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1933年9月在《文学》发表成名作《雪地》，描写

川康边地军阀的倾轧，吏治的丑恶。以后创作日丰，中长篇小说《在白森镇》、《烟苗季》都是沿着这条路子，并露出讽刺特色。1937年9月返川，在成都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与沙汀等成立文协成都分会，主持会刊《笔阵》，兼《四川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这时写了中篇小说《救亡者》。1940年奉调至延安，筹办大众读物社，出刊《边区群众报》、《大众习作》，做文艺普及工作，1941年后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秘书长等职。1942年任晋绥分局秘书长等职。1946年出任重庆《新华日报》副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在三反运动中离世

人物经历

寻求光明

1907年6月17日，川西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荥。家道还算殷实人家。四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十五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十六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十八岁，到表姐夫贺次璜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二十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

1930年3月，他出川到上海、南京。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老师刘伯量，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的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到任几个月后即慨然辞职而去。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国民党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地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四十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五十元的小康生活。

左联生活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1933年里，除了改写了《毁灭》、《铁流》、《没钱的犹太人》这三部长篇名著之外，周文还创作了《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等大量小说、诗歌、散文、评论。这一年，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短篇小说《雪地》，发在茅盾主编的《文学》杂志9月号上。这是一篇以他在西康的军旅生活为素材的作品，述说了那些军阀部队的士兵们不堪忍受军官欺压奋起反抗的故事。小说写完后，周文将它寄给鲁迅先生，很快就收到先生肯定这篇小说的复信，说已将它转给茅盾。与

《雪地》同期，还发表了茅盾用”惕若”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雪地的尾巴》。1934年，鲁迅、茅盾将《雪地》推荐给美国作家伊罗生，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推荐给伊罗生。由此开始，周文进入了中国30年代文学史。

那些年中，周文除了文学写作，依然做着一些重要的不能为人所知的事情。比如秘密营救丁玲出狱并安排护送到延安，受鲁迅先生委托购买火腿、香烟、围巾，带到西安，转送延安的中共中央，又从西安夹带密件、经费回上海，在鲁迅先生和冯雪峰、胡风之间做交通员，联络斯诺去延安采访，采买延安方面需要的一些急需用品，掩护长征中受伤的政治局委员王稼祥去苏联治病–在上海，敌人的眼皮子下面，让王稼祥在一栋小楼里隐藏了三个月，一边疗伤，一边等待赴苏的机会，周文则在掩护陪伴王稼祥的那一段时间里，完成了长篇小说《烟苗季》，同时还成了一位疗伤换药的外科护士。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周文在第一时间里从冯雪峰那里得到消息，立即参与先生的一应后事，治丧，守灵，下葬，是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之一。当许广平母子处境危险的时候，又安排他们与郑育之父母一家同住数年，尽力保护她的安全。其后鲁迅的每一个忌日，在上海，在成都，在延安，周文都是纪念活动的主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写了许多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

1937年抗战爆发。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周文放下了小说创作，写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杂文、评论、诗歌。此时，因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共产国际授意下，左联已经解散一年多了，上海的危势，也不可能再开展更大的文化活动。周文主动要求到四川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

成都文艺界得知周文回来，为他举行茶话会、欢迎会。他们希望周文帮助他们，领导他们。周文为文艺工作者协会的朋友写稿、看稿、编刊物，和他们个别接近，去认识他们。周文还结识了川大的一些老作家、老教授，如朱光潜、罗念生、谢文炳、陈翔鹤等。周文将二十余位知名作家、教授等上层知识文化界人士，组成成都文艺界联谊会，推动他们出版文艺刊物，又将七八十位文艺界青年组织为成都文艺工作团，周文参加了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在艺术委员会负责文艺组，又结识了成都的许多救亡活动分子，很快在成都打开了工作局面。胡风等人在汉口筹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周文与他常有联系，借冯玉祥、老舍来蓉之机，成立了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一时间，这座悠闲的古城热闹起来，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近百个文艺刊物。

直到此时，周文依然是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经刘伯量介绍，他到设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任助理员。后又到成都市政府任科员，有了每月八十元的薪金。成都市市长杨全宇是刘伯量的同学，对周文很好，使周文有更多机会来做他的工作。后来，在南京曾与周文一起创办过文艺刊物的刘盛亚从德国回来，终于通过父亲筹到款项，与周文一起创办了《文艺后防》。

