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马列主义启蒙教育

1919年5月，震惊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僻居皖东南一隅的宣城，学生们对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何为巴黎分赃会议，以及五四运动的缘起等，似乎都茫然无知。幸因亦设在宣城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章伯钧思想开明，他请恽代英上大课讲一战和五四形势，并欢迎同城的省立八中和省立蚕桑所的同学们旁听。恽代英深入浅出的演讲，使得胡允恭懂得了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列强重新分割殖民地，导致中国“不败而败”的会议，中国反帝反封建任重而道远。胡允恭从恽代英宿舍读到他正在翻译中的《阶级争斗》，并把布哈林的《唯物史观》毛笔工楷抄了一遍，又接触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是胡允恭接受马列主义启蒙教育之始。胡允恭还和宣城的进步师生一起上街游行，查禁日货。他后来回忆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他将“安心读书，准备一生从事栽桑养蚕工作”。

不久，蚕桑所停办。胡允恭依靠本家胡建侯、胡歧山寄自上海每月8元钱的资助，在芜湖补习功课并于1920年秋考入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在芜湖，他和寿县、合肥籍的同学曹渊、李坦、陶久仿、徐梦秋等都加入了安徽学生联合会。1921年，芜湖、合肥等地的学生齐聚省城安庆，掀起反对军阀、求民主的斗争。马联甲狗急跳墙，竟下令向手无寸铁的学生游行队伍开枪，酿成“六?二”惨案，合肥籍学生周肇基和英山（今属湖北）籍学生姜高琦因伤重在医院不治身亡。血的现实，教育了原先还想安坐书斋指望科学救国的许继慎、胡允恭、曹渊等，他们在考虑新的出路。胡允恭则先期来到上海，在阜丰面粉厂做家庭教师，他觉得这样可以接近劳苦大众。不久，他考入上海大学。

在上海大学深造

1922年底，国共两党联合创立上海大学，以于右任为校长，邓中夏任教务长，邵力子为总务长，陈望道为中文系主任，瞿秋白为社会科学系主任。1923年，上大二的胡允恭由瞿秋白亲自做介绍人，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胡允恭在上海大学，受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耳濡目染，又广泛接触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经过一段时间党内组织生活的磨练，政治上日益成熟。

上海大学办学富有创新精神，实行学分制，必修课选修课兼开。几十年过后，胡允恭还对瞿秋白授课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哲学讲得十分透彻，旁征博引又深入浅出记忆犹新；对蔡和森阐述社会发展史，从外文版直接援引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章节十分钦佩；对同桌的张云因政治上摇摆不定，班上党组织没有及时讨论吸收他入党，后来不知怎么成了上大党组织负责人，惊诧莫名。50年代末，胡允恭才知他就是康生！

上海大学仅安徽籍学生后来出名者就有寿县籍薛卓汉，曾任毛泽东秘书；潜山籍王步文，1930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六安籍谢芸皋，解放前曾任中华全国互济会副主任；以及王逸常、陶淮、徐梦秋、黄天白、胡宏浪、吴震、桂超等数十人。这里特别要提到曹渊，曹渊从芜湖来上海，租了个灶披间住下，胡允恭一面介绍和他同龄的这位老乡打工，维持生活，一面继续向他介绍马列主义常识，借给他进步书籍，把他带到上大旁听，并留住一舍。曹渊胞兄曹少修来沪，他也热情接待。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是一所革命的熔炉。当时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之说。而“投笔从戎”又是非常时期最进步之举。适黄埔军校来沪招生，胡允恭、曹渊等均被录取为一期生，但瞿秋白坚持要胡允恭留下做学生工作，他只得送曹先南下广州。

宣传马列主义

1924年夏，胡允恭受上海党组织派遣，曾返回故乡以办“淮上中学补习班”为掩护，宣传马列主义，秘密进行党团组织的创建工作。1925年胡允恭奉派赴穗，任《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的主编。处于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军人占了上风，他们积极进取，而国民党右派势力亦相当猖獗，新旧思想在这里激烈碰撞。胡允恭主办的刊物对“孙文主义学会”等右派组织散布的错误思潮予以有力的驳斥，给正在受训的黄埔军校第三、四期学员和东征士兵以很大的精神鼓舞。

1926年4月，胡允恭被中共两广区委军委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担任团政治指导员。6月，同属十二师的三十五团和叶挺独立团最先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北伐军一路过韶关、克长沙，攻占汀泗桥、贺胜桥，直逼武汉三镇。9月，胡允恭在攻打武昌时左腿受重伤，在汉口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几乎成了半残疾。

