的时期或文化系统。

以黑龙江密山新开流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以渔猎经济为主，有磨制石器、篦纹陶与细石器共存，经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为前3500年（校正：前4100）。

辽宁沈阳新乐遗址下层和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都发现有聚落和房屋，也都有磨制石器、篦纹陶与细石器共存。

两者属于不同的文化，前者分布于辽宁东南部，被称为新乐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年代约为前4700～前4200年（校正：前5300～前4800）；后者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可称为富河文化，测定的年代为前2800年(校正:前3350)。

上述两类遗存都有着明显的原始农业，不过畜牧、狩猎经济还占相当的比重。

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地带的红山文化，除具有弧形篦纹陶和细石器等遗物外，还有彩陶共存，农业经济的色彩也更加显著。

它与仰韶文化的联系较为密切，如泥质红陶的碗、钵等器形近似，特别是彩陶和红顶碗尤为相近。

内蒙古敖汉旗四棱山的横穴式陶窑，也与仰韶文化具有更大的共性。

河北三河孟各庄遗址系红山文化分布的南界，已与仰韶文化紧相接壤，受后者的影响更为突出。

继红山文化之后的小河沿文化，其彩陶和细石器等内涵，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由河北到内蒙古的沿长城地带，有许多遗址具有仰韶文化的特点，往往与细石器或其他类型的陶器一起被发现，从遗物性质上观察，大部分属于典型的仰韶文化，有些则是与红山文化相类似的地方性变体。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成就和社会形态

渊源悠久的文化传统

中国从旧石器时代初期起，在较大的范围内就有人类活动。

经中石器时代的过渡，随着农业和畜牧的出现，发生了“新石器时代革命”，由此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目前已发现的七、八千年以前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都已出现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聚落遗址。

继而先后兴起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农业经济日益发达，聚落愈加密集，分布范围也相当广阔，成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主干。

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传统悠久。

其他地区的文化也各有特点，自成系列。

在相互交流、融合中，使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内容更为丰富多采。

在全国范围内，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有渐趋一致的倾向。

例如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在其广大分布范围内，虽可以划分成若干各具特征的考古学文化，但它们之间文化面貌上的共性毕竟是主要的。

又如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甚至东南地区的山背文化、石峡文化和昙石山文化等，也都有一定的共性，如鼎、鬶、豆、簋、杯、壶等陶器的形制虽然有所变化，但其主要风格比较接近。

上述迹象清楚地反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的交流影响及其融合统一的趋势。

而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地区的地位日趋突出，发挥着先导和推动的作用，在社会生产高涨的基础上，终于首先产生奴隶制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商周文明的新篇章。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成就

综观中国的新石器时代，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重大发明和成就很多，物质文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现择要列举以下几个方面：

原始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在黄河流域，适应黄土地带的自然环境，新石器时代早期就主要种植了耐旱作物粟和黍。

北方其他地区也都普遍发现粟的遗存。

它们作为在中国最早培植的谷物，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起，长期成为华北居民的主要食粮。

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沼泽众多。

从较早的河姆渡文化开始，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都以稻作农业为主。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粟、黍、稻等粮食作物，在世界作物栽培史上居于突出的地位。

其他如农业工具、耕作方式等，也不断有所改进。

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

广泛饲养家畜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无论南北，都以饲养猪、狗等家畜为主，并且具有与定居农业密切结合的性质。

鸡和黄牛，早在磁山文化中可能已是家养的动物。

两者的骨骸在仰韶文化中继续有所发现，但数量仍不多，也不普遍。

家羊遗骸在马家窑文化中经常出土，有的还用它随葬，这时除普遍地饲养了绵羊外，还有少量的山羊。

水牛的驯养当以南方为较早。

河姆渡文化发现有较多的水牛骨，可能已开始饲养，其后逐渐发展。

至今新石器时代的马骨只有零星发现，家养可能较晚。

一般认为，至迟在龙山文化阶段，从总体上说，猪、狗、牛（黄牛、水牛）、羊（绵羊、山羊）、马、鸡，古代文献中的所谓“六畜”已基本齐备（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

制陶工艺不断进步

世界上不少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是先有农业、畜牧业，然后才有陶器。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新石器时代的前陶阶段，有待于今后工作中去探求。

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制陶工艺首先发达于中原地区。

陶器成形是从手制、慢轮制过渡到轮制，陶窑有横穴式和竖穴式两种基本结构。

裴李岗文化已经出现横穴窑，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日益发展。

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陶器烧成温度一般为850～950℃，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达900～1000℃，有的甚至可达1050℃。

其中，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以其胎薄质细、火候甚高、造型优美而显示出最为高超的工艺技术（见彩图）。

东南地区的硬陶火候高达1100℃，表明这个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窑结构和工艺技术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工艺）。

制玉工艺的兴起

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峡文化、红山文化等为代表，制玉工艺相当兴盛，甚至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

特别是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琮、玉璧，制作精美，规格定型，雕刻有繁缛的兽面纹饰。

它们多出土于大、中型的墓葬里，具有贵重礼器的性质。

璜、玦、琮、璧等，商周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

早期铜器的问世

在新石器时代的龙山阶段，如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在多处地点发现了小件铜器、炼铜用的坩锅残片、铜渣等，特别是在下限年代较晚的齐家文化中发现最多。

