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绍

廖磊（1890—1939），1907年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堂，1911年进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参加武昌起义。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投湘军赵恒惕师任连附、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四师少将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第三十六军第一师师长，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军长。蒋桂战争时辞职去中国香港。1929年后回广西投新桂系反蒋，任“护党救国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第七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军长，广西航空学校校长。1931年、1932年两次率部进攻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百色、龙州、东兰等地围攻红七军、红八军。1934年率部在桂北堵截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安徽省主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建立大别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任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

1939年10月23日因脑溢血逝世于安徽。追晋二级上将

发迹湘军

廖磊早年加入湘军。他勤于练兵，不苟言笑，赏罚分明，待士兵如手足，能同甘苦，其部属不奉其命令不敢任意进退，而他自己刻苦耐劳勇敢，在前线身先士卒，用兵不只勇敢，且坚忍不拔，自当排长起遇危险时绝不请援，未奉令不退，因此屡次能完成任务。廖磊本人也因治军有方，在湘军中不断得到提升，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等职。

1928年，湖南军阀唐生智被李宗仁打败，廖磊与何键、叶琪、李品仙等湘军将领投降桂系，后随白崇禧继续北伐，打到华北。1929年1月南京政府编遣军队，第三十六军缩编为第五十三师，廖磊任师长，仍驻唐山。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派唐生智赴华北活动湘军旧部，几个湘军旅长准备拘捕白崇禧，蒋介石也派特务企图捕杀白崇禧。廖磊亲自护送白崇禧到塘沽港，让他搭乘日本轮船经中国香港回广西。之后廖磊本人也被迫辞去军职，到中国香港居住。

内战逞凶

1929年12月，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重新统治广西，成立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部，受白崇禧邀请，廖磊于1930年初回广西，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后历任第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第七军副军长兼二十一师师长、第七军军长等职。曾参加中原大战，两次率部围攻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参与谋划缉拿韦拔群，1933年春又指挥镇压桂北瑶民武装起义。1934年参加对长征红军的堵截。

1934年8月红六军团9700余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领导下，奉命退出湘赣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经湘南、广西进入贵州。湘黔桂三省经过协商，决定由廖磊率桂军4个团，由李觉率湘军7个团入黔“助剿”，三省军队统由廖磊指挥。廖磊将所率桂军分成两部，19师57团、24师70团由他亲自率领，24师72团、独立团、71团所属陈与参营由24师师长覃联芳率领。

9月26日凌晨3时，红六军团在大广坳，与桂军覃联芳部遭遇，双方展开激战，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十二、五十四团后路被截断。经数小时厮杀，红五十二团从大广坳西侧大山突围。红五十四团撤出稍缓，再次遭到包围，最后除一部分突围追上主力部队外，团长赵雄和两个营长等145人牺牲，团政委、营长以及众多战士负伤。战后，五十四团暂时撤销建制，分别编人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五十二及第五十三团。战斗结束，廖磊率张（光玮）、李（瑞金）两团赶到，闻红军走脱，深悔来迟，失去歼敌良机。

红六军团从大广坳脱险后，在湘黔桂三省军队的包围圈中不断机动，于10月1日重创黔军，获得了主动，进入瓮安县境，准备渡过乌江。

当红六军团于10月4日进到乌江江畔的猴场（今草塘）时，接到军委电报：“桂敌现向南开动，红三军部队已占印江。六军团应速向江口前进，无论如何你们不得再向西移。”于是红六军团放弃西渡乌江的计划，于5日掉头向东北前进，准备经石阡附近进入江口地区，与红三军（贺龙部）取得联络。

然而，军委的情报是错误的，桂军并没有南撤。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军判断：乌江有黔军凭险扼守，红军难以西渡，必经余庆、石阡去印江与红三军会合，只要可靠地封锁石（阡）、镇（远）大道，就很有可能在这一地区围歼红六军团。于是廖磊等国民党军指挥官在镇远紧急会商，决定由黔军5个团严密防守乌江；以桂军第24师覃联芳部（72团、独立团、陈与参营）、湘军补充第一总队及黔军4个团沿施秉、余庆一线展开，由南向北压迫红军；湘军第55旅、独32旅、谢明强团、桂军廖磊部（70团、57团）从北面封锁前往印江的道路。

