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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贡献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农业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是中国讲授植物病理学的第一位教授，并首次编写了教材。在担任南京高师农科主任期间，主张农科大学必须建立教学、研究、推广三结合的新体系，对中国农业教育提出重要建议。他还是中国近代植棉业和农产品检验事业的重要推动者，率先在东南大学农科成立棉作改良推广委员会，筹设了上海商品检验局，并以大量银行资金支持全国农业改进机构，1949年接受政府委托，购运大批优良棉种。他对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科技和农畜产品检验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南三杰

早在1915年留美期间，与留美同学任鸿隽、过探先、杨杏佛、茅以升等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印（科学）月刊，这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的学术团体和有影响的学术杂志。周恩来总理生前曾赞誉他和杨杏佛、茅以升为“东南三杰”（他们三人分任早期东南大学农、商、工科主任）。

人物生平

邹秉文，农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和社会活动家。辛亥革命前留学美国，1916年归国，历任金陵大学、南京大学教授，中华农学会会长，并多渠道筹资建立中央农业实验所、棉产改进处、烟产改进处及我国第一座化肥厂。抗战胜利前后，出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筹委会副主席、农林部驻美代表，1947年辞去国民党政府本兼各职。1956年冲破重重阻挠，自美回归祖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高教部顾问，直至1985年92岁高龄去世。是我国近代农业科教事业之先行者，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农业问题专家。

邹秉文（1893—1985）：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首任主任（1917—1928）

邹秉文，杰出的近代农业教育家，字应崧，1893年12月3日生，江苏吴县人。1910年他17岁时就到美国纽约柯克中学读书，后转入威里斯顿中学，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补取为留美官费生，考入康乃尔大学，先学机械工程，后改学农科，专修植物病理学。191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又继续进修一年，于1916年回国，应金陵大学农林科主任美国学者芮思娄的聘请，担任金陵大学教授，主讲植物病理学和植物学课程。

1917年，邹秉文转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农业专修科首任主任。直到1928年他去上海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1931年到1947年他担任上海商业银行副总经理，其间，1943年起兼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筹备委员会副主席、联合国粮农组织首任中方执行委员、农业部高等顾问兼驻美国代表、中美农业合作团中方团长（未就任，由沈宗翰代理）。1948年起邹秉文改任美国纽约和昌公司董事长，经营中美间的化肥、种子和农产品贸易。

解放后，邹秉文由于参与帮助新中国农业事业，受到了美国移民当局传讯。至1956年8月，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返回祖国，并以一级教授身份受聘为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两部的顾问。1985年邹秉文因病逝世。由于邹秉文一生的卓著业绩。

1893年12月3日　生于广州纸行街（即旗下街）。

1908年　入北京汇文学校学习英语、算学。

1910年　入美国柯克和威里斯顿中学。

1912年　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

1915年　获康乃尔大学农学士学位，继入该校研究院专攻植物病理。

1916年　回国、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

1917年　改任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教授兼主任，参加同年成立的中华农学会。

1921年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东南大学，任教授兼农科主任。

1923年　与胡先骕、钱崇澍合著《高等植物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6年　兼任英商卜内门（化肥）公司农业顾问。

1929年　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

1931年　建立商检局牛瘟血清制造所，并主持上海及邻省牛瘟防治工作。

1932年　辞商检局长职，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

1932—1937年　协助在南京建成我国第一个硫酸亚铵化肥厂。

1933—1935年　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棉花统制委员会常委代主委。

1936年　兼任实业部农本局副经理。

1937—1941年　兼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常务委员代主委。

1942年　当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

1943—1947年　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农业代表，创办《中国农业》月刊并任主编。

1944年　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筹委会副主席。

1945年　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执行委员。

1947年　辞卸包括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在内的一切公私职务。

1948年　任纽约和昌公司董事长。

1949年　上海解放，为新中国在美国抢购抢运优良棉花良种。

1953年　因代中共购运棉花良种问题被美国移民局传讯，并扣留护照。

1956年　回国，以一级教授任农业部、高教部顾问。

1957年　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4年　患脑血栓病。

1983年　农业部改为农牧渔业部，仍任该部顾问。

1985年6月11日　病逝于北京。

主要成就

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主要奠基人

在主持南高师至东南大学农科的10年中，确立了农业大学的教学、科学研究、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体系。在他2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农业教育问题》专著中有详细论述，他先后发表多篇有关论文，对全国农业教育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意见。他在校期间培养出了金善宝、冯泽芳、邹钟琳等多位我国第一代现代农学家。

