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简介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

湖南湘潭人。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湖南湘潭韶山冲(今属韶山市)人。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一大、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宣传部代理部长。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率部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率部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

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了他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并率领红军完成长征。

1936年1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3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以后在历届中央委员会上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直至去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

1966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全面、公正、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

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也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生平简介

毛泽东（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湖南湘潭人。

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

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

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

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

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

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

1934年 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

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

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

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

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

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

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

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 挫折。

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

1958年，发动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

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

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

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

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

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不可争论的功绩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

中国共产党在他逝世5年以后，对他的全部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评价。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文集》（八卷）。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6日）（节选）

（27）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

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

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28）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理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

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29）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

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其基本点，一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

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二是认为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

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

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必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思想、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建立农村根据地，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加上党本身的建设，就成为革命的“三个法宝”。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他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

他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

他还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

他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主要著作中。

三、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

毛泽东同志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他规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规定了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的原则，提出和总结了一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

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提出了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思想。

他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地位，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

他论述了要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

他为革命军队制定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他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

这些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的极为杰出的贡献。

在建国以后，他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包括海军、空军以及其他技术兵种）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四、关于政策和策略。

毛泽东同志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他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

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荫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

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政策和策略思想，表现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在这方面提出过许多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

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

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

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关于党的建设。

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

他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他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

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30）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　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一、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

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指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这些精辟论断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

他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

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

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

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加以灵活运用。

（⑷⑸）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

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

二、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长时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

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

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

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

但是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足于本国，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努力，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

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奋斗到底的决心，要信任和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否则，无论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

当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

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

但是，尽管中国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

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我们主张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平等互助。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

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否则就只能是霸权主义。

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我们将永远坚持这样的原则立场。

（3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

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有许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但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

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我们应该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

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生平大事年表

1893年

12月26日　诞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年

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

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

半年后退出。

1913年

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

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

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

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迅从长沙赶回韶山。

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

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

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冬，同杨开慧结婚。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

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

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1926年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同日，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

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

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年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

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

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

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

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

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

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

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

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

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

1940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

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 书面政治报告。

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

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

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

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

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 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

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

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

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

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

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夏秋，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

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九月出版发行。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

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

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

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

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

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

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

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

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

“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

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

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0月30日，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

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9月9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