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自学成才

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家庭。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一爿小店。王云五出生时，家中已有两位哥哥、两位姐姐。王云五童年时代在家乡泮沙村度过。他的大哥日华长他九岁，聪敏勤学。幼年时，大哥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他6岁随大哥读《三字经》《千字文》，7岁时随大哥回到上海，8岁开始读《孟子》。一天，大哥讲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话时，云五极有所感，因为他的表哥陆皓东上年在广州被捕并遭清政府杀害。他很气愤地对大哥说：“那个西太后把臣民当作土芥，臣民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陆表兄的举动只是要杀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他的话使大哥大吃一惊，并向父亲报告：“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防他长大后要走错路。”

1897年，王云五9岁时，大哥回乡应试，顺利地通过了“童子试”，但还未成为秀才，便因病逝于乡下。因此，村里人都说他家风水不好，不该违反天意，他父亲再也不敢让他走读书应试这条路了，只把他送入私塾，多识几个字，为日后转习商务准备条件。

1902年，父亲送14岁的他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学徒，一面到夜校补英文。后来他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

1904年，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图书馆，这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学者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

1905年，17岁的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全书通读一遍了。

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开始步入教育界。

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在一首诗中，他表明了当时的志向：“风云扰扰亚洲时，大厦教谁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铸男儿。”10月，他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骍)、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胡适曾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王云五继续任教历时四年。 

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

1912年，加入国民党，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同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

1913年5月辞教育部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讲授英文、英国文学等课程。

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出版商生涯。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亟谋适应时代潮流，编译所邀胡适任所长,胡改荐王云五。

1921年9月，王云五上任商务编译所副所长，旋任所长，就任后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一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颇受社会重视。

1925年3月，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编出《王云五大词典》等书，在学术界获得一定声名。

1930年2月，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46年4月因任他职才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云五开始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表。

1946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

1947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积极支持反共内战政策。

1948年5月，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实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因此被弹劾下台。

1949年4月，去中国台湾。

1954年，出任中国台湾“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至1

964年退出政坛，辞去官职后，重新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化教育事业；在中国台湾，他有“博士之父”的誉称，但直到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他才算有了“文凭”。曾先后任中国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

1979午7月6日，王云五因患感冒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当时仅有微咳，住院后才开始发烧，但服药即止，几天后出院。8月4日，他又因肺炎入院，自谓“约需住院一星期”。哪知延至8月14日，即溘然病逝，终年92岁。逝世前几天他还奋力执笔为“商务”的老前辈张元济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为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史料。王云五曾说：“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他九十二年的壮游，已在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的足印。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断。 

学优则仕

辛亥武昌首义后，上海革命军兴，学校停课。王云五为李怀霜主办的《天铎报》撰稿，并任《南方日报》译述。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国，香山县的旅沪同乡会在扆虹园设宴欢迎，王为宴会主持人，他所致的欢迎词以及对中华民国建国意见的陈说，都得到孙中山的欣赏。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云五被孙中山聘任为大总统府秘书。他将其对教育政策和制度的主张写信给教育总长蔡元培，没想到与他没有一面之缘的蔡先生竟邀他到教育部工作。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后，他上午在总统府办公，下午到教育部做事。3月教育部迁北京，他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又负责起草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不久被荐为佥事，同年9月加入国民党。1916年春，他离京至沪，7月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

除了任公职外，他也开始笔耕的生活。1912年4月兼北平《民主日报》撰述，以岫庐和出岫的笔名写社评。由于文章批评时政，引起北洋军阀的不满，这张报也就被封闭了。

在担任禁烟特派员期间，因为耿介和认真的性格，使他难免染上是非。心力交瘁下，他决定离开行政，以从事翻译工作为生，再以较多时间充实自己。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许多国际问题、国际法，都待研究。所以，他的兴趣就转向这方面，同时又开始学德语和法语。王云五对工作的忘我程度和工作能力都令人吃惊。他晚年在回忆当时翻译一篇中美合约的情况时写道：“我立即开始工作，从当日下午5时起，夜间仅睡2小时，迄次日午后3时，计实际工作22小时，而成稿二万六千字……”