中美农业教育、科技交流的杰出组织者

40年代，他在美国编辑《中国农业》月刊，四处奔波，先后获得美国农业大学奖学金名额200余个，选派了中国各大学的农学院毕业生和青年教师赴美进修农业、林业、农业机械工程、畜牧、气象等专业。这批农科留学生学成回国后都成为新中国各农业大学和农业科研机构的重要骨干，并且影响深远。

近代植棉业、蚕桑业农产品检验推动者

1918年他就在南高师农科创立了棉作改良推广委员会，1928—1931年担任3年多商品检验局长，1930年以大量银行资金支持全国农业改进机构，1933年兼任全国棉业统制委员会主席，解放初期，他在美国为祖国引进了许多优良棉种，对农业（包括蚕桑业）和农畜产品检验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社、中国农学会的创始人

中国科学社是留美中国学者任鸿隽、杨杏佛、茅以升、邹秉文、过探先、胡明复等组织的第一个自然科学群众性组织，编印《科学》月刊。他又是1917年成立的中国农学会的创建人之一，1942—1948年出任该会理事长，在出版农学会会刊、培养人才、交流农业科学成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周恩来总理曾经说：“邹秉文先生，我知道，东南三杰嘛！”（另外两杰是东南大学工科主任茅以升和商科主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

1993年12月3日，中国农学会会同九三学社中央、农业部、中国农科院、北京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了纪念邹秉文先生诞生100周年的活动，并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邹秉文先生纪念文集》，邹先生家属在南京农业大学设置纪念奖学金。

邹秉文，这位南高师农业专修科和东南大学农科的首任主任，也是1928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农学院的开创者，我国近代杰出的农业教育家和国际农业活动家，为在他离任后的中大农学院的迅速发展乃至全国的农业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选学农业科学，主攻植物病理

邹秉文原籍苏州，1893年12月3日生于广州，当时其父邹嘉立正在广东办理盐务。幼年由家庭教师启蒙，稍后人随宦学校就读。虽天资聪颖，但往来多纨绔子弟，贪玩而不好学，直到15岁，才在家人和父辈的规劝下，幡然悔悟，离粤赴京，转入汇文学校，习英语，学算学。他伯父邹嘉来，时任清廷外务部尚书，按例可遣一子弟放洋，遂得以驻美使馆学习生名义，于1910年出国，先后人纽约柯克和威里斯顿中学。这时，他发愤向上，“就寝必在晚11时之后，起床必在晨5时之前，盖过去之荒废，至此益感有加倍努力之必要”。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补取为清华官费生。同年秋，人康乃尔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次年暑期选读了农业课程，比机械更感兴趣，便转入农学院。1915年毕业后，继续在该校研究院攻读植物病理学一年。他当时的想法是：“中国号称以农立国，但不求改进，以致农业日趋衰退，而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则为严重的病虫灾害。”因此，他希望能和同在美国读昆虫学的堂兄邹树文，在植物保护方面，共同报效祖国。

1916年邹秉文抱着满腔热忱，学成归来。当时欧战方酣，袁氏帝制垮台。本来以他的社会关系，可以到北京去谋个一官半职，可是他一心向往着改进农业，发展科学。他对前来招聘的江苏和安徽两个甲种农校表示：应聘可以，而且还可以不要薪金，但要求能有可供实验用的场地与仪器。对方限于经费难以接受，他只好应教会初办的金陵大学农科之邀，前往南京担任植物学、植物病理学、植物育种学教授。那里有20多架显微镜，要算条件很不错了。当时高校农科的教材，多采用日本欧美的课本，自不能结合我国实际。他就带着学生，经常到郊外去采集病虫害标本，并根据实地考察之所得，反复修订讲义，日以继夜地工作。是年秋，他的老师L．H．贝莱教授（Bailey，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长）访华，他陪同作翻译。一次，贝莱在安徽宿县礼拜堂讲演，有几个农民当场提出问题，恳求贝莱作具体指导，贝莱很受感动。他则在笔记上写着：“盖吾国农业之重要如彼，农民之愿接受新知识者又如此，独吾国政府社会对农业问题毫不重视。学成回国之东西洋留学生，亦皆安于现状，曾无一人对农业试验教育推广之机构，予以调整改进，使少数学有专长人士，能发展所长，在新农业建设上作出少许成绩，俾引起当局之关注，而为改良农业之起点……余复默祷，苟容余奋斗一二十年……”。