10月7日，红六军团按照红十七师、军团部、红十八师顺序东进，准备到石阡西南的甘溪一带休息，然后利用夜晚越过石、镇大道。7日拂晓，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红六军团先头部队进至甘溪。10时，红六军团前头部队俘获桂军19师57团的两个侦察员，得知桂军的两个团已接近甘溪。红五十一团前卫营在周球保营长指挥下，不待命令，抢先行动，将部队沿甘溪街头展开。但是，负责指挥前卫行动的军团指挥员，却没有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桂军发现红军后，立即在距甘溪街百米处的（位于镇北）小河南岸石堤后边展开，并迅速抢占离甘溪镇半里路程的白虎山、群宝山。12时左右，桂军抢占了甘溪东北的白虎山和群宝山一线高地，居高临下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红五十一团发现敌情之后，立即在甘溪镇北头展开部队，就地抵抗，并派出部分兵力抢占甘溪镇南面的青龙嘴高地。刚进入甘溪西街的四十九团的一个营就地抗击桂军。第五十团也从行进间展开，抢占了羊东坳及其附近高地，以猛烈的火力突击桂军，支援第五十一团和第四十九团的战斗。

在甘溪与红军遭遇的是桂系第7军军长廖磊亲自率领的两个团（很多资料认为是周祖晃的19师，可能是因为被俘虏的桂军侦察员属于19师57团，但桂军军官的回忆都是廖磊带领的两个团），分别是24师70团（团长汪玉珊因贪生怕死被撤职，由营长李瑞金暂代）、19师57团（团长张光玮）。桂军19师57团首先与红军接触，双方展开激战。24师70团代团长李瑞金率该团跑步前进，参加战斗。桂军70团以第3营由右翼高地包抄，协助71团的正面进攻，争夺甘溪背后高地，双方在镇东北、镇东方向激战。桂军70团副团长黄炳钿，乘红军与71团及第3营交锋之机，率领70团第1、2营，利用镇北的河沟凹地隐蔽向甘溪西街接近，向红军翼侧发起攻击，又沿着下水道的暗沟，向南偷偷地摸进甘溪镇中心，从暗沟中向外射击，袭占了红四十九团一个营在甘溪西街的阵地，切断了红五十一团与主力部队的联系，并进一步与红军争夺甘溪镇南面的青龙嘴高地。桂军又以主力分两路向西边的龙骨吨和泥东坳迂回，企图打入红军纵深，抄袭红军指挥部，遭红53团阻击。

红军部队因仓促应战，被截为三段，首尾不能相顾，先头部队陷入桂军包围。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青龙嘴高地附近的红五十一团和红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及机枪连等四百余人冲出包围，由甘溪东南的杜脑山高地向石阡以南大地方转移。防守甘溪的红五十一团和红四十九团，在桂军的包围和猛烈攻击下，浴血奋战，打退了桂军的多次进攻，为主力部队争取了时间，但自身损失很大，仅红五十一团第三营（前卫营）伤亡即达两百余人。

军团领导由于不清楚前方情况，迟迟不能定下决心，当发现敌人逼近主力纵队时，才仓促派出红军学校占领龙骨吨和老车土等高地抗击敌人。军团领导认为，红军从战斗发起就处于被动地位，继续打下去也无取胜把握，决定退出战斗向南转移。遂指挥部队向甘溪东南的大地方转移。军团主力部队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在大土村以南深山密林中披荆斩棘，开拓通路，摆脱了桂军的追击到达了大地方。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十团退路被切断，与主力失去了联络。廖磊率部紧追不舍，红军直到10日才设法甩掉尾追桂军。

红六军团由于未能击破甘溪桂军，从而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约二十个团的包围之中。军团在石阡、施秉、余庆、镇远四县边境的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数日，终于分三部先后于15、23、24日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主力会合。

甘溪一仗，红六军团损失大半，最后陆陆续续归队和红三军会师的官兵不足3000人。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曾无限感慨地说：“甘溪战斗，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精神为之振奋。”

甘溪之战结束后，廖磊又奉命率部赶回广西，参加对中央红军的堵截。12月初，中央红军过湘江后，廖磊率桂系第七军在红军南面并行追击，不断向北侧击红军，防止红军南下广西腹地。12月8日、9日，廖磊率第七军抢先占领广西龙胜县城，在县城东北方向与红三军团发生激战，并以一部从县城北进，挡住了中央红军的西进通道，阻止红军向西进入广西三江县，红军被迫掉头向北进入湖南通道县，并由通道县向西，进入贵州境内。