延安经历

1939年，设于抗战前线二战区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聘任周文去做教授。1939年12月10日，周文带了妻女和一百多名在川招收的民大新生，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五十多天、三千多里的长途跋涉。

1940年年初，周文第二次出川了–出剑阁，翻秦岭，下咸阳，走到西安附近，传来民大生变、阎锡山和共产党闹摩擦的消息。1940年2月2日，周文和他的队伍到达延安。

周文到延安的第三天，在延河边遇见毛泽东。这位日理万机的领袖似乎对周文并不陌生，当即就约了周文去他那儿谈话。毛与周文的谈话连续进行了数日，内容涉及：关于周文30年代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关于白话文、文言文、大众语的论争，关于第三种人，关于鲁迅先生的逝世及鲁迅先生对他的培养等。然后伟大领袖给他安排了工作–办一个大众读物社，以提高边区军民的政治文化水平。 本想到延安后安安心心坐下来写作的周文，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地遵从了毛泽东的安排，迅即到边区党委报到，研究社址、经费，物色编辑人员，通过中组部调进胡绩伟任《边区群众报》主编，张思俊、白彦博任通讯科正副科长，林今朋、庄启栋任丛书木刻科科长，赵守一任编辑科科长，还调入了胡采、方之中、高茜规、朱明、杨蜚生等各类工作人员。很快，连报社的办公窑洞也打好了–是丁玲主持设计的。

周文从踏上延安这块土地的第一天起，便进入了他人生中的急速运转时期，开始了他长达十二年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及意识形态宣传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周文到延安的第一个职务是大众读物社社长，兼任《大众文艺》主编，同时还任职于中华全国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新文字协会、延安反侵略分会一些社团组织。此后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晋绥分局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晋绥抗战日报社和晋绥大众报社社长，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兼中直常委纪检会委员……许多时候身兼数职。那是他一生中工作最繁重的时期。

1946年，周文奉调到重庆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兼主笔。那一段时间，共产党一南一北两大报纸（另一个是延安的《解放日报》）留下了中共新闻史和思想史上最绚丽的身影。

1946年9月，周文奉召返回晋绥。

建国之后

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将在北京召开。周文接到晋绥分局党委书记李井泉通知，让他带队前往参加。1949年6月，柯仲平、周文率西北团进京。

周文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大会联络处主任、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作了晋绥文艺工作的报告，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任组织部负责人。

会后，周文回到晋绥，收到中央通知，让他准备参加接管四川西康。正在他等待出发命令的时刻，接到周恩来一纸电文，调周文到中央政府国务院写作组工作。他去见周总理，希望去学习一个时期马列主义理论再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担任秘书长，并告诉周文，马列学院已有个副秘书长，担任行政事务工作，他可以抽出时间边工作边学习。

突然离世

1951年年末，毛泽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到学院，直接指定周文负责学院”三反”、”五反”运动，并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老虎”重点。刘元士是一个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在高层有着丰厚的人脉资源。

马列学院”打虎队”成立之后，经过一系列内查外调，初步查明，刘元士及另外两人–沈瑛（该院生产办事处副主任）、于维琛（该院修建科采买员）三人的经济问题，金额达二点三三亿元（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人民币一元，下同）。

此外，刘还有买木板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帮杨献珍同志做皮袄贪污了五万元等其他零星的贪污问题。报告上交之后，”打虎队”又查出刘截取银行利息款、买卖股票等多项问题。这些数据得到多方确认后，范若愚组负责写成刘元士材料。沈瑛、于维琛两人的材料也由专门小组写成。最后，组织决定将这些材料交由周文汇总，并且经过”打虎队”、学院和中直机关党委会等多层宣读，征求意见。这份以周文个人署名的《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材料，通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送交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很快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

“三反”运动开展数月之后，中央决定3月底开始甄别工作。

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于是出现了周文报告递上不久，就进入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上面利用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开始追究”打虎人”。

“三反”甄别开始之后，”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

这样，1952年5月以后，虽然马列学院开展的仍然叫”三反运动”，但内容已经转变为对周文的清算。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

1952年7月1日，周文猝然离世。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1975年，周文恢复了名誉。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毛泽东。十月三十日。” 1976年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主要作品

《雪地》，《在白森镇》、《烟苗季》、《救亡者》、《恨》、《薛仁贵征东》、《一个英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