投身教育

这样的抱负，在教会学校里一时是难以施展的。刚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请他为该校筹建农业专修科，并担任教授兼科主任，他把自己的设想向郭谈了，对方基本同意。于是辞别金大而来到南高。起初还是埋头编写植物学的讲义，他认为：“我国昔日之植物教科书，皆因袭日本之编制，颇有陈旧之讥。对于通论则形态学、组织学、生理学三者分立，致学者觉其理不能贯通；对于分类则大悖植物天演之程序，先论天演最高组织最复之种子植物，逆流而上溯孢子植物，本末倒置莫此为甚。”为此，他在编写时，“通论……以形态组织生理融合为一片，庶学者既明植物之构造，亦明其构造组织之作用，而无破碎支离之弊。于各论即自最简单之菌类植物论起，渐及最高最复之种子植物，庶学者对于植物之天演及其器官构造之蜕变，了然如指掌而无惶感之苦”。他还提出：“此书具改制之志，凡旧日因袭日本而不合学理之名称，概予改定”。这是我国第一本大学植物学教科书，对于一个还不到30岁的青年学者来说，其雄心与难度，可想而知。自觉力有未逮，主动商请同校植物分类学教授胡先骕、植物生理学教授钱崇澍参与合作，这两位都是我国植物学界的权威。该书1922年完稿，计分15章，20余万字，并附英汉术语对照表。书名《高等植物学》，商务印书馆出版，1923年底初版，1928年4版，为当时的权威著作。事隔60年，中国科协副主席、植物病理学家裘维蕃在一次发言中谈到，当初他之所以读植病专业，受这本书的影响最大。

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东南大学，邹秉文仍任教授兼农科主任，其他编制经费亦照旧，他很不以为然。认为科内必须分系，各系均须学有专长的教授，而教授除讲课外，还应做试验研究与示范推广。为此他具体要求第一年有教授两人，到第三年教授增至8人。此议甫出，无不愕然。因为农科全年的经费才7万元。再说，如其他理、工、文、法诸科，群起效法，则全校共需教授五六十位之多，如此巨额经费，从何而来？但是邹秉文决心已定，至少在他主管的农科，一定要这样办。他的思想和观点，在当时所著《中国农业教育问题》一书中，即系统地加以阐明。

《中国农业教育问题》

《中国农业教育问题》是邹秉文根据主持金陵大学农科、东南大学农科的实践，并广泛调查全国各地农业教育的得失利弊，参照日、美、丹麦等国的先例，进行分析研究而作出的建议，针对性很强。他认为改进农业教育的问题，一在于学有专长的教师；二在于足敷运用之经费。全书除序言外计共8章，诸如《改进吾国农业专门教育之商榷》、《实施吾国教育计划大纲及筹划经费办法》等，书中引用了大量各地各级农业学校之调查报告，为我国第一本农业教育之专著。卷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岁入，1/2出于田赋……为工商业前途计，亦不能不积极提倡农业。提倡农业之法，无论世界任何国家，均不外乎广设农业试验场与农业学校……吾国设立农校，已十数年矣；所用经费亦有数百万，究竟在国家农业上有何种影响？平心论之，实无丝毫补益也。”问题何在？他就事论事地加以分析：“一是农业学校的课程太普通、太杂乱，不能造就专门人才。盖农业范围极广，无论何种最聪明人物，亦只能精于其中一二门，故世有作物专家、园艺专家、畜牧专家、植病专家等名目，而独不能有农业专家之名称。”但当时的农科大学，“除预科一年所习普通课外，本科3年所习之农业课，竟达19门之多，此外尚有英文、数学等等……以之传播普通知识或可，以之造就专门人才，则必不能”。“二是实习钟点太少，理论与实践脱节，譬之教植物病理者，平日徒知编发讲义，而不能举讲义中所言之病菌标本，并令学生在实践中自行研究，将来至田间时，且不能识别之。遑言应用讲义中所言之治病方法”。三是教员担任科目太多，他举了一个实例：“至友某君，畜牧专家也，在外国留学时，无一暑假不在牧场实习，归国后，在某农校所任课程，竟有8门之多，日农具、日作物、日植病等，对其专长反无暇过问，作者愤而驰书其校长，校长曰：此非我过也，校中对畜牧课每周只有2小时，而部定章程，每一专任教员，必须任课18～24小时”。该书以次各章，分别申述了他对改革农业教育的意见，力陈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重要。

针对上述问题，他在东南大学农科，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首先是每一教授基本上只担任他的专业课程，每周授课时数，按实际需要安排，不作硬性规定。可是，每天必须8点以前到校，5点以后离校，授课之外，从事试验研究，取得成果，与有关方面联系，向农民推广。至于学生，除课间实验外，还要有两个暑假进行实习：一个是一般性实习；一个是所学专业的实习，因而必须下农场或工厂。

