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简介
年号是汉字文化圈历代君主用以纪年的名号。
发端于中国,后来朝鲜半岛在6世纪、日本在7世纪后期、越南在10世纪因为中国的影响,相继开始使用年号。
目前仍使用年号的国家仅有日本。
年号被视为君主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
一个政权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重要的标志之一。
如五代十国时期,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则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
同时,诸多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农民起义军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
史家因立场不同,著述所用年号多有歧异。
如三国时,陈寿撰《三国志》,以三国年号并列,分别以各自年号纪年纪事;而习凿齿《汉晋春秋》,则认为蜀汉为汉朝延续,故奉蜀汉为正统,用其年号纪年。
年号不仅为纪年之名号,却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和意义。
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整理古籍,都不得不予以关注。
年号也往往是时运变化的标志。
按惯例,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称为改元。
年号蕴涵着帝王君临天下、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君臣朝野为之瞩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肠,绞尽脑汁。
日本选择年号也极为郑重,曾常取自于《易经》《尚书》《史记》等汉文经史名著,例如明治(1868年—1912年)取自于《易经·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1912年—1926年)取自于《易经·无妄·彖辞》“临,刚浸而长。
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昭和(1926年—1989年)取自于《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1989年—2019年)取自于《尚书·虞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但目前日本更注重以该国自身古典命名年号,例如令和取自于《万叶集·卷五·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其中天平是圣武天皇年号,天平二年即唐朝开元十八年(730年),但在此之前中国早已有类似文句,例如东汉张衡《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以及生活于武周建立之前的初唐政治家文学家薛元超《谏藩官仗内射生疏》“时惟令月,景淑风和”。
汉武帝即位以前,无年号之名目。
史书以帝王的年次纪年,记时则与帝号合称。
如周宣王元年、二年、三年,一直延至帝位更迭为止。
嗣王即位或改朝换代新帝登极,则改用嗣王或新帝年次纪年,称元年、二年、三年等。
这种“帝号纪年”或“王位纪年”之法一直沿用至汉代,帝王在位期间从无“改元”现象。
至西汉文景二帝在位时,情况有所变化。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十六年沿用年序纪年之法,称元年、二年,直至十六年;而后七年即第十七年起,改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七年。
汉景帝在位十六年,前七年称元年、二年……七年;后六年称中元年、中二年……中六年;最后三年,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三年。
可视为改元之滥觞。
关于最早出现的年号,大致有二说。
一是据《汉书·武帝纪》,十九年十月,汉武帝率众狩猎,获稀有独脚兽白麟一只,众臣一致认为这是吉祥之物,值得纪念,便向汉武帝建议用来纪年,于是便立年号为“元狩”,称此年(西元前122年)为元狩元年。
“狩”乃打猎之意。
以后则有元狩二年、三年,等等。
清朝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汉武帝此举乃立年号之始。
汉武帝又将即位元年至元狩之间的十八年追补了建元、元光、元朔等三个年号,每隔六年更换一个。
而到元狩六年时,在山西获三足宝鼎一尊,众臣认为是吉祥宝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汉武帝便改年号为“元鼎”。
“建元”就是“建为元年”之意,表示年号纪元开始使用。
于是就有了第二说,即颜师古认为的“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
”后代的史学家大都将建元元年作为年号纪年之始。
其后,每遇军国大事、重大祥瑞、灾异,帝王常常改变年号。
而新皇登基,更需确定新年号,以示君威。
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二年算起,其间亦有从当年某月即算起之情况。
明朝建立以前,同一位皇帝在位时,往往多次改元。
例如,汉武帝在位44年,用过11个年号。
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如五代时期后梁的“天佑”、后晋的“天福”、后周的“显德”等。
明清两朝皇帝除明英宗因两次在位而分别有正统和天顺两个年号,皇太极在后金汗位和清朝帝位时分别有天聪和崇德两个年号,其余均为一世一元,因此明清两朝皇帝常用其在位年号称呼。
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
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
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
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
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
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
尚有不少年号在不同时期被重复使用。
如“建元”就5次被使用。
还有因避讳或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几种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所用“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等。
通观历代各朝所定年号,大多以二字命名,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
但亦有用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
三字年号始于王莽“始建国(公元9年—13年)”。
之后又有梁武帝“中大通(529—534年)”、“中大同(546—547年)”等。
四字年号较三字为多,始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1年)”,唐武则天称帝后,曾用“天册万岁(695年)”、“万岁登封(696年)”等;宋太宗曾用“太平兴国(976—984年)”宋真宗曾用“大中祥符(1008—1016年)”等。
此外,尚有六字年号,如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1038—1048)”、惠宗“天赐礼盛国庆(1070—1074年)”。
帝王年号于选词择字十分考究,须经重臣集议、反复筛选,要求字意吉瑞、词意隽永,多用“天、大、太、应、元、中、永”等字开头。
尤其是以“天”字开始之年号,达66个之多。
其次是“建”字打头者,有30个;以“永”字作首字者有28个。
用“隆”字的年号19个;有“龙”字的年号有13个,有“凤”字和“皇”字的年号各有11个。
由于择字范围狭窄,历代年号重复使用现屡见不鲜。
如用 “建兴”11次,为使用次数之最;“太平”出现9次;“建武”年号曾出现7次;另外“中兴”、“永和”、“永平”、“永兴”、“建和”、“建平”等年号亦分别曾被6位皇帝所用。
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有的是有意追慕摹仿前朝,因而导致年号重复。
就寓意而论,帝王年号一向考究,并冀望在位期间能四海承平,民安国泰。
如唐高祖年号武德,表示以武佐德,平定天下;宋太祖年号建隆,希望国运兴隆。
在择字方面,尤偏重《易经》。
以《易经·乾卦》之《彖辞》为例,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
时乘六龙以御天。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仅区区57字,却有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贞、咸宁等六个词汇曾分别被用作年号。
