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简介

曹禺（汉语拼音：Cao Yu；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中国剧作家，戏剧教育家。

本名万家宝，字小石。

祖籍湖北潜江。

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

1996年12月13日卒于北京。

其父曾任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后赋闲在家，抑郁不得志。

曹禺幼年丧母，在压抑的氛围中长大，个性苦闷而内向。

曹禺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齐名。

历任中国文联常委委员、执行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等职务。

1934年曹禺的话剧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曹禺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其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

曹禺笔名的来源是因为本姓“万”（萬），于是他将万字上下拆为‘草禺’，又因“草”不像个姓，故取谐音字个‘曹’，两者组合而得曹禺。

曹禺生平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

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

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

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

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曹禺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

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但他承认，“《狂人日记》当时没读懂”，而《女神》却使他的血“沸腾”起来。

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中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

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

其诗作《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有着郭沫若《女神》的影响。

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

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

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

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

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

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

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

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

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

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

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邢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

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

1934年9月，曹禺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

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

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

《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陈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

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1936年8月，曹禺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

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

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

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

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

暑假期间，创作《蜕变》。

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

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

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

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

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

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

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

1948年底，到中国香港。

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

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

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

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

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

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

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

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

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

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

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

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

1996年12月13日逝世。

国立剧专

1936年初，应聘担任国立戏剧学校的教授和教务主任。

创作： 懂技巧但不耍技巧

1936年—1942年，从国立剧校到国立剧专，曹禺的职务也从教编剧、剧本选读到排戏再到教务主任，长达6年的教学工作早已与同学、同事打成一片，他有自己的热情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青年学生开展创作活动，无论作品质量好坏，他都认真审阅。

1941年，国立剧专第四届毕业公演。

选排的剧目是由全体同学自编、自导、自演，自己设计制作的《反间谍》。

曹禺都仔细过问，帮助学生完善剧目。

据剧本作者陶熊回忆：当时写这个剧本，就是根据报纸和杂志上的一些素材，按照曹禺先生讲课所提到的情节剧的手法写成的，完全是耍技巧的作品。

后来，戏剧演出后，曹禺先生很严肃地对我说“以后再不要写这样的剧本了。

”由此可见，曹禺既要求学生懂得技巧但又不能耍技巧，创作最重要是致力于塑造人物，这才是编剧的正道。

剧校教学特别重视实践，要求每个学生都要从舞台基本训练学起。

入学初期，都会以喜剧来训练学生，培养学生的艺术感觉。

学生胡浩与同学入学后排演的第一出戏就是《镀金》，这是曹禺为了教学而改编的第一出戏，由曹禺亲自导演。

同学们从入学那天便开始参加演出活动以此累积专业知识，培养专业感觉，一直到毕业公演。

教学：体验互动 “叫座率”第一

在学校，学生们都尊称曹禺为“万先生”，一方面他的大名叫“万家宝”，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称呼他，让师生之间的关系愈发亲切。

万先生在学校担任教务主任，也兼教剧本选读。

每逢课程表一公布，只要是有万先生的课，同学们总是提前在课堂内占好位子，教室窗户台上、过道上，挤满了来听课的同学。

曹禺讲课的方式让同学们十分受益，他没有教条式的分析人物性格特征，也没有把那些诗句一句一句的在学生面前进行解剖，而是用感觉、体验式的互动教学，让学生们熟悉人物，靠拢人物，最后，达到深刻理解人物的目的。

1940年，毕业考试后的一天，听说曹禺先生要在教务处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一一单独谈话。

曹禺与学生面对面地坐着，与大家一同回顾了在校三年的点点滴滴，分别对每个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学习方面的优点进行了点评，也指出了不足之处。

曹禺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届学生李乃忱的缺点说：“任劳而不任怨。

”并且恳切地嘱咐道，“以后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心胸要开阔，不要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几句沉甸甸的话语，让李乃忱热泪盈眶，平时曹禺先生要忙着创作、教书、排戏、看戏……但是对每个学生都在用心观察，对学生的成长付出爱心。

曹禺根据自己的经验，用他读书的精神治学，从不教学生读死书，只传授方法、经验。

曹禺担任教务主任期间，一直强调要学好外语。

学校刚迁到江安时，没有英语教员的情况下，曹禺亲自为学生们上英语课。

那时，大家就知道曹禺不仅精通英语，而且还自学了德语、法语。

在曹禺看来，掌握一门，乃至数门外语，是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的根本。

曹禺上课独具特色，其中最有名的课是“剧本选读”。

在剧校开设的各种专业课中，这门课的“叫座率”第一，每逢开课，总会吸引大批的学生甚至来自重庆的学生和戏剧工作者前来旁听。

曹禺开设这门课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编剧课上的“死”知识变“活”，引导学生从世界名作中领会戏剧的剧作规律，体验作品的神韵，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曹禺话剧创作