邹秉文为实现其改进农业教育的设想，在他的任内（1917—1927年，东南大学农科改为中央大学农学院后，又继任院长半年）先后开设农艺、畜牧、园艺、蚕桑、生物、病虫害6个系，并在南京成贤街、武胜关、太平门外及江苏、河南、湖北、河北4省，开办作物及水稻、蚕桑、园艺与棉花等9个试验场，教授27人，连同助教等共达100人，年平均支出27万余元，相当于学校经费的4倍。与此同时，还先后成立了棉作改良推广委员会，江苏省昆虫局，均直属东大农科领导。他组织了胡先骕、钱崇澍、原颂周、孙恩麟、张巨伯等一批名教授，并培训出金善宝、冯泽芳、周拾禄、吴福祯、胡竟良等等一大批农科专业人才。这段时间，邹秉文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声誉蒸蒸日上，与文科之杨杏佛、工科之茅以升，并称“东南三杰”。他自己也认为“长此以往，为个人计，固未始不可，但在此极愉快生活中，有一事耿耿于心，不能置之者，即吾国之农业，有待于输入科学以改进之必要，无可讳言。然全国所有农业机关，均属有名无实，环顾在朝之军阀官僚，在野之土豪劣绅，亦无法与言改良农政及农业教育等事”。因而立意创新。

科学建设农业

客观地分析起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邹秉文能够把东南大学农科办得出类拔萃，驾乎全国南北各高等农业院校之上，确实显示出他异乎寻常的才干。他不但能打破编制的框框，引用大批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而且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巨额的教学经费，把教学、试验、推广三结合的理想付诸实践。比如他有力地说服上海面粉工会、华侨福群公司、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乃至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华文化基金会、中国银行、上海银团等等，或提供现金，或划拨场地，或发放低息贷款，从财力上给予援助，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创新和开拓。但从另一角度来看，邹秉文的主导思想，已逐渐离开作为植物病理学家的方向，而放眼整个农业科学建设事业。

投身改进农业

1927年夏，他辞去东南大学农科主任之后，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偕同几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到开封去为冯规划其所辖西北地区的农业改进工作；翌年，又应桂系当局之请，与梁希、谢家声、赵连芳、张心一等，前往广西考察设计该省的农业建设。接着又受聘为英商卜内门公司的农业顾问，对广东、浙江进行农村调查，了解化肥施用情况与经济效益。反映了他在国民党各派势力明争暗斗的局势下，壮志未酬举棋不定的内心矛盾。

邹秉文知识面广，能言善辩，善于交游，达官巨商，专家学者乃至国际名流，都乐于与他交往，而他之所以周旋其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广结善缘”，从而“千方化缘”。在那个时代，要谁来投资科学技术，尤其是难以立竿见影供投资者获益的农业科技，造福于贫苦的农民大众，真是难上加难。可是没有经费，又谈什么农业建设？他在东大10年的实践，证明了必须走入社会，另辟蹊径。因此，只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事业，他无不全力以赴，纵使身兼多职，疲于奔命也在所不惜。

1928年，国民党政府工商部长孔祥熙，请他筹建上海商品检验局，随即出任该局局长。上海是我国最大的港口，该局则主要检验出口的生丝、畜产品、桐油、茶叶、蜂蜜等。此前，海关长期为帝国主义所把持，虽名义上已经收回，但出口的商品检验，却仍被洋人以种种借口把持不放，甚至还自设生丝检查所，侵犯我国家主权。邹秉文反复考虑，决定接受这个任务，他的目的有二：一是厉行检验，防止劣质商品输出影响声誉；再是积极地研究指导，以期商品改进提高，借以发展对外贸易。该局成立不久，就取代洋人所设的检查所，并以6万元购得了他们的设备。随即又到日本考察，并提出了一个3万元的生丝检验器械购置费的预算，准备扩建自己的生丝检验处，不料遭到工商部内某些权贵的抵制，因为他们把商品检验，视为贪污受贿的门道，谁知还要花巨款去搞科学检验，便压着不办。后来他就商于留美时的至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借到低息贷款3万元，充实了设备。接着，他又征得多方贷款，陆续充实了桐油、茶叶检验处、畜产品检验处等，随着业务的开展，逐渐实现他的第二目的，就是请吴觉农主持茶检，并从检验费收入中拨款设立祈门红茶改良场；请寿标和程绍迥主持畜产检验处，建立牛瘟血清制造所，开创了兽疫生物制品防治上海及江浙两省牛瘟的先声。