之后，廖磊又率军进占贵州都匀，暗中支持贵州军阀王家烈，暗示王家烈向桂军靠拢。但王家烈在中央红军的打击及蒋介石的权谋玩弄之下，最终被迫交出军权，调往南京出任中央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蒋桂在贵州的斗法，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

出省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廖磊被任命为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军军长，同年10月升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七军军长，率第七军、四十八军开赴第五战区抗日。在淞沪战场大塘战役中，指挥所部与日军激战几昼夜，消灭敌军6000之众，收复70余村庄。1938年6月，率部以大别山为依托，截断日军交通线，在黄梅、广济地区给日军重大打击。

1938年9月，桂系第七军、四十八军为主干，加上一些地方团队，组成鄂豫皖边区游击部队。廖磊以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兼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安徽省主席、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

廖磊一生最出色的一件事可能便是对大别山根据地的经营。之前，在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被认为是一件苦差，李宗仁不好意思说让谁去，便在召见廖磊与李品仙时沉默不语，廖磊主动说由他去。没想到廖磊在大别山搞得有声有色，对安徽的经营成为桂系在抗战时期的最大“收获”。

廖磊上任后，发布《告全省民众书》，指出要切实做九件事：1、征辟地主绅耆，延揽人才，共济时艰；2、妥筹难民生计，成立难民救济会，设立难民工厂；3、蠲免沦陷区域田赋；4、推行农村合作贷款，改正农村经济，活动金融流通；5、保障法币流通；6、扑灭汉奸及伪组织；7、重行整编民众武力，寇来大家出击，无事各自归农；8、铲除贪污；9、肃清盗匪。同时向民众提出三点希望：1、坚定必胜信心；2、协助军队作战；3、帮助政府除奸。之后，又拟成《安徽省战时施政纲领》，于1939年1月正式颁布。

在军事方面，武汉失守、第五战区主力自鄂东向鄂西撤退后，大别山孤悬敌后。但日军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兵力也日益分散。廖磊趁机对根据地四周之敌作有力的驱逐和抗御，先扫清大别山外围，次第收复了一些为敌所占的县份，对武汉市方面则建立强固的防御线，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游击基地初具规模。由于大别山游击基地的创建和支持，安徽62县中，能保留完整者35县，县境有敌踪者有7县，县城为敌盘踞者仅19县（1939年皖南收复4县，皖中收复8县、皖东及皖东北收复7县，皖北收复2县）。

在政治方面，廖磊狠抓民众的组织与发动，健全安徽动员委会各级机构，派出工作团、政工队，深入各部门，推行动员工作，从政治思想上动员群众起来配合军事行政工作。如帮助军队运送粮食、弹药、伤员，以及防奸、宣传、组训等，使群众团结爱国，不为敌人所利用。省动委会秘书长朱子帆曾指出：“全部动员过程中的主要阶段，便是廖公兼主皖政开始的。”

此外，廖磊还采取措施救助难民，开办难民工厂、设立难民救济会。同时运用合作贷款，供给农民生产奖金，铲除货款为豪绅把持的弊病；拨款办理购屯统运，解决农产品滞销、价格低落问题。发动军队在农忙时帮助农民耕作。以此争取民心。

对安徽原有的地方武装，如省保安队、各路人民自卫军、抗日人民自卫军和一些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均进行了新编训练，改编为国民兵团，在各县组织县司令部，辖常备队、后备队。常备队视各县财力，编为若干大队。后备队则由区乡、保、甲之壮丁编成，为无给制。

廖磊还要求各专署，在有敌踪各县及沦陷各县建立游击根据地。县境有敌踪的县份，县府仍在县城或郊区办公。失陷各县，县府在县之根据地设署办公，如此处再陷，则更迁至另一根据地。如全境沦陷，则于县的边境或邻县接近处设置临时办事处，指挥乡、镇、保各级人员，仍在区内，秘密进行组训、宣传、侦察、除奸等工作。

