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简介

程颢（1032—1085年），北宋哲学家、教育家、北宋理学的奠基者。

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

洛阳（今属河南）人。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历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等职。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为宗正丞，未行而病逝，享年五十四岁。

程颢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

其亲撰及后人集其言论所编的著述书籍，收入《二程全书》。

程颢生平简介

程颢（1032年2月28日—1085年7月9日），北宋思想家，哲学家，理学奠基者。

字伯淳。

祖籍博野程委，徙居河南洛阳。

学者称他为明道先生。

曾与其弟程颐学于周敦颐，同为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世称“二程”。

由于二人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又称为“洛学”。

嘉祐年间举进士，曾任鄠县及上元县主簿、晋城令，有政绩，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

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纯公。

淳祐元年(1241)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程颢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命题。

他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天理”是他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

他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理通过气产生天地万物，人只不过是得天地中正之气，故“人与天地一物也”。

人要学道，首先要体认天地万物本来就与我一体这个道理。

他认为，知识和真理不在人之外，而是内在于人的心中，“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所以认识无须观察外物，人心自有“明觉”，自己可以凭直觉体会真理，“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他提出了“识仁”的思想，“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人们如果知物我本为一体，物即我，我即物，就自然不存在心为外物所动的问题。

诚能如此，其心就澄然无事。

无事则定，定则明，至此就“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就可以进入圣域。

程颢以“定性”为求得理想人格的道德修养方法。

他和程颐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

他的“识仁”、“定性”的思想对后来的陆王心学影响很大。

程颢的哲学专门著作不多，主要哲学代表作有《识仁篇》、《定性书》。

后人所编《河南程氏遗书》、《明道文集》、《二程粹言》等，收入《二程全书》。

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二程集》。

经历

程颢其祖先历代仕宦，祖籍徽州篁墩（今黄山市屯溪区篁墩村）。

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

在宋太宗赵光义为晋王时，又是幕僚之一，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

曾祖父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

其祖父程囗赠开封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

二程的父亲程珦又以世家的萌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病退休。

高祖父程羽由汴京（今河南开封）迁居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

宋仁宗录旧臣后代，程颢的父亲程珦因此被授为黄陂县尉，历知龚、凤、磁、汉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正月十五日，程颢出生于黄州黄陂县草庙巷（今武汉黄陂区前川街道）。

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举进士后，历任官鄠县主簿、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令、太子中允、监察御史、监汝州酒税、镇宁军节度判官等职。

宋神宗在位期间（1068—1085年），程颢任御史。

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遂潜心于学术。

《宋史》本传称：“慨然有求道之志。

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

与弟程颐开创“洛学”，奠定了理学基础。

他先后在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堂，并潜心教育研究，论著颇巨，形成了一套教育思想体系。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程颢于京师讲《易》处（今河南开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为宗正丞，还未起行，程颢已于六月十五日病逝，享年五十四岁。

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

元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诏令两程祠以颜子（即颜渊）例修建，规制比于阙里，前后殿庑斋室等房共六十余间，祭文称颂两程“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9年），河南巡抚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书院，祀二程于讲堂。

另嵩阳书院亦为纪念二程所立。

《嵩阳书院志·序》称：“嵩阳书院，宋藏经处，两程夫子置散投闲与群弟子讲学地也”。

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赐给二程祠“学达性天”匾额。

程颢思想主张

核心思想：认为“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天理是万物的本源，先有理而后有万物。

“二程”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把天理和理论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理。

”

提出“格物致知”，认为“物皆有理”，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得到其中的“理”。

程颢、程颐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张载的思想学说，后者对他们思想体系的构造和发展影响很大。

但二程的思想更多的是自己的新创见，程颢、程颐兄弟（一般简称二程）开创的洛学学派是北宋影响最大、也是最为典型的理学学派。

二程的理学思想体系，是北宋时期理学初创阶段比较典型的形态，它勾勒出了程朱理学的基本轮廓，为朱熹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后人学术承接上，由于二程各人思想尽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学术倾向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因此，他们的学说也形成不同的接班者、学派。

程颢认为万物本属一体，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发明本心，自觉达到与万物一体，因此较多地强调内心静养的修养方法，不大重视外知。

后来的陆、王，大致沿着程颢的理路，发展为心学。

而程颐则主张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穷理、格物致知，较多地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

后来的朱熹大致沿着程颐的理路，发展为纯粹的理学。

所谓的“程朱理学”，实际上主要指的是程颐和朱熹的理学。

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二程学习，尤其是程颐弟子很多，主要有谢良佐、游酢、吕大忠、吕大临、吕大均、侯仲良、刘立之、朱光庭、邵伯温、苏昺等（其中三吕与苏昺原为关学学者），形成了著名的洛学学派，为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建立其庞大的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

此外，二程将易学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伊川易传》为义理易学诠释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程氏易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王弼易学是魏晋玄学、易学兴起的重要标志，那么，程氏易学则实现了由王弼易学道家化、玄学化的义理向儒家义理的转变。

程颢主要成就

程颢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学主张。

程颢与其弟程颐同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世称“二程”。

二程的学说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内容并无二致。

皆以“理”或“道”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认为“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万事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

现行社会秩序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则是逆天理。

提出了事物“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强调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气禀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恶。

所以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

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

“无人欲即皆天理”。

因此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

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

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二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流毒颇深。

究其内涵：

一、“理”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

“万物皆只有一个天理”。

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则及封建等级制度的总称。

“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

“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发展变化规律的意义。

“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长期讲学于洛阳，故世称其学派为“洛学”，二程在哲学上发挥了孟子至周敦颐的心性命理之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

二程在学术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是“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

他们认为阳阴二气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创生万物的材料。

从二程开始，“理”或“天理”被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亦即被作为世界的本体，而且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间社会的具体表现形态，“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河南程氏遗书》五）

二程的人性论祖述思孟学派的性善论，但二程的人性论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为什么至善，为什么会产生恶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

二程认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体现，未受任何损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无疵的；后者则是气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气”的侵蚀，产生弊端，因而具有恶的因素。

二程认为，性的本然状态，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质特征，恶则表现为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称之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则“人欲”灭，“人欲”盛则“天理”衰。

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实际上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不容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