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上半叶，极盛而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次发动对欧洲的进犯，企图挽救衰落。土耳其军占领了中欧、中东欧的广大地区，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欧洲各国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土耳其人的入侵。

1683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与东方的奥斯曼帝国，实际上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执政时间长达45年的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是一位在宗教和政治立场上颇为强硬的皇帝。在其漫长的皇帝生涯中，饱受宗教争端的折磨。三十年战争的灾难，导致德意志及周边地区的新教徒们，在立场上与帝国宫廷进一步激进化。特别是在匈牙利境内的新教徒地区，以艾姆雷·索科里为首的一支新教徒起义军，不惜请求奥斯曼帝国的帮助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

传统对手法国，则利用三十年战争中的休养生息和外交操作，一跃成为西欧地区的最强国家。他们一面使用重商主义来发展经济与海军，一面利用绝对君主控制下的财富，培养着当时最现代化的军队。当法兰西的常备军数量已经冠绝欧陆之时，维也纳的皇帝依然只能依靠雇佣军和封建联盟来维系理论上的庞大武装。法国人还依然坚持着同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同盟，希望利用后者来牵制哈布斯堡的注意力。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同样已经度过了自己的巅峰岁月。曾经依靠三大洲资源与技术，不断攻打西欧各地的–霸权，早已荣光不再。相反，在漫长的大土耳其战争中，他们已经陷入了和威尼斯共和国的长期鏖战。借着法国人的怂恿与匈牙利新教徒的邀请，奥斯曼人将索科里封为“上匈牙利”的国王。这个举动将奥地利和其东邻的神圣罗马帝国领土割裂开来，并有了在神罗军队进入匈牙利时对神圣罗马帝国宣战的借口。

1681年，神圣罗马帝国军进入匈牙利中部，当地的新教徒们马上给苏丹–四世送去了求援信。苏丹希望以大胜来缓解各种国内外矛盾，因而顾不得与威尼斯的战争，转而着手进军中欧。

在当时，奥斯曼军队似乎又重拾了百余年前的勇武雄风。1669年，他们使用学习来的西欧攻城技术，拿下了–在海外最重要的殖民地克里特岛。帝国至此完全掌控了东地中海的海上霸权。1676年，凭借国力的优势，他们又迫使波兰国王索别斯基放弃黑海北岸的波多利亚和乌克兰，从而将触角伸向哥萨克人叛乱的核心地带。甚至在前一个世纪中，被全球化通胀所摧毁的中央财政，也逐步得到了恢复。府库中的财政余额，让苏丹有了继续用兵的底气。

由于苏丹将目标设定在维也纳，而不是匈牙利边区，他一次性地集结了人的军队。其中既有规模不断膨胀的近卫军，也有各地的地方军团和封建武装。当来自亚洲的安纳托利亚军队，与欧洲的鲁梅利亚军团挥师后，一路北上匈牙利边境。来自属国特兰西瓦尼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三个公国的仆从军，在沿途加入进来。一直为苏丹服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也派出了自己的骑兵部队。最后，当匈牙利新教徒军队加入进来，远征军规模已经达到了人之多，各类大小火炮多达150门。

他们在欧洲边区的征召部队，大都是优秀山地轻步兵，同样使用威力可观的–。甚至有匈牙利和瓦拉几亚这样，完整的欧式军队辅助。残存的西帕希封建骑兵，也用上了欧式–，并在日常训练中，维持着先祖传承下来的优异骑术。至于依然使用弓箭的克里米亚轻骑兵和亚美尼亚弓箭手，同样是熟悉战争技巧的老手。甚至还有部分从埃及征召的马穆鲁克骑兵，混迹其中。当然，为了攻城略地并消耗欧洲人的精锐部队，土耳其也不会忘记从各地的流氓和山贼中征集规模庞大的阿扎普炮灰。

苏丹本人在半程行军中，都保持着御驾亲征的姿态。但在经过多瑙河边的重镇贝尔格莱德时，他停下来进行进行休息和–。此后，全军的最高统帅就由大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负责。他被当时的人评价为：智勇双全，英勇善战又野心勃勃。

奥斯曼中央宫廷的统筹能力，不仅让他们可以聚集起规模庞大的军队，也能保证作战目标的保密。

欧洲人起初不觉得苏丹会为了偏远的匈牙利地区，大动干戈。在确定奥斯曼军队已经开拔后，又摸不准这支大军的动向。他们撤回了进入匈牙利的军队，却不清楚对手会不会是要北上进攻波兰。出于恐惧感，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与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索别斯基联合，组成了一个应对君士坦丁堡方面的攻守同盟。但同样缺乏足够常备军的两者，都需要时间去组织足够规模的力量。

当作为奥斯曼全军先锋的鞑靼军队，越过匈牙利边境后，与指挥帝国军队的洛林公爵查理五世遭遇。鞑靼人在数个方向机动，做出了排山倒海的架势。不明情况的帝国军选择了后撤。但一系列后卫与敌军的短暂交火，被以讹传讹为决定性的溃败。利奥波德一世及大部分朝臣，不得不撤出维也纳。到敌军进抵维也纳城下时，守军只有斯塔伦贝格伯爵指挥的7000直属雇佣军与人的志愿者。洛林公爵则率领骑兵在城市附近机动，不放弃继续抵抗的机会。

在当时，由于奥地利皇帝还没有建立常备军部队，所以他屈指可数的军队也是招募的雇佣兵。在具有浓厚佣兵传统的德意志地区，只要皇帝下令，就不愁招募不到足够数量的部队。经常出现募集兵员，远超军饷总额的情况。这些佣兵还经常成建制地被荷兰、法国或瑞典等强国雇佣，紧跟战争的发展潮流。但缺点就是，在突发情况下，无法迅速被召集起来。因此，维也纳的守军必须在皇帝的大军赶到前，守住帝国的核心城市。

7月上旬，土耳其军逼近维也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携宫廷眷属和达官显贵一起仓皇逃离首都。

另一方面，索别斯基也在波兰和立陶宛全境招募军队。作为两个国家共主的他，同样只有很少的常备军部队。何况波兰在当时依然采取类似中世纪法国的封建采邑制度，大小贵族的动员需要比近代化雇佣军更长的时间。因而他的有生力量，也不可能在近期就赶到战场。尤其是地域更为遥远的立陶宛地区，动员地方力量的速度会更为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