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缨【中国男编导】 – 人物百科

李缨简介

李缨，男，1963年生，中国男编导，1984年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任纪录片编导。1989年到日本留学。1991年至1993年研究影像人类学，1993年受聘为日本文化厅海外艺术家研修员，在日本与制片人张怡一起创立第一家在日华人的影视制作公司龙影。现为日本电影导演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

李缨资料

出生日期：1963年

性别：男

中文名：李缨

电影之路

生于1963年的李缨，父亲是诗人李士非，他小时候时值文革，父母都被批斗，要下放干校改造，同读一个小学的哥哥因“写反动标语”被打成了反革命。老师认为兄弟俩都是反革命的小孩，动员同学们都孤立他们，因而李缨一直感到很孤独，“基本上没有朋友的感觉。”

“而且我最早的记忆你知道在哪里？在尼姑庵，大概二三岁时。跟宗教真是离不开，这都是命。”那时母亲没时间带李缨，就把他寄托在那里，如此，尼姑庵成了保育院，尼姑成了保姆。若调皮不想睡觉，那些尼姑就装猫叫，很尖利的猫叫声，搞的很恐怖，吓得李缨钻到被子里睡觉，这个习惯一直到中学才改掉。后来李缨就到幼儿园全托了好多年，小学时，父亲从干校回来，李缨问母亲“这个叔叔是谁？”，母亲当即掉泪了。

回顾自己曾经作出的选择。“每个选择，结果是不可知的，但放弃什么总是很清楚。我发现，我每次都选择了不清楚的结果，而放掉这个，放掉那个。”　1984年，21岁的李缨刚刚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很快被派往西藏拍摄纪录片。 1987年，他带着《雪顿西藏》去参加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当时挺有成就感，可一看别人拍的东西，便被震住了。他想：在央视再呆5年，恐怕也拍不出人家那样的东西。1989年3月，李缨到了日本。

李缨

不会一句日语，住4.5平方米的小屋子，刷过盘子，学厨师和按摩，一做3年运输公司的搬运工……这是李缨最初的日本。有一天，搬运工李缨偶然看到了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梦》，突然对自己说，我也要拍电影！当他兴奋地跟别人说起，听者说：“你？算了吧！”但李缨没有“算了”。

1993年，李缨与制片人张怡组建了龙影公司，师从日本电影大师大岛渚，从事纪录片和故事电影创作，终于在1997年开始制作自己的电影。

当被记者问起生活这样艰辛，为什么没想去当AV导演，已是日本电影导演协会国际委员会一员的李缨，笑言今天发现不少委员还真是拍AV起家。“AV在日本，已是相当规范的产业。日本人不觉得这有什么。日本有个词叫”性风俗”，他们认为这也是一项文明指标，跟工业文明、玉器文明一样。他们说自己是”性风俗”最发达的国家。当时真有人找过我，说是拍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宣传片，但我不太明白，胆小，就没干。”

李缨第一部独立制作的电影，是《2H》，主角是国民党元老马崇六。马崇六1920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4年毕业归国任孙中山先生的士官，参加北阀，后参加抗日，任国民党工兵总司令，国共内战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代理部长。蒋介石败退中国台湾后，到东京定居，上世纪60年代子女移居美国及夫人去世后一直独居。《2H》，用影像记录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马崇六留下的遗嘱，第一句话是讲自己：“1902年12月26日，在云南出生，近百年来，适逢世纪动荡，祖国混乱，历尽艰辛痛苦。”一个生命的去来，和一个世纪的去来，融为一体。李缨称，拍摄《2H》，首先是一种“自我拯救”。“他是海外漂泊的一个缩影。他大陆留不下来；与蒋关系不好，没去中国台湾；1956年到东京，却一直没有日本国籍。我们是忘年交，但孤独是相同的。”《2H》，后来在1999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亚洲电影奖”。

让李缨神伤十年有余的《靖国神社》，和《2H》拍摄几乎同步。李缨称，自己的电影人生始于日本。拍摄《靖国神社》时，电影之于他，等同石头之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是刀耕火种、自卫取暖的生存工具。1997年，李缨代理了由中国人制作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他到原附属于靖国神社的军人会馆去拍摄一个“南京问题六十周年研讨会”。研讨会开场，即放映日军当年拍摄的纪录片《南京》，里面有日本军怎么攻入南京，怎么在南京城里维持秩序。放映到日军占领南京、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会场上竟然响起一片掌声。李缨震惊了，恍然间甚至觉得现场响起的是枪声。李缨发现，这是日本的一个社会问题，在南京大屠杀这件历史大事上，日本人的认知跟中国人有着如此之深的隔阂。他决定要碰一碰靖国神社，这个在日本影视界完全不敢触碰的禁区。

1869年，明治天皇为了纪念那些帮助他建立明治政府的战死者，创立了“东京招魂社”。10年后的1879年正式更名为“靖国神社”。迄今为止已有246万多个在历次战争中战死的军人被招为“英灵”供奉于此，其中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他们的名字精确到个人，包括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主要罪犯松井石根。在导演阐述中，李缨写道：“靖国神社既是日本天皇的战争祭坛，又是日本一个表情最为复杂的舞台。它是日本”大和魂”的精神堡垒，战争与和平，生与死，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名誉与羞耻，宗教与政治，右翼与左翼，不断在这个舞台上交锋呐喊。”，靖国神社背后的复杂性在就于天皇问题，昭和天皇在战争中是最高的战神，而在和平时代又摇身一变变成了和平之神，同样一个人，只是身份换了而已，那么战争的责任到底要谁来负责？

电影以无解说词的形式，从靖国神社的灵魂象征体“日本刀”作为切入点，以最后一位“靖国刀”刀匠为线索，结合靖国神社这个舞台上发生的种种参拜现象和冲突故事，从多方视点将靖国神社的“神圣性”及矛盾性予以层层深入的呈现与追寻，从而将一座“神殿”的虚构性予以破解。其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性探索，在柏林电影节和圣丹斯（美国）与釜山等等重要的国际电影节得到广泛而热烈的反响。中国香港国际电影节荣获最佳纪录电影人道大奖。

《靖国神社》，世界上第一部以“靖国神社”作为主角的纪录片，曾被日本右翼视作“反日电影”，被国会议员审查、各大影院迫于政治压力取消放映、但日本各大媒体均发表社评来支持影片的上映。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也发表讲话：“如果仅仅因为遭到故意骚扰或部分人的某些特别原因而停映，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电影公映后创造了日本纪录片电影票房最高纪录，并获多项国际大奖。为了它，日本媒体创造了一个新词“靖国骚动”，这被视作战后日本电影史上最大的社会文化事件。而不少中国人在网络上看了《靖国神社》之后，认为这部片子是在为靖国神社辩护、为日本辩护。李缨回应道：我并不是为靖国神社辩解，而是通过不断地进入，试图用对方的语言和思维而不是通过翻译来理性表达靖国神社。我不断地试图超越各种局限性。令我感到很糟糕的是，中国人总是带着“愤青”的情绪来看日本，始终没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来真正认识日本。

从开机到最终上映，这部片子耗时整整十年，让李缨在日本获得了“全国电影观众联盟奖”，也惹了官司李缨说，能把奖颁给《靖国神社》，荣誉是属于日本的；这一路关于日本历史文化、中日关系的体察、思索才是属于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