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中国语言文字学家。字劭西，湖南湘潭人。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之后，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915年应教育部之聘，到北京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1920年开始在高等学校任教，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35年，他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出版，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自清末以来的切音字、注音字母、国语罗 马字及大众语运动的始末、性质、范围、目的、理论、方法和纲领，是国语运动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1934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会”（干事王荫兰，助理干事黄现璠）成立，他任“教育研究会”导师。1937年随北京师范大学迁往西安,后来又辗转至汉中、兰州等地,任教授、系主任、师范学院（现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院长等职。1945年，他与许德珩等倡导成立九三学社， 还兼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48年回北京，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49年，与吴玉章、马叙伦等组织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任理事会副主席。

曾是办报人，同事有田汉，毛泽东等人。 

生平年表

早年

黎锦熙出生书香门第。兄弟八人各有专才，人称“黎氏八骏”。1905年，黎锦熙15岁时考中了最后一届秀才。1906年，受湘赣萍浏醴起义的影响，来到长沙，与张子平发起“德育会”，后遭通缉，逃匿还乡。

1907年，考入北京铁路专修科。次年因学校毁于火灾，返回湖南，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三年后，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12年，开始编辑小学教科书，将《西游记》收入课文，包含了改革教育、废除八股文、学作语体文的思想，引起保守人士的惊骇。1914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历史教员。学生中包括毛泽东等人。

赴京

1915年，赴北京应教育部邀请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后为编审员）。1916年，和同仁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拟定该会宗旨为“国语统一”（推行普通话）和“言文一致”（普及白话文）。1918年，和同仁促成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及常用字的标准读音。1920年起，和同仁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学、初中“国文科”为“国语科”，取消小学读经，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1920年，开始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兼任全国小学、中学白话文语法讲习所讲师及天津、保定、武昌、安庆、济南各讲习会语法讲师。1922年，兼任天津、济南、上海、长沙暑期国语讲习所讲师。1923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国文系教授，又与钱玄同、赵元任等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同年，创立国语辞典编纂处，任总主任。

1924年，出版《新著国语文法》。此前的语法书，只有文言文的文法，没有白话文的文法。有人甚至说，白话文“只有新文学而无新文法”。《新著国语文法》应运而生，是第一本汉语白话文语法专著。书中借鉴了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和里德的图解法，首创了“句本位”的汉语语法学，用句法控制词法。在1956年统编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颁布之前的三十多年中，几乎是现代汉语语法教学的唯一通行教材。

1926年，与钱玄同、赵元任等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1928年，任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院长。1933年，出版《比较文法》。

抗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迁至西安，合并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黎锦熙任国文系教授、主任。1938年，西安临大迁至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黎锦熙继任国文系教授、主任。1939年，西北联大分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陆续迁往兰州，黎锦熙兼任教务主任。1944年，倡导西北师院、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创办国语专修科，后来的毕业生中有100多人在中国台湾光复后到中国台湾推行国语。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西北师院院长。1946年，西北师院迁回北平，黎锦熙任国文系主任、教务主任，并参与创建九三学社。1947年，任北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兼教授。1948年，北平师范大学恢复校称，继任国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1949年，被毛泽东指定和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同年，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1950年，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届学部委员。1949年至1978年中，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8年3月27日，于北京逝世。逝世当天犹在审定由女儿记录整理的他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 

学术贡献

普及白话文

1915年，26岁的黎锦熙受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他潜心研究语言文字，认为中国文字必须改革。在他及同仁的倡议和组织下，1916年成立了“中华国语研究会”。

他为该会拟定的宗旨是：

一、国语统一，即规定标准语。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方言复杂，进行国语的统一工作，意义重大。二、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

“五四运动”前夕，以鲁迅为首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如《狂人日记》等一大批反封建的白话文学作品，显示了新文学的生命力。一些封建卫道士们攻击说：白话文学虽有“文学”，却无“文法”，有“文”无“法”，终是无以为“文”。为了反击这种谬论，1920年，黎锦熙与同仁在北京开办了第一届国语讲习所，并把他写的《国文文法系统表》同沈朵山合作改编为《国语文法系统表草案》，之后他又将其改为《国语文学》，在北京高等师范（即北京师大的前身）国文系及女高师等校首创讲授这门课程。他用大量例证阐明白话文不仅有“法”，而且这个“法”十分缜密，足以指导为文。这就是非常有名的《新著国语文法》一书。它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将传统语法体系应用于现代汉语的专门著作。这部我国“五四”以来具有重要影响的语法专著，至1959年已连续再版了24次之多。黎锦熙生前在每次再版前都要对书中观点、体例、例句等进行修改，以求与新时代共进。