《雷雨》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戏剧的优点，明显受到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和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等西方戏剧观念和创作方法的影响，并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现了20年代中国带有浓厚封建性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中各种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为中国现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从而使话剧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完全中国化，成为中国新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样式。

易卜生戏剧”社会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周朴园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方面。

周朴园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剧中各种悲剧的根源。

作品以他为中心，安排了两条主要的线索：一是他与妻子蘩漪的冲突，以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一是他与矿工鲁大海的冲突，以表现他与工人的对立，这两条线索又通过侍萍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尖锐复杂的戏剧冲突。

周朴园是一个狠毒凶残的资本家，作者通过鲁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发迹史：从前在哈尔滨包修江桥时，他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多个工人，进而将每个工人的抚恤金中扣去300块钱。

只要能弄钱，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周朴园更是一个专制冷酷的封建家长，在家中，他的话就是法律，为了贯彻他的意志，不惜牺牲任何人的幸福。

他与蘩漪的关系，表面上是一种夫妻关系，实际上却完全是一种主仆关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为孩子们树立一个“服从的榜样”。

在“第一幕”他强迫蘩漪喝药的一场戏中，蘩漪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让小儿子周冲端着药去劝，看着周冲含泪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求留到晚上再喝。

可他仍不肯让步，又命令大儿子周萍去劝，并且要跪着劝，直到蘩漪认输方才罢手。

在他的眼中，根本没有蘩漪独立的人格和起码的尊严，他关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园与前妻侍萍的关系，更充分暴露了他伪善的本质，年轻时他诱骗了侍萍，当他以为侍萍已经投河自尽后，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纪念自己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真爱，不仅将自己儿子的取名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时的房间模样，甚至喜欢关窗的习惯，而且还一直把侍萍当作”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要为她修一座墓。

但是，当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佣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时，竟马上翻脸不认人。

但曹禺并没有把周朴园作为一个阶级的典型，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塑造的。

他对蘩漪的冷酷，是因为他始终无法得到她的爱；他与鲁大海的冲突，则是当时社会上日益激烈的劳资矛盾的反映；而对侍萍的翻脸，则因为他不敢正视自己心爱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现实，最后，当侍萍再次出现在周家的客厅时，他怀着忏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来与自己的生母相认。

虽然作者在创作之初，“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但是，“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而从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这正是易卜生的戏剧观。

莎士比亚戏剧“性格悲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个受过一点新的教育的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力量在她心里翻腾着。

”曹禺在剧本的“舞台提示”中这样写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

她爱起人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

”她是周朴园的续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实际上是周朴园的第三个妻子。

蘩漪来到周家18年，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平等的爱，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长期的摧残。

她知道丈夫年轻时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与女佣的女儿生的“私生子”，也眼睁睁地看着丈夫为纪念这个儿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间。

而丈夫对她，则仅仅是看作一个儿子们的榜样。

这种压抑的家庭环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抗心理。

她怀着对爱情和自由的向往，怀着对周家的报复，疯狂地缠着大少爷周萍。

而当她发现周萍喜新厌旧，想摆脱她转而去追求四凤时，她更不惜追到鲁家，在鲁大海将要发现周萍的关键时刻，关上窗户，断了周萍的后路，把他暴露在鲁大海面前，想借鲁大海的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后，终于导致了四凤触电身亡，周萍也开枪自杀。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于作者深刻地表现了她矛盾复杂的“雷雨式”的性格。

她对周朴园表面上是屈从的，但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和反抗。

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亲不低频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可悲境地，这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

”蘩漪是作者认为“值得赞美”的人物，所以在创作中，作者着力描写了她因“环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兽的搏斗”，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生命里所交织的“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腊戏剧”命运悲剧”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无锡周公馆女佣梅妈的女儿，被周家大少爷周朴园诱骗，与他生了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

30年前的一个除夕，她生下第二个儿子才三天，周朴园为了娶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赶走了侍萍。

那天晚上，侍萍带着刚出生的儿子跳了河，人们都有以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并且又嫁了两次人，还生了个女儿，就是现在的鲁四凤。

这个性格刚强而受尽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摆脱命运的安排，由于她自己的母亲是佣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抛弃，因此，她一直不准自己的女儿再蹈自己的覆辙，没想到丈夫鲁贵又把女儿送进了公馆做使女。