同时，邹秉文还主持开展很多有关农业改进的社会活动，突出的如聘请美国作物遗传育种专家洛夫（H.H.Love）博士来华讲学3年，为我国开展稻麦等作物育种，收到很好的效果。洛夫为美国康乃尔大学著名的育种学教授，20年代曾由纽约洛氏基金资助，来华指导小麦、高粱的作物改良工作，也是我国国际农业技术合作的开端。在他的指导下，采用纯系育种的方法，陆续育成小麦新品种金大2905、金大南宿州61号、金大开封124号、太谷169号、徐州438号等等，单位面积增产达15%—30%。1932年邹秉文建议请洛夫三度来华，定期3年，主讲作物育种及田间试验技术。这一次，洛夫不仅对我国水稻品种改良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征集了31个美棉品种，在苏、浙、鄂、陕、鲁、豫、冀等省进行区域试验。1935年洛夫回国后，棉花试验由冯泽芳继续主持，从中选出斯字棉为黄河流域之推广品种；德字棉为长江流域之推广品种，均产量大增，致使长期依赖进口原棉的我国纺织工业，至1936年接近自给，洛夫的功绩不小。邹秉文为此事先后向金陵大学、农矿部、江浙两省建设厅等反复“游说”，得到各方支持，提供经费。当时洛夫要求每月薪金1000元，美金与银元各半，并必须由上海银行订保证书。该行总经理陈光甫看在邹秉文的份上慨然照办。洛夫来华后，由沈宗瀚协助讲学，一切都应该很顺利，谁知江浙两省不能按时拨款，上海银行为维持信誉，只得按月垫付，这使邹秉文为难，不得不经常奔波在京、沪、杭道上，苦等苦催，一直到合作期满。

1930年，邹秉文以他在行政与实业界的关系，利用机会，促成了后来影响较大的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建立。那一年上海丝业公司创议发行公债600万元，工商部派他去监督协办。他借此机会，积极鼓吹改进蚕桑与农业科学研究的关系，建议丝商从中提出200万元，作为筹建农业试验研究机构的基金，取得丝商同意之后，他又向孔祥熙等上层做工作，几经周折，终被批准，并任命他为筹委会首席委员，于1931年10月正式成立中央农业实验所于南京孝陵卫。

再一件是，集资创建我国第一座化肥厂。邹秉文深知化肥对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在他担任商品检验局局长期间，更得知大量进口化肥所造成的外汇损失，便一直鼓吹自行建厂生产。1931年实业部派他与英、德厂商洽淡，因对方要价过高而未成，恰逢美国氮气工程公司总经理浦克访华，一谈即合。于是他和天津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协商，又向孔祥熙引见浦克，各方均表同意。但建立一座年产5万吨硫酸铵厂，需投资1500万元，数额太大，政府又无意承担。1932年邹秉文出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便由上海银行和永利公司两家出面，并得到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的支持，终于达成4行借款协议，加上我国杰出的化学家侯德榜出任总工程师，1937年这座化肥厂得以在南京建成投产。

邹秉文担任上海银行副总经理长达16年之久。除了掌管该行的农业货款，支持和资助金陵大学设立农业信用与运销合作讲座，推动农业合作事业外，更主要的还是运用金融手段，支持农业改进事业，特别是棉产改进事业，这是邹秉文一生中贯彻始终的一件大事。

早在1920年，邹秉文便在东南大学农科开办暑期植棉讲习会，培训各地选送来的270名学员，成效十分显著，华商纱厂联合会因而决定把该会所办的江苏、河南、河北、湖北4个棉场都移交给东大农科，每年还补助经费2万元。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归学校主持的棉作改良推广委员会，由农科师生负责引种、选育、栽培、繁殖与推广，并先后开办了植棉专修科、植棉讲习班。后来纱联经费困难，停止补助，又从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上想办法，每年得到3.5万元，事业得以继续下去。1933年棉业统制委员会成立，每年有经费100万元，到1936年，全国棉花已有出超。棉产统制委员会是当时全国经济委员会下的一个专业机构，邹秉文任常委兼代主委，主要工作是设立中央棉产改进处，各产棉省设棉产改进所；同时又设立中央棉花掺水掺杂取缔所，也在各产棉省设立分所。经费来源，都是邹秉文多方筹划，由上海、交通、金城、中农等银行组成农村贷款银团，贷款额达500多万元，并由中央、金陵两大学合办植棉训练班，还选派了胡竟良、王桂五、李国桢等9位植棉专家赴美深造。抗战胜利后，邹秉文又得到当时行政院的同意，恢复全国棉产改进处及所属机构的活动，由他老友孙恩麟、学生冯泽芳、胡竟良等主持工作。全国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对我国植棉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经济封锁，上海等地纱厂原棉供应告紧，棉花良种缺乏，扩大植棉也受限制。上海市军管会为此特准动用外汇，通过当时还在美国的邹秉文想方设法购得496吨岱字棉良种。据邹秉文遗稿所记，原电要购斯字棉数百吨，他和有关人士商量，最好还是岱字棉，这是当时世界公认的长纤维良种，既不易退化，又曾在中国试种成功。可是汇款寄到，已是1950年元月中旬，离开播种期很紧了，而且经与南部各种子公司联系，都借口无存货。邹秉文不顾正患感冒，立刻飞往密西西比，亲自向当地华侨动员分散采购，终于集少成多，总共得到496吨棉种，连夜运往奥尔良港，交给一艘美国货轮，驶向青岛。不料直到4月初，还未运到，经了解是轮船不敢直航青岛，而是先到阿根廷，加装其他货物，再来中国，勉强赶上了播种期。可是这件事，终于引起了美国情报部门的注意，邹秉文夫妇被移民局传去问话，并把他们的护照扣了3年，直到1956年他才能离开美国，绕道欧洲回国。回国后，依旧关怀植棉事业，不断到棉区考察，1957年8月他专程前往河南安阳，热情地祝贺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的成立，以后他曾多次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中，宣传新中国棉业改进工作的成就。

