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为争夺霸权，在泓水发生了一次战斗，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泓水之战后，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

公元前771年，由于西周最后一位君主周幽王昏聩荒诞，宠幸褒姒，废王后申宜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封其子伯服为太子，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周王室内部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内部权力之争。废后申宜父不满王后与太子被废，随勾结北方的犬戎攻陷镐京，擒杀幽王与褒姒，立废太子宜臼为王，即周平王。

周幽王在位后期宠幸褒姒，曾上演过一出“烽火戏诸侯”的荒唐之举，所以在犬戎攻陷镐京之时，诸侯皆未前来救援。西周灭亡后，太子宜臼继位为周平王，迁都洛阳，洛阳位于镐京以西，所以后世称为东周。东周虽然建立，但其权力威望已经无法比拟西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已经基本上名存实亡。所以，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的476年，中国历史进入到东周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

公元前643年，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齐桓公去世，齐国因君位继承而引发内乱，公元前642年，宋襄公出兵协助齐孝公夺得君位。同时，楚成王借齐国中衰、中原无霸的机会将势力渗入中原地区。宋襄公不顾宋国国力尚弱，希望能以宋国的公爵地位压制各诸侯国，与楚国争夺中原霸主的位置。公元前639年，春，宋、齐、楚三国君主会盟于齐，在宋襄公的坚持下，三国同意于同年秋在宋国召开诸侯大会。同年秋，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会盟，齐国和鲁国推脱未参加。

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结果在会场上遭到楚成王的突袭被擒。楚成王挟之进攻宋都商丘，宋军坚守，数月未下。不久，在鲁僖公的调停下，楚成王于同年冬释放宋襄公。宋襄公回国后，不甘受楚之辱，亦未放弃争霸之心，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说，于公元前638年夏，联合卫国、许国、滕国三国进攻依附与楚国的郑国，以泄愤。楚成王为救郑率军攻打宋国，宋襄公遂即撤回迎战。

商周以来，战争形成一种惯例，战争的目的不在于杀伐，而在于决胜负；所谓的春秋“无义战”并非指战争过程，而是针对战争目的而言，所有的攻伐，都是领主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因此，春秋时期的战争相对于战国时期和后世的征伐，并不是充满着嗜杀和血腥。正如《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而且，商周以来战争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且崇尚“礼义之兵”；意思就是，作战双方，相互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公平对决，分出胜负，不搞偷袭。这有点像原始的群落间攻伐，更像是约架。

所以战争开始时，宋军已经先于楚军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而且也处于有利态势，但宋襄公却遵守“不排成打仗的阵列不能开始战斗”的陈旧观念，就像他从简赴约一样，始终以君子之风行事；在楚军渡河之际以及渡河之后，尚未列阵之时，两次拒绝司马公孙固的建议，拒绝趁人之危。直待楚军从容布好阵势后才下令攻击，以致大败，襄公重伤，不久死去，宋国由此失去了争霸的实力。

首先，就泓水之战的起因来说，公元前639年，宋襄公以盟主身份约楚成王以及陈国、蔡国、郑国、许国、曹国之君在盂会盟。不过，在这一次会盟上，宋襄公因为没有带领多少护卫，所以被楚成王挟持了。数个月后，在鲁国等诸侯国的压力下，楚国最终释放了宋襄公。由此，对于宋襄公来说，自然不甘受楚之辱，于是选择合卫国、许国、滕国三国进攻附楚的郑国。面对宋国、卫国、许国、滕国等诸侯国的联军，郑国自然难以抵抗，赶紧向楚国求救。楚成王在获得这一消息后，选择率军攻打宋国，以此“围宋救郑”。

在楚国大军出动后，宋襄公立即从郑国撤军，并且在泓水迎战楚军，也即爆发了泓水之战。在泓水之战中，宋国的军队已先在泓水北岸布好阵势，处于有利态势，完全可以利用以逸待劳的机会来进攻楚国大军。不过，对于宋襄公这位君主，依然遵守先秦时期“不排成打仗的阵列不能开始战斗”的观点，所以在楚国大军渡河之际及渡河后尚未列阵之时，宋襄公两次拒绝了趁势进攻对方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是在战国时期，面对楚国大军渡河之际及渡河后尚未列阵之时，另外一方一定不会错失这样的良机。

在错失了进攻楚军的良好时机后，宋襄公一直等到楚国大军从容布好阵势后才下令攻击。值得注意的是，楚国在春秋时期是可以和齐国、晋国长期争霸的大国。与此相对应的是，宋国在楚国面前，只是一个中等的诸侯国。在军队数量和战斗力上，宋国军队都无法和楚国军队相提并论。所以，等到楚军从容布好阵势后，宋军的进攻几乎没有什么效果。在巨大的实力差距下，楚国大军迅速反击，从而击溃了宋国大军。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还身负重伤，于次年去世，可谓损失惨重。

最后，泓水之战发生在齐桓公和晋文公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在泓水之战中，楚国因为重创中原地区的宋国，加上晋国还没有和楚国正面抗衡，所以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无阻力。在其后数年间，楚国势力一度达到黄河以北。当然，等地晋文公重耳即位后，晋国实力得到增强，从而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军，这才遏制了楚国的扩张势头。与此相对应的是，就宋国来说，因为泓水之战的失利，从而彻底成为春秋时期的二流诸侯国。也即在之后的很长一段历史阶段内，宋国的存在感可谓越来越低了，并且因为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所以难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泓水之战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一定的意义。它标志着商周以来以“成列而鼓”为主要特色的“礼义之兵”行将寿终正寝，新型的以“诡诈奇谋”为主导的作战方式正在崛起。所谓的“礼义之兵”，就是作战方式上“重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它是陈旧的密集大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但是在春秋中期，由于各国武器装备的日趋精良，车阵战法的不断发展，这种作战方式已开始不适应战争实践的需要，逐渐走向没落。宋襄公无视这一变化，仍然拘泥于“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旧兵法教条，遭致悲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在泓水之战中，尽管就兵力对比来看，宋军处于相对的劣势，但如果宋军能凭恃占有泓水之险这一先机之利，采用“半渡而击”灵活巧妙的战法，先发制人，是有可能以少击众，打败楚军的。公孙固等人关于乘楚军半渡泓水而击的方略和乘楚军“济而未成列而击”的建议，也体现了“兵者，诡道”、“攻其不备”的进步作战思想，从而为后世兵家所借鉴运用。所以，《孙子兵法》也将“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定为“处水上之军”的重要作战战术。后世在作战实践中以“半渡击”取胜的事例比比皆是，如柏举之战中夫概清发水半渡击大败楚军就是典型一例。

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楚势力进一步向中原扩展，春秋争霸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楚国在中原的扩张已经毫无阻力，在其后数年时间内，楚国势力一度延伸至黄河以北区域，直到晋楚城濮之战后，楚国的扩张势头才得以遏制。宋襄公为此，以付出生命为代价，成就了春秋最为幽默的一场“义战”。另一方面，泓水之战也反映了春秋中期，礼崩乐坏势头已出现，社会开始走向转型的趋势，随后而来的的就是诚信，仁义的逐渐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