质料以红铜器为主，少数是分别掺锡、铅或兼有锡、铅的青铜器。

红铜多采用锻造方法制造，也有的是铸造的；青铜器一般使用单范，个别的已用合范铸成。

器形包括斧、刀、凿、匕、锥、钻头、坠、环、泡、镜和铃等，主要属于小型的手工工具、生活用品和饰物。

当时铜器的制造比较原始，使用并不普遍，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尚未跃居显要地位，但毕竟是一门新兴的手工业，更为以后的大量使用准备了条件。

结合早商青铜器的存在，表明黄河流域是中国早期冶金发展中心之一。

建筑技术日趋提高

建筑中大量的是人们居住的房屋，大体有横穴窑洞、半地穴、地面营造和架空居住面的干栏式建筑几种形式。

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属于土木混合结构，墙基由随地而起到挖槽筑基，墙体多为木骨泥墙，后来出现相当进步的土坯墙，居住面由硬土面、草拌泥进而再涂抹光洁的白灰面，房柱基础为夯砸陶片垫底、置放础石或木板等，间架形式有单间、套间以至连间之分，还开始在夯土台基上营造地面房屋。

其中许多建筑技术和传统，在商周时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至于在河姆渡发现的干栏式房屋，是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环境而出现的一种榫卯木结构建筑，别具一格，显示了中国建筑的多样性（见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建筑）。

小型城堡的出现

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如半坡、姜寨聚落遗址的外围，便挖掘有沟壕，这是一种比较简易的护围设施。

至龙山文化阶段，新出现了以夯土版筑或石块垒砌的围墙，形状较为规整，工程规模也比过去大为提高。

河南龙山文化的登封王城岗城址，似为两次修筑，后筑的一座略呈方形，夯土墙长约90余米。

淮阳平粮台城址长宽各185米，城墙残高3米多，南北墙的中段各开一座城门。

山东龙山文化的寿光边线王城址略呈圆角梯形，城内面积4万多平方米，夯土城墙基槽里发现有儿童、猪、狗等骨架，是为奠基的牺牲。

其他在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等遗址，则有石墙环绕，后者位于山的南坡，城内总面积10多万平方米。

上述小型城堡主要是为了加强防御，它是与原始社会末期战争的频繁和剧烈相联系的。

发达的原始艺术和符号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创作往往与日常用品相结合，具有手工艺品的鲜明特点。

绘画主要表现在彩陶和彩绘陶上。

特别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十分发达，其他如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等，也数量不等地存在，这种装饰艺术一度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艺术的主体。

陶塑既有单独的制品，也有作为陶器的附饰。

雕刻施于陶、骨、角、牙、玉、木等质料制成的工具、器皿或装饰品上。

绘画、塑像和雕刻的内容，包括有人形、禽兽、鱼虫、花草、屋舍以及各种几何图案等，生动、朴实。

陶埙、骨哨、陶铃甚至铜铃等乐器也有发现。

各种单体符号常见于陶器上，以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为最多，在有的文化中，个别符号很可能已是文字的萌芽（见仰韶文化）。

社会性质的探讨

中国新石器时代属于原始氏族社会后期，包括了母权制和父权制两个阶段。

大量考古实物资料，特别是墓葬材料，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

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都位于居住址附近，埋葬集中，排列有序，反映出在氏族制下血缘纽带的支配作用。

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

葬制比较复杂，单人葬是最常见的一种葬法，延续的时间也最长。

至于合葬墓，根据不同的情况，性质上也有所区别。

如仰韶文化的多人集体合葬（包括二次葬），显然代表了母系氏族的葬制，即同一墓穴中包括母亲及其子女，但不包括丈夫在内。

至于象大汶口文化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结合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综合考察，一般被认为是过渡到父权制的夫妻（妾）合葬墓。

仰韶文化的多人二次葬　陕西渭南史家遗址出土

随葬品的多寡悬殊，一般被作为贫富分化的反映，但也不排除与当时的风俗习尚有关，需作具体分析。

例如，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墓葬之间在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上已有所不同，甚至少数墓葬不见任何随葬品。

仰韶文化也有类似的情况，个别墓还出现厚葬，这些并不能作为贫富分化的证据。

大汶口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厚葬风气流行，随葬品的多寡也较为显著，应同私有制的出现有关。

至于龙山文化的陶寺墓地，贫富悬殊的情况尤为突出，大型墓有木质葬具，随葬品丰富，陶盘上绘有蟠龙纹，并有鼍鼓、特磬等乐器，表明墓主人可能是部落的首领。

中型墓也有相当数量的随葬品，而大量的小型墓却相当贫乏（见陶寺遗址）。

尽管死者的身份不同，贫富分化也比较明显，但仍葬在相当密集的氏族公共墓地里，表明这时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依然比较牢固，虽已处在氏族制度逐渐瓦解的阶段，但还没有进入阶级对立的奴隶社会。

总之，考古学资料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经历了氏族社会的繁荣和瓦解阶段。

至于从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具体转变过程，以及这种过渡在地域间有无不平衡现象等，都有待于今后继续探索。

面临的研究课题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体系已初步建立。

但对有关的专业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亟待开展讨论研究。

对中国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遗存，宜作重点加以探寻和辨明。

与此相关，中国的农业和陶器的起源等也是重要的课题。

在进一步积累资料的基础上，需深入分析已知诸文化的来龙去脉，准确划分地区和类型，详细了解生产状况，具体揭示社会性质。

南北有些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缺环较多，填补这些空白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各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全貌、发展道路及其历史地位。

另外，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从原始社会转变为奴隶制国家的具体途径等重大课题，更有待于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去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