建造会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为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在财政部设立了贸易委员会，由陈光甫任主委，但实际工作多由邹秉文常务委员兼代主委负责。这个机构很庞大，设有中国茶叶公司、富华公司（以出口畜产品为主）、复兴公司（以出口桐油为主）。公司之下，还先后建立了若干研究所，如桐油、茶叶、蚕丝研究所等，分布后方各地。机构庞大，人员臃肿，邹秉文纵然德才兼备，也难以施展，反而变得轻松。当时，他被推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重庆的农学界为他举办了50寿辰纪念活动，设立了邹秉文奖学金，编印了纪念文集，邹秉文也为农学会集资在重庆枣子岚垩建造了一座会所。

政治生涯

1943年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对邹秉文一生的事业关系很大。当时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在望，美国发起为战后准备召开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中国派遣以邹秉文为团长的10人代表团出席，邹秉文以粮食部高级顾问名义参加。会后，成立联合国粮农组织筹委会，邹秉文被选为筹委会副主席。与此同时，农林部也聘他为高级顾问兼驻美代表。这个筹委会工作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联合国召开成立大会，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正式成立后，他又代表中国担任该组织的执行委员，直到1947年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他辞去了国民党政府的所有职务为止，共计5年，这5年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才干，也显示了他的政治态度和爱憎分明的立场观点。

邹秉文通过广泛与国际学术界和农业科学界的接触交往，特别是对美国各州农村和农业机构、农业大学的参观访问，联系国内农业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了《中国农业建设方案》。这个方案，于1946年由中华农学会正式刊行，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两个月之内就再版一次。在此之前，他曾在美国的中国学术建国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农业建设问题》的长篇报告（中文译稿发表于1944年1月11日、12日重庆《大公报》）。在美国工作期间还主编《中国农业》（英文）月刊，公开讨论与征集关于战后发展中国农业的意见，并通过各种关系收集有关农业的图书资料，多达200余箱。他在《中国农业建设方案》中，根据自己30多年来的实践和体会，对政策、计划、组织、人事、经费等问题，全面地分章作了论述。如提出农业试验场与农学院同置一地，其专家可与教授相互兼任，并共同从事示范推广；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应长期稳定，甚至实行终身制，各县设立青年农民讲习所，就地招生，每年学习6个月（10月至次年4月），毕业后回原地生产劳动，其中天资特高者，由国家资助深造。另外还有建立全国农业图书馆，进行农业区划，发展农村手工业，改进出口特产等等。最后他说：“我国既列四强之一，全世界又都以远东安定相瞩望。而人民生活既不足以与其他三强比拟，其困苦者则较若干落后国家或有过之……安可不急起直追，以期最短期间，获最大效益”。这本书出版后半年，美国密执安大学授予邹秉文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中国农业建设上的贡献。也同在这一年，经中美双方商定，组设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调查中国的农业状况，并提出改进计划及应设的机构，由中方派专家13人，美方派8人为正式团员，邹秉文被任命为中方团长。他托词未曾接受，由副团长沈宗瀚代理。1947年该团结束，并根据他们调查报告和建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他已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便没有再把他列入该委员会的名单。邹秉文从青年时代起，前后在美国长达20余年之久，何以他对中美农业合作采取这种态度？从他的遗稿中发现两段有关的记载：一是1943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农业顾问，他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全面安排。他在征得团长的同意后，经过充分准备，在会上发言，竭力主张应向中国无偿提供年产500万吨化肥的全套机械设备，以便中国增产粮棉而弥补战争的损失，这显然比送去一些剩余物资，意义与作用都要大得多。尽管当时中国已是“四强”之一，但连这样的建议，也未被采纳。对此，他感慨万端地在笔记上写道：“我益信救国之道，在于自力更生。依赖帝国主义，必无好结果。”1946年组建中美农业合作团时，一开始他就反感，他在日记上写道：“要写一个中国农业建设方案，我国人士自可担任，不必要外人参加”。一个爱国科学家的民族自尊心，跃然纸上。