爱国热忱

1920年，他促成教育部改定小学的“国文科”为“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并废除小学“读经”。在他不懈努力下，以后的几年，初中、高中的“国文”也改为了“国语”。他还发起领导苏、浙、皖三省焚烧小学文言教科书运动，这场反对封建文化的斗争，震动了全国，影响很大。与此同时，他与钱玄同创办了《国语周刊》。黎锦熙对祖国神圣领土中国台湾地区的国语运动的关怀和贡献，更是功不可没。他认为中国台湾沦陷于日本50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台湾一定能够光复。中国台湾的方言极为复

杂，再加上日本文化的影响，因此中国台湾最需要开展国语统一运动。1944年5月，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西北师院（兰州）、女子师院（白沙）、社会教育学院（壁山）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为在中国台湾推行国语预先培训人才。后来，抗战胜利，中国台湾光复，为推行国语前往中国台湾的学者达100多人，对于推进国语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由此也可看出黎锦熙对祖国统一的热忱和远见卓识。

《国语辞典》之编订

早在1917年他向教育部提出的《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内就有“《国语辞典》之编订”一项。他建议编纂《国语辞典》以填补群众阅读白话文学作品遇到难解之词无书可查的空白。几经努力，终在1923年促使“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了“国语辞典编纂处”。1928年他领导的“国语辞典编纂处”改名为“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下设搜集、调查、整理、编著、统计五个部。计划到1948年成书三大册，共三十卷。那时流行的工具书只有《辞源》、《中华大字典》等几种，至于编纂专以语言文字为内容的能给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出现的词作一系统总结的《中国大辞典》还没有人提起，当然就更不会有编纂这样词书的专业单位了。

他们的工作，是要把五代、北宋的词和金元的戏曲、明清小说、从古到今的字书、词典所没有收录的词语，统统加以搜集、整理、注释。规模宏大，头绪纷繁。尽管他们做了充分准备和大量工作，并已先后印出了《中国大辞典样本稿》、《中国大辞典长编》，却由于经费不足、战乱频仍而未能成书，着实令人扼腕叹息！但值得告慰的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没有白费：黎锦熙把所剪录的数百种书报、依音序装屉储存排定整理的300多万张卡片完好地保存下来，在解放后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的珍贵档案，发挥了巨大作用，为我国编纂大型辞书辞典提供了异常丰富的资料和极其宝贵的经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在黎锦熙的领导下，以有限的人力，先后编辑出版了《国语词典》、《增注国音常用字汇》、《新部首国音字典》、《增注中华新韵》、《北平音系十三辙》等以及解放后应社会之需编写出版的《学文化字典》、《正音字典》、《汉语词典》等多部工具书；培养了一批精熟编纂字典、词典的专门人才；还为出版事业开辟了一条编辑与出版分工的新路。这也是我国出版史上非常值得记载的一页。黎锦熙一直想编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大辞典》，直到晚年，他还向中共中央写了“请中央组织《中国百科大辞典》的编写工作的建议”。

文字改革

为了推进中国的文字改革，黎锦熙在1922年便与钱玄同、杨树达等人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把中国的新文字定名为国语罗马字。1923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组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研制国语罗马字。1926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就是黎锦熙、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等6人组成的“数人会”共同拟定的。这是现行《汉语拼音方案》的奠基工作之一。黎锦熙提出建议由国家铸造“汉字注音铜模”。这个建议于1935年获得实行。他主选“注音汉字”6788个，并多方奔走呼号，委托商人承铸。这样，小学课本、儿童课外读物、民众读物就可以用“注音汉字”字模排印，这对扫盲运动和儿童识字帮助很大。但由于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国难当头，华北危急，辛辛苦苦制成的注音字模，落入日本占领区，推行注音字母的希望化为了泡影。但后来中国台湾实行了他的主张：《国语日报》和很多注音读物都利用注音字模，经常出版，销售量很大。中国台湾是我国第一个普及国语的省份 ，在这里部分地实现了黎锦熙的理想和愿望。

推广普通话

黎锦熙长期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他与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确定了北京话为国语标准音。他在推广普通话，从事文字改革运动中，十分注意推广“标音字母”标音，用他主编的《国音常用字汇》查字、认字，能很顺利地掌握四声。按音序去查他主编的《国语辞典》，立即能把所需要的词找出来。黎锦熙的名字，黎锦熙的生命紧紧和文字改革连在一起。从最初的倡导、组织到规定标准音与标准语，制定符号、音标；从注音字母、注音符号到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从南北协议定音，京音、京语到普通话；从拼音方法上的“三拼”到“双拼”等等，无役不从，或主持，或参与，实际调查，采择众议，审古酌今，不断加以修订、改进，日臻完善，务期既合于音理，又便于实际应用。近70年来我国有关国语运动、文字改革的工作前进的每一步，都熔铸着黎锦熙的心血与汗水。