叶挺独立团的团政治指导员吴季严、一营营长曹渊、二营营长许继慎等都是安徽人。强攻武昌时，第一营为前锋，损失惨重。9月6日，曹渊在阵前给叶挺写急件：“团长：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10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置，请指示。曹渊”。刚写完，突遭城上敌兵冷弹而死，那“渊”字的最后一笔拖得老长。烈士遗体从城墙根下抢回后，叶挺当众失声痛哭。而胡允恭不明就里，还在医院向来看他的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抱怨曹渊怎么不到医院来看他。直到接替曹渊代理一营营长的孙一中也负伤住进同一医院和胡允恭同一病房，胡允恭才知道同乡、战友曹渊牺牲的详情。

退出国民革命军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血腥屠杀共产党人。1927年7月，胡允恭奉中共中央指示，退出了国民革命军，潜回上海和寿县，坚持地下斗争。1929年秋，中央军委决定派胡允恭为驻烟台中央军事特派员，行前周恩来特地召见胡允恭，就胶东问题作重要指示，并替他改名胡克波。1930年1月，胡允恭的身份暴露，不得已退回上海，任江苏省委军委秘书。一次，他偶尔提及1922年曾在阜丰面粉厂高级职员于瑞生家中做家庭教师，周恩来便指示他设法利用这一老关系，办一书店作联络点。秋阳书店在成都南路西藏路口营业不久，胡允恭接替奉调安徽省委书记的王步文，出任书店董事长。某天，因叛徒出卖，导致书店被查封，胡允恭被捕。胡允恭入狱后，坚持说自己是进书店买书的乡下教师，被关上40多天后交保释放。

1930年秋，胡允恭由党中央另派赴山东工作，历任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省委书记胡允恭在山东各地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斗争（省委在青岛），直到1932年4月被王明以“莫须有”的罪名解除职务。

1932年5月，胡允恭奉调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但他到中央交通局后，主持联络工作的李竹声却一而再、再而三避而不见他。柯庆施暗中告胡：“许继慎、舒传贤这一批人都被王明、张国焘整肃了。他们知道你和许继慎关系密切，还会把你放在山东做省委书记吗？现在上海各方面很紧张，我看中央如果不找你，你就不要再坚持找中央了。否则，他们会对你下毒手，你要特别当心！”胡允恭不明不白被排挤脱党了（李竹声后来被捕叛变）。

转赴福建、日本

朱蕴山获悉了此情况，建议胡允恭去福建，和同样与党失去联系的叶挺一起，联络十九路军反蒋。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胡允恭被派往新组成的兴泉省任公安局长。他在泉州给警察开马列主义课，公开宣传抗日反蒋，不料十九路军很快在蒋介石军队的夹击下失败，胡允恭随福建政府的主要领导撤退到中国香港。1934年5月，胡允恭转赴日本。

胡允恭身居海外，仍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他勤奋地学习马列著作，宣传革命道理。当时和他同学的菲律宾华侨白源地，在与蒋介石派到日本的特务进行斗争中，深受胡允恭的教育和影响。解放前夕，担任船长的白源地，将载有2500名国民党伞兵的轮船开到了连云港解放区。白源地同志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我原在菲律宾有几十万资产，为什么能在决定伞兵起义这一紧急关头放弃资本，冒着生命危险，毅然驾船起义呢？这完全是胡老夫妇在日本对我教育的结果。”

1934年，胡允恭受李济琛、陈铭枢和彭泽湘等人之托，到上海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上海分部。为给陈铭枢带信，胡允恭三次在上海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并进行了长谈。由于叛徒的出卖，胡允恭正准备离沪时又被捕。敌人要他交出1932年底刺杀汪精卫案件的主使人?《晨光通迅社》社长华克之的地址。这时蒋介石正悬赏5万元缉拿华克之。胡允恭严守秘密，保护了同志。

1937年，胡允恭经朱蕴山先生营救出狱后去福建，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及后任刘建绪、秘书长程星龄以及陈仪的高级顾问沈仲九先生的思想都比较进步，先后委任胡允恭为明溪、泰宁、同安、福安等县县长。胡允恭从1937年起就与福建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他身为国民党县长，但处处按我党意图办事。他每到一县接任县长，第一件事就是释放“政治犯”。遇有国民党省政府、专员公署发来密电要求逮捕我地下党员时，胡允恭常常巧妙地秘密派人通知他们逃走，然后再派人履行公事，以应付上司。