献身农业事业

虽然邹秉文当时已逐渐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但他始终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所献身的事业，所以在他驻美期间，还是富有远见地运用他的地位与影晌，为我国农业发展办了许多实事，其中最足称道的是1943年到1947年间由他主动争取，多方协商，得以派到美国进修深造的农科留学生，达4批之多，为数达200多名，相当于历届清华庚款留学的农科学生之总和。这4批留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农业科技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第一批，1943年征得美国农业部推广局局长威鲁逊的同意，由美国农业部为每人提供1200美元。选送了杨懋春、谢景州等10人，专攻农业推广。

第二批，1944年与万国农具公司多次反复协商，达成两项协议：一是由该公司派遣农业工程专家4人，来华进行科研与教学，帮助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工程系，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创设农具系，并提供总值相当于22万元的农机样机与图书仪器。二是选送农科（或工科）大学毕业、并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20名专业人员，分别进入依阿华与明尼苏达大学攻续硕士研究生，并商定在取得学位后，必须继续在农场或工厂实习，为期3年，由该公司每人资助1万美元，其中有陶鼎来、张季高、李克佐、余友泰、李翰如、水新元、曾德超等。

第三批，1943—1945年，得到密西根、依阿华，本悉文尼亚3大学的奖学金名额10人，选送人员中有朱祖祥、侯学煜、蒋次升、陈星垣、仇元等。

第四批，1945年由中美双方商妥派出168名中高级科研人员，留美进修有关专业，包括农、林、牧、气象等，其中有梅藉芳、俞启葆、华兴鼐、傅胜发、俞履圻、姜秉权、周可涌、卜慕华、庄巧生、马育华、朱海帆、徐树基、鲍文奎等。

值得一并记述的是，邹秉文在主持选派和管理留学生时，极其严肃认真。如选拔农业工程留学生时，即由教育部在重庆、西安、昆明等6处设立考区，公开招生；又如有一个他的学生，辗转托人向他致意，但因考试分数没有达标，未被录取，后来还是自费出去。有人说邹秉文看起来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可是一旦和他工作接触，始知他从不苟且。因此，他才成为最受尊敬的农学界的老前辈。

1946年末邹秉文和上述第4批留美同学一起乘轮船回国，在船上同这些年轻学者讨论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共和谈频于破裂，国内战争烽烟四起，彼此都忧心忡忡，很难得出乐观的结论。回到南京，他只给当局办了一件事：即向行政院长宋子文提交了委托他草拟的成立农林部棉产改进处与烟草改进处的计划方案，宋立即批准照办。而后以中华农学会理事长的身份，到中国台湾去主持该省农学会分会的成立。虽然宋子文继续邀请他出任对外贸易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继宋子文出长行政院的张群，派何廉向他转达蒋介石有意请他担任粮食部长的愿望，他都婉言谢绝，而于1947年末彻底辞去了包括上海银行副总经理在内的一切职务。邹秉文多年来与国民党关系很深，为什么这时态度突然变得如此坚决？从他的遗稿中找到的答案是：“我致力于农业建设，自1916年至1947年已31年，满望在抗战胜利后，一个富饶光明的中国能够实现，不料前所希望者，已万念俱空……”

1948年邹秉文弃政从商，出任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贸易为主的美国纽约和昌公司董事长。但他决不是忘情于祖国的农业建设，正如上文所述，上海解放后，他正是利用这种关系，为发展我国棉花生产，碍于美方当时对华封锁的禁令，亲赴美国南方棉区采购了岱字棉良种，并设法及时运回华东，以至受到美国的刁难，影响了他原定早日回归的计划，可是这也没有动摇他投奔新中国的决心，而让他的儿女，先期陆续回国，待1956年5月，美移民局终于将他护照发还，6月他便和夫人以去欧洲旅游为名，到了巴黎。

邹秉文离美赴欧的消息，由他的儿子邹斯颐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总理立即派冀朝鼎前往法国迎接，并请他出面先到瑞士日内瓦会晤中国台湾显要何应钦。邹秉文未抵国门，就受到如此信任，内心无比激动。在与何应钦的晤谈中，何坚持他的顽固立场邀邹去中国台湾，邹含笑称谢。8月，他绕道莫斯科，回到人民中国。当时总理正出国访问，委托中国科协书记范长江代表迎接，由于这是国民党高层人士中最早回到新中国的科学家，《人民日报》在头版作了报道，邹秉文一时成为新闻人物。本来总理想要他担任某部副部长或农大校长，他都以情况生疏，需要学习相辞，只接受了农业部和高等教育部顾问的聘书，翌年又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一直担任到他去世。