主要专著

《新著国语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4。

《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24。

《比较文法》，北平著者书店，1033。

《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

《建设的“大众语”文学》，商务印书馆，1936。

《方志今议》，商务印书馆，1940。

《中华新韵》，商务印书馆，1950。

《汉语语法教材》，商务印书馆，1957、1959、1962，与刘世儒合著。

《文字改革论丛》，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个人荣誉

1949年，北京刚解放，黎锦熙就被毛泽东指定和吴玉章、马叙伦、范文澜、成仿吾、郭沫若、沈雁冰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前身）。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1926年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在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拟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这就使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大大地进了一步。”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又说：“黎锦熙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对文字改革工作，党和政府给予了充分肯定与支持。

个人著作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70年，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广，对于语言学、文字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地理学、史学、佛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仅有关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著作，计论文就有300多篇，专著30余部。他在文字改革、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和辞典编纂方面，尤其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数十年来，他还为祖国培养了许多语言文字工作者和专家，影响所及，遍于海内外。黎锦熙不仅是一个语言学家，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一个始终为了中国的富强、进步，贡献了其毕生精力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轶事

晚年生活

“文革”期间，黎锦熙虽受到党中央保护，但仍不能完全避免在工作和生活诸方面受到干扰、迫害，但即使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也并没有停止研究，还写下了近30种学术论著。1972年，他将自创的“汉语双拼草案”、“文字改革概说”亲自交给周恩来。粉碎“四人帮”后，他欢欣鼓舞，渴望在科学的春天做更多的工作。1977年，他撰写了《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在北京的部分活动》。1978年，他上书党中央，提出在发展自然科学的同时尽快发展社会科学的建议，又向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汇报了汉字与机器相结合的具体方案。没过多久，他因病住进医院。病中他仍时刻关心着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进展，多次要求出院工作。3月27日上午，他艰难地举着插有输液针管的右手，逐字逐句地审订着他在北京地区语言学科规划会上的书面发言稿，他在发言稿末尾深情地写道：“我今年已满八十九岁，风烛残年，但我要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祖国的语文教育事业!”他计划着出院后的科研工作，憧憬着科学春天的美丽蓝图。然而，仅过了十多个小时，他就溘然与世长辞了。他对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黎锦熙与毛泽东

学习上的交流

黎锦熙不屑与官宦为伍，1913年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任教。同年，毛泽东考入该校就读。次年春，他们又随着四师与一师合并一起转到一师。当时黎锦熙讲授历史课，这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课程。并很快成为挚友、兄弟。黎锦熙学贯古今，学识渊博，而且品行笃正，堪为人师。因此，毛泽东经常到黎锦熙住处请教，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特别是关于如何治学等问题。黎锦熙总是循循善诱耐心教导。毛泽东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闻黎君劭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之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黎锦熙对毛泽东评价非常高，在1915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俩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这是黎锦熙慧眼识巨才以及作为一位教师对培养青年毛泽东的强烈责任感。

生活上体恤

黎锦熙在生活上也时时处处关心毛泽东，他知道这个农村青年求学不易；他与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曾创办《湖南公报》、《公言》等刊物，宣传民治思想。黎锦熙常请毛泽东等学生帮助抄写稿件，给一定的酬劳。几十年后，黎锦熙曾欣慰地说过：在湖南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帮助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田汉；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其实就是毛泽东，是黎锦熙没有明说罢了。

六十余年的友谊

1915年9月，黎锦熙赴北京任职，使这对挚友被迫分离。到1920年，毛泽东曾六次给黎锦熙写信，称黎锦熙“弘通广大”，“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挚友。黎锦熙则“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给予极高评价。1918-1919年毛泽东因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和驱逐张敬尧事曾两次到京，均得到黎锦熙的帮助和关心，并一起讨论中国和湖南的“解放与改造事”。1920年5月，毛泽东由北京返回长沙，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毛泽东与黎锦熙的通信也中断了数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黎锦熙还多有往来，特别是解放初期，毛泽东经常一个人跑到黎锦熙家聊天，因为和他聊天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收获。后来，因为安全的原因，毛泽东只好将黎锦熙请到中南海做客，并与他讨论有关教育、文字改革等事。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六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