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简介
金石学（汉语拼音：jīn shí xué，英语：Studies of Inscriptional Bronze and Stone），中国考古学的前身。
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前，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
注重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希图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
形成于北宋时期。
曾巩的《金石录》（已佚）最早使用“金石”一词。
清代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
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曾记录一些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
但未曾进行形制、花纹的深入分析，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发展成完整的学科体系，迄今已逐渐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作为独立学问的金石学已不复存在。
金石学宋代以前的研究
随着先秦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即有人研究辨识当时已不通行的“古文”。
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张敞曾考释过美阳（今陕西扶风东北）发现的尸臣鼎。
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
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盗掘战国魏君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荀勗、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几种佚书。
荀勗还曾根据文物资料考订古代的尺度。
唐代初期，石鼓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
但宋代以前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上没有专门著作问世。
金石学宋代的金石学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宋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大力奖励经学，倡行礼制。
于是朝廷及士大夫均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同时，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新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墨拓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学的流传提供了方便条件，也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
自北宋真宗朝以后，已有学者注意将出土古代器物著录研究，如僧湛洤《周秦古器铭碑》与杨南仲《皇祐三馆古器图》（皆佚），均属草创。
至仁宗朝，对宋代金石学有开创之功的刘敞首先使人将家藏的11件古器摹其文字，绘其图像，刻之于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又在《先秦古器记》中提出古器的研究方法，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金石学之创立始具雏形。
其后胡公谨作《古器图》，李公麟作《考古图》，今皆不传。
现存年代最早且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元祐七年(1092)的吕大临所撰《考古图》。
该书及约30年后成书的《宣和博古图》，反映了宋代古器物研究的水平。
两书不仅比较准确地摹录所收器物的图像、铭文，记录各器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而且尽可能注明器物的收藏地和出土地。
《宣和博古图》还在图旁标注“依元样制”或“缩小样制”，以明图像的大概比例，对铜器的分类和定名也有不少贡献。
后来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厚之的《钟鼎款识》、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则仅摹写铭文并释文，或略加考证，属铭刻集录性质。
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唯存古器款识名目而已。
吕大临作《考古图释文》，肇金文字书之端，后又有王楚《钟鼎篆韵》，薛尚功《广钟鼎篆韵》，两书并佚。
石刻方面，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二书系年，王象之《舆地碑记目》、陈思《宝刻丛编》二书系地，《宝刻类编》则按人物分类，内容大都限于目录和跋尾两项。
洪适的《隶释》、《隶续》二书则具录石刻全文。
其他方面，除钱币有洪遵《泉志》等书传世，玺印有若干谱录留存外，铜镜、玉器、画像石和砖瓦等物虽有个别著录，但为数极少，在当时的研究中不占显著位置。
宋代的金石学已作出许多值得珍视的成就。
金石学元明两代的金石学
元明两代，金石学少有成就。
较突出的是元初入仕中国的色目人葛逻禄迺贤，曾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些地方多方搜求古刻名碑，并注意考察古代的城郭、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后根据其实地考察所作记录，参验文献记载撰成《河朔访古记》一书，突破了一般金石学家闭门考证铭刻的学风。
元杨銁《增广钟鼎篆韵》，为踵王楚、薛尚功之作。
朱德润《古玉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部专录玉器的著作。
明曹昭《格古要论》则是有关文物鉴赏的早期著作。
石刻方面，元潘昂霄《金石例》开碑志义例研究之先；明陶宗仪《古刻丛钞》、都穆《金薤琳琅》具录全文，赵崡《石墨镌华》存目并附跋尾。
金石学清代以来的金石学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研究偏重于石刻，主要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石经考》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的著述。
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四书，摹仿《宣和博古图》的体例，收录清宫所藏铜器总计达4,000余件，对古器物研究的复兴起重要推动作用。
此后，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学大为发展。
清代金石学家精于鉴别，详于考订，研究范围较广，并且有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
搜集的铜器铭文、碑刻、古钱币及玺印等铭刻资料更为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显著提高。
玉器、镜鉴、兵符和砖瓦、封泥等，也都开始专门研究。
据容媛所辑《金石书录目》统计，现存金石学著作中，北宋至清乾隆以前700年间仅有67种（其中宋人著作22种），而乾隆以后约200年间已达906种之多。
铜器和金文研究方面，钱坫最早将其多年搜集的商周秦汉铜器摹绘图像、铭文，并加考释，编撰为《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
程瑶田则从出土实物出发，对照《考工记》及有关记载作《考工创物小记》，探讨古代车制和钟磬、戈戟等制度。
当时注意搜集铜器和器铭拓本的学者颇多，而以阮元收藏最丰，后由朱为弼协助编录为《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着重收录铭文摹本、释文及考证，其体例与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相仿。
此后，著录之书分为两类：一类附有图像，如曹载奎《怀米山房吉金图》、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吴云《两罍轩彝器图释》、潘祖荫《摹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端方《陶斋吉金录》及《陶斋吉金续录》；一类仅收铭文，如刘喜海《清爱堂家藏彝器款识法帖》、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而吴式芬的《捃古录金文》、吴大澂《愙斋集古录》、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书最为赅备，收器均在千件以上，内容丰富，摹写精善。
根据金文资料或兼及其他铭刻的古文字学著作，则有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和《字说》，孙诒让《古籀拾遗》和《古籀余论》等书。
石刻著作为数甚多。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及《跋尾》、武亿《金石三跋》及《金石续跋》、严可均《铁桥金石跋》等考订均较精审；孙星衍、邢澍合撰《寰宇访碑录》则按地区详举历代石刻的目录计8,000余种；清末有吴式芬《捃古录》、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端方《陶斋藏石记》，著录所藏金石拓本已达一两万种。
王昶《金石萃编》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则为集成性资料汇编，所收均以碑刻为主，仅有少量铜器和其他铭刻，除照录全文外，又注明尺寸、藏地，并附各家题跋和编者案语。
断代和分地的石刻著作较重要的有：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和《粤东金石略》，毕沅《中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阮元《两浙金石志》，以及毕、阮合撰的《山左金石志》等。
专究某一名碑者更不胜枚举。
墓志、造像、题名和画像石的研究已有专书问世。
有人还注意到海外的资料，如刘喜海《海东金石苑》、傅云龙《日本金石志》。
叶昌炽所著《语石》，对历代石刻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是难得的通论性著作。
其他方面的重要著作，钱币有李佐贤《古泉汇》，著录历代钱币6,000枚；玺印有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著录历代玺印上万方；玉器有吴大澂《古玉图考》，对古玉的名称和用途进行考订。
综合性著作，古器物图谱类有冯云鹏、冯云鹓同辑《金石索》，内容包括铜器、钱币、玺印、镜鉴、石刻和砖瓦等方面，反映清代金石学研究范围之广。
吴大澂的《权衡度量实验考》一书，根据古代玉器、钱币、度量衡器和计量铜器的实测，推算古代尺度和衡制的量值，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末民初，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及于明器和各种杂器，不再限于文字。
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当时集大成的学者，均有多种著述。
马衡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则对金石学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