此时，他的学生与朋友在上海合办了家公民书局，请他主编公民丛书，同时，由他选书、校稿。这样，他开始与出版事业有了接触。 

步入商务

“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跟上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他们想引入新血液，曾下决心聘请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的要职。胡适谢绝了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既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完全靠自学起家的王云五于是有机会迈入老商务的大门，施展他的全部热忱和抱负。时在1922年，他35岁。

王云五初入商务即显示了其魄力和判断力。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一是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的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他所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又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为馆外特约编辑；二是创编各科丛书，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首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就是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的；三是将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

经过王云五一年的整顿，到1923年出版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从此，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大难题。王云五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可以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1929年，在王云五的主持下，《万有文库》开始陆续出版，创造了百年商务第二轮辉煌。这是他策划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共出版两集，第一集1010种，2000册，第二集700种，也是2000册。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旧中国影响很大。许多内地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成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1930年2月，商务总经理鲍咸昌去世时，王云五已辞职离开了商务。两位负有监理名义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和董事会都主张邀请他回来担任总经理，他再三拒绝，经不住几位元老诚挚的力劝，在两个先决条件获得董事会通过后，答应重返商务。这两个条件，一是取消此前的总务处合议制，改由总经理独任制；二是接任后马上出国考察并研究科学管理，为期半年。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库存图书和纸张，整个商务印书馆的基业，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是蓄意炸毁这家有一定规模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企业，并不是漫无目标地轰炸。

经此浩劫，王云五痛心疾首，一夜而成“白头翁”，这足可见其内心的焦虑和所承受的压力。经过彻夜苦思，明知前途艰险莫测，他仍决定肩负起复兴商务的责任。为了挽救濒临破产的商务，在经过董事会同意后，他被迫解雇了3700多名员工，挨骂和闹工潮的风险他都一一顶住了。他认为：不如此，这么庞大的财务负担就足以把商务压垮，更谈不上复兴；保全商务对国难当头的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尤其重要，与此相比，他个人成为众矢之的事小。

当年8月1日，商务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这个口号表达了王云五和同仁当时的心愿。总馆、总厂复业后，新订雇用契约重新录用职工，陆续公布各种章程、规则，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王云五以总经理兼生产部长及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总揽编译、出版、印制全权。经过加强对工厂的管理、实行职工三班工作制及其他种种的改革，商务生产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旧书和增出新书，达到日出新书一种。此后，王云五又主持编印了多套丛书，其中《大学丛书》和《丛书集成》影响尤大。《大学丛书》是商务为大学编印的教材，由他拟定编印计划，请蔡元培领衔，邀请国内各大学及学术团体代表54人组成编委会，自1932年开始出版，前后共出版了300余种。这套教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研究卓有贡献。《丛书集成》是中国古籍丛书，被称为“丛书的丛书”，选定宋、元、明、清著名丛书一百部编辑而成。本丛书的选目、编目、撰述、校订等工作都由他亲自主持，最后由张元济复审。这部丛书共有图书4100种。

短短时间内，商务实现了全面复兴，而且再度开创了出版史上一个鼎盛的时代。王云五说自己之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复兴商务，仅仅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环境，王云五决定商务以中国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仍坚持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亲自驻港督导一切。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香港沦陷，王云五改在重庆设商务总管理处统辖后方各分厂，其出版方针以一般用书为主，用丛书方式出版各种抗战读物。

王云五从1921年进商务，到1946年辞职从政，前后在商务工作了二十五年。在这期间，除1929年9月至次年1月一度离开外，他一直在商务担任要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弃商从政

抗日战争时期，王云五见商务印书馆的业务日薄西山，就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政治活动，在政坛上日趋活跃。1938年7月到1946年6月，他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他虽然在1912年加入过国民党，但因在1927年国民党党员登记时未办手续，所以此时成了一位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但他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在参政会上极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因而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器重。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王云五无端指责此为开了“恶例”。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王云五被任命为经济部长，一跃而成了国民政府大员。他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编审部部长职务，同时还辞去了参政会参政员和主席团成员的名份，

