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简介

高拱（1512～1578），中国明代嘉靖、隆庆时大臣。

字肃卿，号中玄。

河南新郑人。

嘉靖进士。

穆宗为裕王时，任侍讲学士。

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徐阶荐，拜文渊阁大学士。

穆宗即位后，以帝旧臣，数与首辅徐阶相抗。

科道官借此相互攻讦，高拱不自安，乞归。

隆庆三年（1569）冬，召还授大学士兼掌吏部事，颇得宠信。

次年，俺答汗之孙把汗那吉来降，高拱与张居正力排众议，使封贡得以成功，因进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大学士，后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

六年春，帝病危，召高拱、张居正、高仪3人受顾命。

明神宗即位后，高拱以主幼，欲收司礼监之权，还之于内阁。

与张居正谋，但张居正在太后前责高拱专恣，致被罢官。

万历六年死于家中。

七年，赠复原官。

著作有《高文襄公集》。

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致仕。

第二年张居正与太监李芳等合谋，奏请复起高拱。

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后，不顾腊月严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学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

言路原多与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

胡应嘉闻高拱复出，惊吓破胆而亡，欧阳一敬也在解官归田途中郁郁而死，一时人心惶惶。

高拱通过门生腹心散布言论，安抚言路诸官说：“华亭有旧恩，后小相失，不足为怨。

”“拱当洗心涤虑，以与诸君共此治朝”。

言之凿凿，颇为大度，于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后，尽心国事。

他“为人有才气，英锐勃发”，办事操切，又不迹常规，在吏治、筹边、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树。

当时高拱以内阁兼领吏部事，责任重大。

他“晨理阁事，午视部事”，十分勤勉。

他认为吏部职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个人、用其长处并非易事。

当时官场士风颓败，为官只是猎取高崇，“权势烜赫者则羡之，正色直言，谪贬蹭蹬者则轻之”，全不以行为品德为准。

因此造成官场“理不明，气亦不振”，官吏以奔趋、巧媚为能事的局面。

对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

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

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占七成，制科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

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

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

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

”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

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事，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

吾改其是。

”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

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

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

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

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

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

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

这些都得到穆宗的准旨，得以实施。

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

依照明朝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

隆庆年间北方蒙古鞑靼俺答部依然不断入扰，边患成为朝廷沉重负担。

作为内阁辅臣，高拱也将筹边视为己任。

嘉靖后期，徐阶曾对严嵩秉权时造成的边防溃败有所匡补，选用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才赴边御敌，又饬厉地方有司加强守备，与将校通力合作，但积重难返，一时边防犹人力财力不足。

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边防用将用人方面。

兵部历来只设侍郎二员，协理部事，由于公务繁忙，他们平时很少巡阅边务。

但一遇边方总督缺员，他们倒要前去顶补。

若抽身不出，还得请移他官。

去者都不谙边务，常使事倍而功半。

于是高拱提议在兵部添设侍郎二员，主要巡阅边务，了解下情，做到对边方险隘、虏情缓急、将领贤否、士马强弱都非常熟悉。

这样边务有人专管，总督员缺，也可即刻往补。

高拱认为“兵乃专门之学”，但现在兵部系统用员往往“不择其人”，优秀官员将才又常常迁为他官，为此特请准兵部自己选将备才。

他提出：储备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边将由兵部司属往任。

选得有智谋才力者，不得随意他迁。

侍郎、总督应经常对换，使他们熟悉彼此情况，一旦尚书员缺，即可顶任。

这确是一项加强兵备的良策，颇得穆宗赞许，后来“边方兵备督抚之选，皆于是取之”。

高拱还访得边方之官，长年镇守边卫，“涉历沙漠”，“出入锋镝”，可他们的俸资待遇和升擢提拔，都与内地处和平环境者同，“甚者且或后焉”。

他以为这极不合理，建议对边臣应特示优厚，“有功则加以不测之恩，有缺则进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员不得与之相争。

对边臣中久卓成绩者更应体恤、厚加优抚，定期给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济必多得”。

在加强边防将帅力量的同时，高拱与徐阶一样，也看到边沿地方有司在防卫上的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充任这类边沿地方官的，不是杂流，便是迁谪者。