为了把女儿找回来，没想到自己又踏进了周家的大门。

命运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儿又同样地与公馆里的大少爷不清不白，而这位大少爷竟是周萍–四凤同母异父的哥哥。

由于作者在当时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像侍萍这样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见所闻全是无论怎样挣扎也不能改变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运悲剧”来替他们作解释了。

受西方古典主义戏剧观的影响，《雷雨》在结构上十分讲究，四幕戏的时间集中在一天之内（从上午到深夜），地点也集中在周鲁两家的范围内，出场的八个主要人物全都有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识它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也运用得太过分。

此外，作者还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现代悲剧观的影响，在渲染悲悯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运色彩的同时，又强调距离的审美效果。

在初版本中，特别设计了相同场景的”序幕”和”尾声”，让人们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结局：十年后，周公馆成了教会医院，这里住着两个疯了的老妇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园也成了基督教徒。

让人们在了解了故事发生的原由后，能够再回味心中曾涌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展示了“有余”和“不足”两个社会阶层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实现了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的揭露。

全剧共四幕，其时间分别为：黎明，黄昏，午夜，凌晨。

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

曹禺在清华读书期间，特别是在河北女子师范教书期间，见识过许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陈白露就是她们中的一位。

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她们都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

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和美丽，在娱乐圈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暂时在现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脚，没有重蹈子君的覆辙，但是，却面临着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抵御金钱的诱惑和腐蚀。

于是，很快投入了银行家潘月亭的怀抱，完成了从“不足者”到“有余者”的变化。

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会自己觅食了。

陈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作者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黄省三，构成了一个既互为对照又互为补充的“三段式”人物链，很好地表现了“有余者”和“不足者”的对立和变化。

潘月亭和黄省三可以看作是“有余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则可以看作是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典型。

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间的冲突”和“李黄之间的冲突”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着力”描写的重点片断，其主要目的就在于让人们看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残忍”。

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

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

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丧心病狂地不择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黄省三的境地。

反过来说，如果黄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样有心计有手腕还有胆量，他也可能成为李石清第二。

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

现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在对待媳妇时就比当年的婆婆更加残忍。

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他看见了现在的黄省三就像看见了过去的自己，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像黄省三这样的怯懦者和失败者。

与《雷雨》曾受到许多批评一样，《日出》也曾遭到不少严厉的质疑。

诸如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喜剧因素问题、第三幕（宝和下处）的安排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及“突击了‘现象’而忘记了应该突击的‘现实’”，“没有把笔锋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恶的根源的帝国主义”等等，最后的焦点，集中在了从《雷雨》到《日出》的变化，是作者的进步还是退步的关键问题上。

这是一个仍然可以进行再探讨的问题。

一个得到了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曹禺的这次“试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发表以后。

如果说《雷雨》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对中国封建家庭的认识，《日出》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的认识，那么《原野》则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讨。

《原野》的故事是在一连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开的：仇虎的父亲仇荣，被当过军阀连长的恶霸地主焦阎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抢占，仇家的房屋被烧毁，仇虎的妹妹被送进妓院而惨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儿子焦大星强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进了监狱。

曹禺敢于将《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并不熟悉的农村，并不是要追随时代潮流去表现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而是要借一个发生在农村的具有传奇性的复仇故事，挖掘一个人在强烈的爱与恨夹击下丰富而脆弱的内心世界，表现人充满反抗意识的原始生命力和复仇者的心理变化。

因此，作品一开始就将从狱中逃出来复仇的仇虎，置于欲复仇不能，而欲放弃又不甘的尴尬境地。

仇虎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焦阎王已经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

曹禺曹禺现象

1934年曹禺的处女作《雷雨》问世，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它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真正成熟的标志。

之后，1936年曹禺发表《日出》、1937年发表《原野》，1938年发表《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1939年发表独幕剧《正在想》，1940年发表《蜕变》，直至1941年《北京人》完成，短短几年时间，曹禺的创作水准不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

尤其是被誉为“四大名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其艺术功力所达到的境界，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超越，而彼时他仅有31岁。

1942年曹禺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风格与《北京人》颇有相通处。

此后，他所写的独幕剧《镀金》，《桥》（未完成），以及解放后写的《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1961，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和《王昭君》（1978）等剧，其艺术魅 力大不如前，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事实。

有许多学者认为，曹禺艺术创造力的衰退主要在于解放后受困于行政事务，加上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的干扰，使他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因此，1949年成为他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学界一般趋向于认为曹禺艺术创作进入衰退期是在1949年之后。