当时，邹秉文已年逾花甲，又历尽沧桑，但健康正常，精神振奋。虽然顾问工作弹性较大，可他还是坚持正常上班，出席有关的会议。同时，作为政协委员，平均每年约有1/3的时间，下乡下厂，访问视察，他利用这些机会认真地调查研究，写报告、提建议，并多次在中央电台作对外广播，宣传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写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在正常情况下，他几乎每星期都要给有关领导送去一份参考材料，或长或短，大都是他从国外报刊或其他渠道所获得的农业信息，并由他亲自译出的，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当时，旁人见到以邹老之高龄，未免过于劳累，而且领导都很忙，有时还顾不上看，他却一再表示：“尽其在我”。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激励着这位耄耋之年的科学家，如此忠诚为国。从他的遗稿遗物中看，有一点使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周恩来总理的崇敬与爱戴，他留下许多给总理信函的底稿，对总理派遣冀朝鼎到欧洲去迎接他回国的事，感激尤甚。因为他觉得自己长期为国民党服务，共产党可能对他不易谅解，谁知竟完全出于他的意外，一开始就委以重任，让他去和何应钦那样的人物打交道。1973年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由总理主持的外事活动中，邹秉文应邀出席，总理居然向他提到50年前东南大学“三杰”的往事，使他惊喜交集，事后又驰函致敬。1976年总理不幸逝世，噩耗传来，邹秉文痛哭失声，后来在《文物》杂志所出《纪念周恩来总理》专刊的封面上，他写下了如下的字句：“6月21日拜读了第一遍，尚需两次、三次继续拜读，并留给后代子孙，共同向崇敬的周总理学习。秉文谨记”。

本来，邹秉文的健康情况一直良好，甚至他还以此自负。他曾在《六十自述》中写过：“平生智慧，等诸常人，但生性好胜，不愿落人后，又爱国、爱家、爱事业、爱友人，故对于公事，全力以赴，日以继夜，从不告劳……而尚能稍获成就者，则体质尚强，终日碌碌，不以为苦也。”可是，晚年他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也未能幸免，一样受到冲击，迁居、抄家、检讨、批判、劳动，这使他的健康不能不受到影响。1983年春，他已是90高龄，还能为中国农学会成立66周年纪念刊题写封面；翌年，农业部改称农牧渔业部，新任部长何康去看望，并给他送去继续为该部顾问的聘书，他含笑点头，以示谢忱。1985年6月11日，安详地瞑目而逝于北京寓所。他未另留遗言，但往日的手稿中，曾有过这样的自白：

“……余以一介书生，凭其个人所处地位，千方设法，就可能者作最大努力。此之蚊蚁负山，就蚊蚁言，所致力者实已尽其在我；而所成的，就吾国农业言，则实九牛一毛……不能不有无限之感慨也。”

回顾1916年陪同美国贝莱教授在安徽访问时，对农村凋蔽，农民困苦的情况，感慨万端，曾在笔记中表示：“容余奋斗一二十年，待贝莱再来视察时，或不致如今日之恶劣。”1943年他在《五十自述》中，又提及这件往事：“余今草此文，距贝莱来华之期，已27年……如当时所期望者，现时不过十分之二三，仍有待于吾人之继续努力也。”遗憾的是邹老的遗稿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多已经散失，特别是他连续写了几十年的日记，竟荡然无存，因故而难以具体说明他往后的看法和想法。但通过他一生各个时期的表现和成就，已足以说明他不愧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先驱。

东南三杰之一

东南三杰指19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的三位农工商知名人士：农科主任邹秉文、工科主任茅以升、商科主任杨杏佛。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工艺专修科、商业专修科改归东南大学，在1921年分别成立农科、工科、商科。南高、东大校长郭秉文倡行平衡办学方针，学术之外并重事功。东大既设置了文理科、教育科，又设置了工科、农科、商科，学科之多，居全国之首。东大首任工科主任茅以升曾赞许说：“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1]南高、东大虽以科学和人文著称，农、工、商应用学科也颇具气象。是时，刘伯明为文理科主任兼内务副校长，陶行知为教育科主任兼教务长。农科主任邹秉文、工科主任茅以升、商科主任杨杏佛，则并称“东南三杰”。碰巧的是，三位均曾于1910年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国立东南大学农、工、商三科发展到后来，分别成为今天的南京农业大学、东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