1938年，胡允恭任泰宁县长期间，接到叶挺同志的密信，要他通过桂系军阀高级将领的上层关系，取得合法身份到安徽打游击，配合皖南新四军的斗争。叶挺同志和胡允恭是在北伐战争中认识的，感情甚笃，分手后一直有书信来往。接到叶挺的密信后，胡允恭即辞去泰宁县长职，由程星龄写信介绍到武汉找到刘斐先生，再由刘推荐给李宗仁先生。李宗仁及安徽省主席廖磊意欲委胡为第三抗日游击总指挥。后因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的坚决反对而未就，改派他任怀宁县长。胡允恭又为掩护怀宁地下党的活动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组织递步哨（像接力赛跑，一人管一段路面），为皖南新四军在怀宁、桐城的地下党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间传递了大量机密文件。1939年，桂系军阀开始反共，叶挺同志把胡允恭的情况写信介绍给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途中遇地主武装阻挠未成。不久，新四军东撤。这时安徽反动当局公开通缉胡允恭，他遂再回福建。

胡允恭回福建后，继续为党工作。经十几年严峻的斗争考验，终于在1946年经福建省委批准恢复了党籍，实现了他多年的宿愿。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中国台湾光复，陈仪出任中国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接连邀请故交胡允恭去中国台湾任职。经向中共福建省委请示，省委城工部负责人孟起认为可以赴台，相机行事。于是，1946年4月胡允恭到了中国台湾，陈仪任命胡允恭为中国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发给特别通行证（中共福建省委委任其为驻台“掩权特派员”）。宣传委员是虚职，没有多少实事。胡允恭正好利用他与陈仪关系密切的特殊身份和特别通行证，到处考察采访。1947年中国台湾“二二八”事件在民怨众怒中爆发，胡允恭身处现场，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陈仪因咎辞职回内地后，胡允恭于当年3月到了上海。他及时地把中国台湾民众“二?二八”起义的详情写成《中国台湾真相》一文，发表在黎澍主编的党的地下刊物《文萃》上。

1948年底，陈仪重新主浙。时我解放大军正开始发起三大战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也为时不远。在此背景下，胡允恭受命直接找陈，冒险策动起义。他向陈仪晓以利害，指出蒋家王朝的败亡几成定局，应审时度势，“在蒋未下手之前，及时举起义旗，否则机宜坐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共也委派其他一些同志做陈仪的策反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陈仪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但他在何时行动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尤其是鼓动汤恩伯一起起义，犯了致命的错误，被汤告密，使蒋先下手，将陈仪囚禁台北。1950年6月18日，陈仪就义。胡允恭在白色恐怖下，策动陈仪起义；陈仪被感召但起义未遂遇害，都是党史、革命史上值得记载的篇章。

不公正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胡允恭出任福建师范学院院长。1951年审干中他又受到不公正的停止党籍的处理，1952年调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包括“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胡允恭都受到过冲击。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过来，在共产党执政时代还迭次被整，胡允恭的确感到冤屈，但他没有丝毫动摇对党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一方面他仍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一方面他多次向有关部门写申诉材料，甚至直接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澄清他的问题。他受周恩来直接领导时间较长，相信总理是了解他的。但因当时党内存在不同认识，极“左”路线弥漫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胡允恭问题久拖不决。“文革”中，胡允恭蹲过“牛棚”，下过农场，放牛割草然渴望为党工作发挥余热的壮心不已，稍有闲暇则埋头科研。

恢复党籍

1983年1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胡允恭党籍，党龄从1923年算起。胡允恭重又焕发了青春，精神抖擞地投入到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并给上海、山东、江西、安徽有关部门撰写回忆文章，把信史播撒当代，留给后人。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胡允恭对史学研究尤其是日本史、南明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国台湾，他曾有机会浏览各大学的有关南明史的各种版本著作，从而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金陵丛谈》等著作由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内中的《“五四”时期安徽的学生运动》、《关于黄埔军校和中山舰事件》、《中国台湾二.二八起义真相》、《杨潮案件的前前后后》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晚年生活

晚年胡允恭分外珍惜光阴，从不虚度。他每天拂晓起床，冷水洗面，户外锻炼20分钟，再入室写一帖大字，简单用完早餐，即读书备课，处理公务，生活井井有条。

1991年6月13日，胡允恭因病在南京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