廖磊还对安徽的行政机构进行调整，贯彻“政治与军事合一，政府与民众合一”的政策，具体有：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任区保安司令，专员公署与保安司令部合并办公；县长兼领军务，县内党务人员及一切地方团队武力，归县长统一指挥，民众抗敌机关和团体，归民众动员委员会统一指挥；各迂缓、重叠、冗杂的机构一律裁撤或合并。基层乡、镇、保、甲按“政教合一”原则，将联保办公处、乡村教育、自卫队合并为统一机构。以乡（镇）保长兼任学校校长和自卫队长，甲长兼保预、后备队班长，公所、学校、队部合并办公。

在财政方面，进行财政整顿。发动民众交纳原有赋税，清除苛捐杂税。狠抓财政清理，打击贪污，剔除中饱；厉行节约；实行税收统支，确定省县预算，树立超然会计制度，严禁自收自支。由于方法具体，措施得力，安徽在战时财政收入不降反升，自1939年起有大幅度增加，这在国统区是不多见的。

在人事方面，廖磊坚决贯彻“行新政用新人”的政策。原来安徽的基层行政组织是一种联保制度，所有联保主任和保长都是一些年纪老大的豪绅，组织涣散，不能掌握民众，也无法配合军事行动。为此，廖磊决定训练一批知识青年充当县、区、乡各级干部，成立省政府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他亲自兼班主任。又于各区专署成立分班。本部先后举办六期，结业学员4929人，分班培训次数一至四次不等，结业学员4913人，分发各级机关任用。省政训班内特设财政会计组，先后开办三期。对基层行政人员，订立保甲人员训练办法，由各县设班训练。因小学师资缺乏，又在省军政训练班中特设小学师资组，结业学员139人。省特命各县采取乡（镇）、保小学教师短期训练的办法，训练教师1998人。省里还开设合作指导组、无线电组、谍报工作组等，培训各类人才。

省军政训练班的党员，为从各地招考来的优秀青年，廖磊对这些学员加以重用，分派到各地任职，还曾从干训班中选拔优秀者数人充当县长。廖磊指示各级行政机构，对干训生，要让他们“切实参加行政机构的工作”，并称要把爱护干训生作为“各县长主要考绩之一”，“如果藉故不用干训生，则连县长都没他的份”。对干训生，廖磊则勉励这些青年人：“各位回到乡间工作，一定要和旧的腐化的乡、村长有断然的分别”，“不要做变相的新土豪”。在廖磊的支持下，干训班的势力在各级行政机构中日益增长。新桂系又号召干训生组织干训生同学通讯处，使他们在新桂系掌握下团结起来。因为干训生受到重用，一般知识青年，争入干训班之门，时人有“要做官，干训班”之谣。

廖磊还于1939年7月20日，在战时省会立煌召开首次省临时参议会，以后各县临时参议会也相继成立，基层乡镇也纷纷召开保民大会，以争取人心、集思广益。

廖磊于1939年冬病逝于立煌县，叶剑英、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送花圈致哀。

廖磊治皖时间不长，但各方面评价甚高。安徽人张义纯曾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安徽省主席等职，他回忆说，廖磊为人比较清廉，在总司令任内，所存军队节余兵饷，缴归广西增购军火，不像李品仙中饱私囊。因廖磊提倡俭朴风气，亦有狡黠者，投其所好，穿草鞋、打绑腿往谒省主席，廖委以县长职务。当有人揭穿其诈伪时，廖磊又将其革职。“这时（1939年）廖磊提倡节俭苦干，兼之币值与物价平稳，军政人员生活安定，多能秉公守法，从事抗战工作。”

白崇禧晚年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廖磊在大别山评价甚高：“他率第七军赴沪作战，敌人装备好又有制空权，伤亡很大，有旅长二人、团长六七人牺牲，而撤退时无论搭车徒步，上下均能守秩序，对百姓秋毫无犯。第七军撤到大别山，后来荣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军人能守纪律，政治风气亦佳，安徽人对他均表好感。这时江北、山东都沦陷了，而安徽甚多县份在八年抗战中始终能守住，这基础是他建立的。······继廖磊任安徽省主席的是李品仙，无论军政都比不上廖磊主持的时期了。我衷心佩服这人。”

李宗仁晚年提到廖磊时也回忆说：“廖磊在大别山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竟形成令人羡慕的小康之局。······廖君死时，大别山根据地内的军政设施已粗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