以经济管理专家自任，标榜自己“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但因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经济萧条，物价飞涨，经济部无力管制，王亦束手无策。第二年，他又升任为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5月，“行宪内阁”成立，王云五以无党派的“社会贤达人士”名义参加“行宪国大”，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面临全面崩溃之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币制改制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执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本非最高决策人，但却是这一改革的始作俑者，故一时成了众矢之的，遭到各方面的弹劾，被迫引咎辞职，悄然离开南京去了广州。由于王云五从政时位居国民政府高官要职，且一贯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积极反共，加之他设计的金融改革方案又闹得天怒人怨，因此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他被列为第15号战犯。

重返商务

人们多认为王云五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但他却一度选择了从政。这种从政是扭曲的，他的抱负注定得不到施展，只有等他再回到文化产业上，他才又如鱼得水。

1964年，王云五告别政坛，重新回到出版界，于1964年7月出任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原系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分馆，于1948年1月5日正式成立。在商务印书馆海内外三十七八家分馆中，中国台湾分馆不仅资历最浅，规模也最小，全馆同人寥寥十余名。1950年11月1日，商务印书馆中国台湾分馆改称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从此开始独立经营。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从经销总馆图书的分馆一变而为出版机构，一面开始出版新书，一面重版总馆出版的书刊，但当时书种难求、市场有限，只有惨淡经营。从1950年到1963年，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每年出版新书与重版书，共计不过数十种，营业所得，勉强维持日常开支。

王云五认为造成营业小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从事出版计划的资金。为增加营业收入，他制定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方针，以最初两年尽量整理重印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用图书，自第三年起，开始印行新著译的图书。

在争取到主动翻印商务印书馆本版书的地位后，王云五一面零星选择重印，以增进营业，一面对过去曾经畅销一时而今仍属有用的大部头丛书着手研究。王云五看到，《万有文库》在中国台湾奇缺，于是从两集4000册图书中，删除内容陈旧或不合时宜者，重新选辑1200册，编为《万有文库荟要》。该书包含各种门类，宛似一小图书馆，推出之后，极受各界欢迎，从1964年12月开始预约发售，到1965年4月，已销售400余部，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声威重振。继《万有文库荟要》之后，王云五为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 《丛书集成简编》 《汉译世界名著甲编》 《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 《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书。中国台湾在光复之前内地图书流传不多，这些图书适时补充了文化资源的需求，因而大都很畅销。

王云五一直主张：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必须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因此，重印旧版书一年多后，王云五决定提前筹划新出版物。除《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工具书外，王云五策划的新书以丛书为最多，著名的丛书有《人人文库》 《各科研究小丛书》 《古籍今注今译》 《新科学文库》等。《人人文库》从1966年7月迄1990年6月止，共出版二十四年，出书逾2000种，多达2440余册，读者颇得实惠，因此风行一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文库对促进学术、普及文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国故整理方面，王云五早年在大陆商务印书馆时期创编《学生国学丛书》，就我国的古籍，每书各选其精要，详加阐释，并于导言中说明全书的大要。此种整理方式虽有助于学生课外大量阅读，但也不免留下对整本书未窥全豹的遗憾。为弥补《学生国学丛书》的遗憾，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入主后出版了对全书都加以整理的《资治通鉴今注》。该书成功出版发行后，王云五几经考虑，于1967年秋决定编纂《古籍今注今译》。这一丛书极大地方便了对于国学的阅读与研究。

王云五主持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将近十六年，这是他一生出版事业中另一个辉煌时期，也是他个人著述最为高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对自己的过去多有总结，其中比较重要的专著有：《岫庐八十自述》（1967年）、《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973年）、《岫庐最后十年自述》（1977年）。这些专著内容涉及学术、文化、教育、出版以及社会政治等方方面面。

辞职挂冠

陈诚在任期间多次萌发辞职之念，不甘心做有职无权的高官。陈诚消极避让，无意过问“行政院”事务，这正是王云五担当重任的极好机会。但是，王云五对为官生涯也产生倦意，去意彷徨，又脱不了身。对于公务，他不再全力以赴，于是萌发了自撰年谱的念头。王云五写作的特点之一是，叙述评论不厌其详，大量引用文件、信函及报告速记等档案资料。他一旦决定写自撰年谱，势必投入大量精力收集整理各类资料，只能把公务放到次要的地位了。