事实上，自从《北京人》之后，曹禺的创作就已经开始呈现出走下坡路的迹象，具有强大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作品已不复出现，人们现在依然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前期所写的“四大名剧”。

为何曹禺在短短数年内能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在文坛迅速崛起，而后又在正当盛年之时其艺术创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前期剧作的原创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是哪些因素赋予这些剧作如此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曹禺后期剧作的生命力为何迅速衰退?导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诸多研究者在反复探究的问题。

应该说，曹禺的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他站在人类的高度去看待和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他是用一种人类所共同拥有的心灵语言去讲述人的不幸遭遇，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待人的痛苦。

他的立足点，他的悲悯情怀，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都能深切理解并产生强烈共鸣。

而曹禺创作生命力的衰退，与其说是他被困于行政事务与政治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他前期的作品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中被广泛误读的结果。

尤其是当时过分强调切近时势的文学批评理论，对曹禺产生了巨大影响。

曹禺剧作中凡是与时势相切合的内容受到评论界的高度赞扬，与时势相对有距离的内容则大受攻击 ① 。

这些误读所形成的强有力的社会舆论最终使曹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产生了误解，并由此导致他的创造力偏离了自己所熟悉的轨道而进入了他人设定的轨道。

也可以说，正是始于三四十年代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社会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使曹禺极富原创性的创作受到了严格的制约而无法自由发展。

曹禺曹禺作品

著作

雷雨（剧本）1936，文生

日出（剧本）1936，文生

原野（剧本）1937，文生

编剧术（理论）1940，正中

黑字二十八（剧本）与宋之的合著，1940，正中

蜕变（剧本）1940，商务

正在想（剧本）1940，文生

北京人（剧本）1941，文生

家（剧本）1942，文生

艳阳天（电影剧本）1948，文生

曹禺剧本选1949，文生

明朗的天（剧本）1956，人文

迎春集（散文）1958，北京

胆剑篇（剧本）与梅阡、于是之合作,曹禺执笔,1962,戏剧

王昭君(剧本)1979,四川人民

论戏剧1985，四川文艺

曹禺论创作（理论集）1986，上海文艺

翻译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本）美国莎士比亚著，1944，文生

研究资料书目

曹禺论（肖赛）1943，成都燕风出版社

曹禺研究资料汇编 1960，山东师院中文系编版

曹禺剧作论（田本相）1981，戏剧

曹禺的戏剧艺术（辛宪锡）1984，上海文艺

曹禺论（孙庆升）1986，北大

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朱栋霖）1987，人文

曹禺传（田本相）1988，十月

曹禺剧作艺术探索（华忱之）1988，四川文艺

曹禺艺术成就

曹禺在中国话剧史上是继往开来的重要作家。

在他之前的话剧先驱者们，大都是以话剧作为宣传鼓吹民主革命思想的工具，因此没有机会更多推敲话剧的艺术问题。

曹禺继承了先驱者们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和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同时广泛借鉴和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和欧洲近代戏剧的表现方法，把中国的话剧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因此，他的《雷雨》成为中国话剧艺术成熟的标志。

其后的《日出》、《北京人》、《家》也都是公认的杰出作品。

曹禺的作品，不但提高了戏剧文学的水平，对导演、表演艺术和舞台美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话剧成为真正的综合性艺术，为话剧争取了更多的观众，并使职业剧团得以存在，从而发展提高了剧场艺术。

他的作品，特别是《雷雨》和《日出》，是60年来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也是各剧团的保留剧目和院校的实验演出剧目，同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上演。

曹禺家庭

上世纪80年代曹禺父女在家中

父亲

万德尊，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

母亲

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

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

妻子

曹禺先后共有三位妻子，分别是郑秀、邓译生即方瑞、李玉茹。

郑秀，曹禺的第一位夫人，是曹禺清华大学的同学。

1936年11月26日，曹禺与郑秀于南京平仓巷德瑞奥同学会举行订婚典礼。

1937年春，曹禺与郑秀在长沙国立剧校举行简单婚礼，校长余上沅主婚。

方瑞，1951年曹禺与方瑞正式结婚，直到文革时期。

曹禺没遭到批斗，被下放到农场劳改。

方瑞受到惊吓身体垮掉，靠大量服食安眠药才能入睡。

1974年的一天，方瑞在自家床上离开了人世，临死时床上各处都散落着大量的安眠药片。

李玉茹，1979年曹禺和李玉茹结婚。

李玉茹陪伴曹禺走完了最后一程——直到1996年曹禺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