朝廷对他们不关心不体察，待遇极差，所以他们没有上进心。

而“边方有司，有疆埸之责，才者忧惧不堪，即优礼而鼓舞之，犹恐不振”，高拱于是“请择年力精强、才气超迈兼通武事者，调用有能保惠困穷俾皆乐业者”，充任边方有司，以三年为期，比内地超等升迁。

若有军功，不次擢用，总之，“惟以治效，不循资格”。

这些都有力地鼓励了戍边将帅和边方有司的进取心。

高拱办事有胆有识。

当时接徐阶任首辅者为李春芳。

李春芳为人宽厚，居政持论平，不事操切，虽无失措之举，却总显得气魄、才力不足。

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挥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

隆庆四年（1570）八月，北边有警，高拱以尚书陈希学、曹邦辅，侍郎王遴各率师背城列阵以待；以京尹栗永禄、南都御史护守山陵；又起御史刘焘在天津守通粮，而以总督王崇古、谭纶专征剿无内顾；以侍郎戴才理军饷。

由于布置周密，防范严谨，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孙子把汉那吉因与祖父发生冲突，率所属阿力哥等十人前来求降。

巡抚方逢时、总督王崇古主张受降。

奏上，朝议纷然，多以为敌情叵测，不能贸然收留把汉那吉。

高拱与张居正却一致支持王、方意见，请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挥使，并“厚其服食供用”，以诚相待，结得其心，穆宗准旨。

接着高拱又命边臣让把汉那吉穿锦衣、坐华车、骑好马，前呼后拥在街市行走。

俺答得晓明廷厚待其孙，深受感动，遂决意与明朝和好，请封贡之事。

此议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对派援引宋朝讲和之例，力言不可。

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机，将极力反对与俺答结好的叶梦熊“降二级，调外任”，以息异议。

他又发内阁旧藏成祖封瓦剌、鞑靼诸王故事，拣发兵部。

并说以己求人机在人，以人求己机在己，现在虏求于我，主动权在我，应该允许。

他还说，这次俺答请贡，“较之往岁呼关要索者万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锡之，则可以示舆图之无外”。

这种将蒙古与中原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比仅图边安的想法又高一筹。

高拱批评反对派：“彼哓哓者岂为国筹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为后言耳！”遂无敢复言者。

隆庆五年（1571）三月，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各部首领也分别封为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有差。

八月，明廷又准与俺答互市。

时陕西三边总督以该边不同宣、大，不欲通贡互市。

高拱拟旨切责。

不久陕西三边也开贡市。

“数月之间，三陲晏然，曾无一尘之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从此基本结束了明朝与蒙古鞑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面。

在满朝争议的情况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圆满地解决这一先朝遗患，与高拱等的着力赞襄是分不开的。

在议贡过程中，主通贡互市的总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后，一面在朝廷力称崇古议，一面抱病修书崇古：“惟公安心畅意，始终此事，不必更怀忧虑”，使崇古受到极大鼓励和宽慰。

方逢时因封贡事曾面会俺答下人，遭人弹劾，说他“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

高拱力斥其谬，“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保护了方逢时，使他免受贬谪。

穆宗以拱“殚忠远谋，劳绩可嘉”，进高拱少师兼太子太师、尚书，改兼建极殿大学士。

封贡事既成，高拱犹居安思危，担心边方兵将因无事而疏怠偷安，再坏边备。

他一向主张“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强调自强。

于是再上疏，“请每岁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阅视，以今视昔，钱谷赢几何，兵马增几何，器械整几何，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拓广几何”，明白开报，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则与过去战时擒斩同功论赏；如果只保持以往水平，则罪如失机论处。

上嘉纳之。

兵部遂一一制定具体措施行之。

以后的几十年中，西北边境始终安定，无大扰，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两广、云贵边事上亦颇多建树。

隆庆初，广西古田壮族人韦银豹等据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抚剿，均不效。

高拱再起，荐殷正茂为总督往剿。

正茂任法严、善战，但性贪。

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乾没者半，然事可立办”。

其实，他在用正茂的同时，已着眼于提擢、培养本省人才，在两广郡县中“多除制科，宽其荐额，勿拘成数”，引导民风向上。

不久，果然“乱民乐业而向化矣”。

时人都以高拱为善用人。

隆庆四年，贵州抚臣告土官安国亨叛，请进剿。

高拱不轻信是言，经深入察查，知“国亨非叛，而巡抚者轻听谗言以幸功也”，便专派员前去安抚释嫌，避免了一场兵戎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