王云五于1963年2月开始写自撰年谱，自取其名为《岫庐自撰年谱稿》，行文较为随意，未曾出版。他后来撰写并出版的《岫庐八十自述》中，大量采用了《岫庐自撰年谱稿》中的文字。王云五自撰年谱，为后人研究他本人，以及商务印书馆历史和中国台湾社会政治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其作用与贡献，是他的“政绩”所无法比拟的。自撰年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和时间，而且写作过程本身使他恢复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于是他下定决心辞去官职，遂于1963年6月24日致书陈诚，力请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之职。

在他提交辞职书后的第三天，即1963年6月26日，陈诚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陈诚为了自己能顺利辞去此职，将王云五的辞职书扣下。蒋介石挽留陈诚，同时再给他一个月假期，命王云五代理院长职务。欲罢不能，使王云五感到很苦恼。10月23日他又拟就第二份辞职书，未获批准。后因陈诚坚辞院长，蒋介石遂同意王云五辞去副院长，理由是任何他人组阁，在资望上皆不便屈王云五为副，又因为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不便让他当“行政院长”来组阁，只能允其辞职。辞职后的王云五，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所谓“总统府”资政，只是一个虚职，在蒋介石认为需要时，提供些政见方面的建议而已。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王云五的观点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政策也有较大的分歧，他的意见一再被否决，使其从1960年就萌发了退出政坛的念头。

王云五辞去“行政院”的职务之后，虽然仍虚挂着“资政”的头衔，常托故不参加有关的咨询会议。1972年5月6日，他致函张群，以“久病未愈”为托词，请辞“总统府外交综合组”副召集人的虚职，并表示今后不再参加讨论。对于一届“国大”第五、六次会议，他也虚与委蛇，一般讨论不参加，仅在关键时刻受当局力邀，才出面主持。1972年3月21日第五次“国大”举行“总统”选举会议，由王云五任大会主席，蒋介石以“全票”当选“第五届总统”。1978年3月21日王云五应邀主持第六次“国大”的“总统”选举，蒋经国当选。“总统”选举前后的许多会议，王云五大多不参加。

主要成就

《我怎

样读书》、《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小辞典》、《王云五小字汇》、《四角号码检字法》、《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初中总汇英语课本》、《英汉对照科名汇》、《万有文库》第一、二集、《东方文库续编》、《小学文库》第一集、《丛书集》、《百科小丛书》、《自学科学小丛书》、《最新化学工业大全》、《中学生自然研究》、《新时代史地丛书》、《民事诉讼法新论》、《民事诉讼研究》、《世界概况丛书》、《物理与政治》、《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这个名字在内地一直带有较浓的负面色彩，排除党派性的意识形态之争不计，其学人之外的商人身份也是他难以为内地学界所接受的主要原由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台湾学界对王云五的极高评价，同一文化人物在海峡两岸竟有着反差极大的境遇，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但不管是褒是贬，凡熟悉中国现代出版史者都必须承认，在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中，对其决策、发展方向曾产生重大影响者，除德高望重的张元济外，第二个就要数到王云五，他们二人一前一后，分别代表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不同时期。

在商言商，对进入出版界的学者来讲，他们的商人身份以及他们的计较和精明肯定会付出道德上的代价。而道德恰恰是历来国人论定人物的基本尺度，即使个人做出的成就再大。明白这一点，王云五的不为内地学者所接受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 

王云五一直热衷于社会文化活动，年届古稀还主持嘉新文化基金会、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等机构，任“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文化复兴与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等职。此外，他还主持了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在晚年，他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倾注相当心力并多有建树。1972年，他用2万本的书、数百万的储蓄，建立了云五图书馆，并立下遗嘱：将所存全部书画及精印艺术品，分给儿女作为纪念，其余全部剩余资产连同身后各项收入，一律捐予财团法人云五图书馆。等他和两位妻子去世后，所居房屋即归并于云五图书馆，仅保留新建小楼房一幢，作为旅外儿女回国时暂住。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所创行的各种文库就是以最低廉的价钱而使青年有机会博览群书。他曾说：“我以前没有钱买书看，我希望现在好学的青年，能够享受到随意读书的快乐。”