其中大明一次(南朝宋孝武帝(457-464)),乾道两次(南宋孝宗(1165—1173)、和西夏惠宗(1068—1069));保合一次(南诏国劝丰佑(825-?))太和五次(三国魏明帝(227-233);十六国后赵石勒(328-330);十六国汉李势(344-346);东晋废帝(366-371)北朝孝文帝(477-499),利贞一次[后理段智兴(1173-?)),咸宁两次(西晋武帝(275-280);十六国后梁吕纂(399-401))。
然亦有年号选择颇为随意甚至荒唐者,如武则天称帝后,梦见一巨人,有巨足一双,她觉得是上天降福,便心血来潮,改元称“大足”;唐代宗即位后不久,夜梦天上有巨大黄金印玺掉落于大唐国土,以为吉兆,翌日便取年号“宝应”等等。
年号选择亦曾改变读书人命运。
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因出身行伍,只粗识文墨,对年号未甚考究,只要求选一古来未曾用过者即可。
因众臣大多孤陋寡闻,集议改元“乾德”。
而乾德三年,他无意中发现宫人所用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大惑不解,于是问询宰相赵普。
此公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被问得张口结舌。
后召翰林学士窦仪询问,方知“乾德”原是前蜀王衍用过的年号,而此镜子定是蜀中所出。
赵匡胤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此定下重用儒臣之策。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共有720个左右。
其中,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二人。
李治自公元650年庚戌至683年癸未,在位共34年,先后使用了14个年号。
其妻武则天则从公元684年甲申到704年甲辰共在位21年,先后使用17个年号,其中使用两个年号的年份就有五个之多(689年乙丑用“永昌”、“载初”,692年壬辰用“如意”、“长寿”,695年乙未用“证圣”、“天策万岁”,696年丙申用“万岁登封”、“万岁通天”,701年辛丑用“大足”、“长安”)。
而使用年号最多的年份,是公元684年甲申。
这一年,唐高宗李治由“万岁”而“万年”,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中宗,定年号为嗣圣,继而又废中宗而立李旦为睿宗,改年号为“文明”。
未几,干脆取而代之,再改为“光宅”。
一年之中,三改年号,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斗争。
使用年号最多的一年,是公元373年,共计有10个。
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后燕慕容垂建兴元年;后秦姚苌建初元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后凉吕光太安元年;西燕段随昌平元年;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西燕慕容瑶建平元年;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是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康熙”,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长达61年;其次,是玄烨的孙子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从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共60年。
一般而言,同一时间段内年号多而短暂,则折射出神州板荡,国运衰微,而年号少而长久,则显示出国力隆盛,天下承平。
辛亥鼎革,民国肇基,定以国号即中华民国纪年。
后袁世凯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但未几便被废止。
1932年,清废帝溥仪充任伪“满洲国”执政,改元“大同”;二年后又更名“满洲帝国”,改元“康德”。
但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以清末所用“宣统”为最后年号。
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年号成为历史。
年号起源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出现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年号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
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数,没有年号。
据清朝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考证,年号纪年是在汉武帝十九年首创的,年号为“建元”。
《汉书》上记载说,那年十月,汉武帝出去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记年,于是立年号为“元狩”,称那年(前122年)为元狩元年。
可是,过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阳地方获得一只三个脚的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鼎”,称那年为元鼎元年。
后来,人们把这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纪元”,改换年号(或帝王纪年时代改称元年)叫做“改元”。
首实行改元(改称元年)者为汉文帝,但未取年号。
此后,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会改元,并同时改变年号。
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从本年年中算起。
改元
一个皇帝在位时,也可以多次改元。
明朝以前的皇帝多数都改元两次以上,一个皇帝的年号也可以有多个。
例如汉武帝有11个年号,武则天在位21年有18个年号。
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例如五代时期后梁的“乾化”年号、后晋的“天福”年号、后周的“显德”年号。
明朝以后,扣除复辟政变者(如明英宗),大致上都是一个皇帝只用一个年号,因此也常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嘉靖皇帝、崇祯皇帝、康熙皇帝等。
年号的使用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
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
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分裂的时期。
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另外朝鲜、琉球为中国藩属时,亦用中国帝王年号。
也因此,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
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
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
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
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
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
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
还有许多年号在不同时期重复使用。
例如建元就有5个时期在使用。
还有因为避讳或者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的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
有些年号是根据两个前代年号合并而成,如贞元取自贞观开元,隆兴取自建隆绍兴,淳熙取自淳化雍熙,绍熙取自绍兴淳熙,庆元取法庆历元祐、开禧取自开宝天禧等。
年号的废止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废除年号纪年的做法,而改用民国纪年。
虽然在袁世凯称帝时使用过“洪宪”的年号,而溥仪在担任满洲国执政和皇帝时分别使用过大同和康德的年号,但是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认为中国皇帝的最后一个年号为清末的“宣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使用西方公元纪年。
而也有少数人提出为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丰富世界纪年文化多样性,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恢复年号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