王云五一生俭朴，定居中国台湾后，一直住在一幢木造平房里。日常饮食不喜铺张奢靡，只粗茶淡饭而已。衣着以棉布为主，一件长袍，一双布履，已成了他的标记。 

王云五是一个小学徒出身，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他的学问全是通过自学获得。没有文凭，却在同文馆、中国公学做英语教师。王云五在中国公学任教时，认识了小他两岁的学生胡适，两人成为朋友。胡适赞扬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王云五自20岁起，用了3年的时间，读完《大英百科全书》，可谓博览群书，杂家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从事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王云五的学问人生和道德人品，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而非溢美之词：“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

云五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经济部长，制订了在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金圆券”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给国民政府经济的全面崩溃压上了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对此，王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结语”中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后是教育；而其他社会活动，“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他的现代企业运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润之举虽然为他带来了道德上的恶名，但他却为出版界所接受，他几十年在商务的稳固地位、后来出任民国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就足可以说明这一切。尽管的他的经营和改革方式并不完全符合出版业的行业特点，如果运用在其它工商业上可能更为合适，但是他的这些努力并非毫无意义，他的成功和失败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当前中国的工商业正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王云五的意义和价值。无可否认，王云五的经营和改革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判，而是理解之同情。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出版商不求利润，这个出版社何以能生存。学界那种让出版商不计成本支持学术文化的幻想只能是一相情愿的，而且对学术的发展也未必有利。

在商务张元济、高梦旦两位先生的支持下，主持编译所，着手制定编辑出版《万有文库》。王云五堪称大出版家，有远见卓识，也有襟怀抱负；擅长科学管理，也有力排众议的魄力。他组织全国学者出版《大学丛书》300多种，主编《中山大辞典》，出版《万有文库》，影印《丛书集成》，王云五自传《岫庐八十自述》。江西教育出版社要出版《王云五文集》。 

发明检字法

五四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初，国外的知识大量涌入，知识呈爆炸之势，形势逼人，工具书的编纂已成当务之急，然而，从东汉的《说文解字》到清代的《康熙字典》，其检字法都以六书为准，十分繁琐不便且不科学。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试图改革汉字的检字法。有位研究者发明了一部以点、线、面为基础的检字法，投稿到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从中得到启发。从此他悉心总结前人的改革设想，并借鉴了电报密码的一些思路，苦思半年，决定以汉字的四角为基础创立号码检字法。商务印书馆的同仁高梦旦也把多年的研究心得和材料贡献出来，以帮助王云五成就此大业。 经过几年的设计、论证、试验、修正，王云五把汉字笔划分为五类，一是横和挑，二是直和直钩，三是撇，四是点和捺，五是屈折，分别用数码进行了编码，发明了简单实用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后来又在分类上又作了一些改进，最后定为“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并据此法编了《王云五大词典》等不少工具书，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养生经

王云五年逾九旬高龄时，精神仍健旺如二十年前，虽记忆力稍差，但头脑清晰，分析力倍增，牙齿好，消化力强。谈到他的养生经：一是“勤用脑多走路”，他的起居习惯是早睡早起，每夜3时即起床写作，勤于思考完成了许多创造性思想的不朽事业，每写作50分钟，即绕着书房走10分钟，自认不出门走10里，走出了健康与智慧。一是接近大自然吸收太阳、空气、水，自然界的三宝，增进身体的能量与健康。

他的“饮光”锻炼术不仅在一些国民党元老之间流行，有趣的是，已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生前曾接受了一位来自“东方国家”的保健师的劝告，在克里米亚疗养地试行此术。他的秘书回忆道：“增加了这个神秘的内容后，我们惊异地发现他（勃列日涅夫）变得步履轻快，因吸烟而困扰着他的肺气肿也消失了。可惜他不是个善于持之以恒的人……”假如他坚持下去，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