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出身名门

皇甫谧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六世祖皇甫棱为度辽将军，五世祖皇甫旗为扶凤都尉，四世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节之弟皇甫规是个文武全才，时为安羌名将，官至度辽将军、尚书，封寿成亭侯，为凉州三明之一。曾祖皇甫嵩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官拜征西将军，太尉。后来，皇甫氏族渐趋没落，但朝中大仍不乏做官之人，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当过霸陵令，父亲皇甫叔侯，仅举孝廉。

家道衰落

皇甫谧生后遂丧生母，家道更加衰落，过继给叔父，十五岁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在战乱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自幼贪玩不习上进，跟村童编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嬉游习兵。年二十（公元234年）。仍游荡无度，犹不好学，人以为痴。一次，谧将所得瓜果进献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从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纯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与我何有。”（《晋书·皇甫谧传》）因对之流涕，谧甚感痛，遂拜乡人席坦受书。

发奋著述

皇甫谧从此改弦易辙，矢志发奋读书；二十六岁时（公元241年），以汉前纪年残缺，遂博案经传，旁采百家，著《帝王世纪》《年历》等；四十岁（公元254年），叔父有子既冠，丧所生后母，遂还故乡；四十二岁（即公元256年）前后得风痹症，悉心攻读医学，开始撰集《针灸甲乙经》；四十六岁（公元260年）时已为名声鹤起的著名学者，魏相司马昭下诏征聘做官，不仕，作《释劝论》，仍耽玩典籍，忘其寝食，时人谓之书淫；五十一岁时（公元267年）晋武帝续诏不仕，相传曾到陕西陇县龙门洞、平凉崆峒山避诏；五十三岁时（公元269年)，武帝频下诏敦逼，上疏自称草莽臣，乃不仕；五十四岁时(公元270年)，又举贤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书，武帝送书—车；六十—岁时(公元277年)，帝又诏封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皆不应，著惊世骇俗的《笃终论》；六十八岁时(公元282年)，《皇帝针灸甲乙经》刊发经世，皇甫谧在张鳌坡去世，其子童灵、方回，尊父笃终遗训，择不毛之地，将其俭礼薄葬于塬边。世人称之为“皇甫冢子”。

明朝嘉靖年间，皇甫谧得以从祀景惠殿三皇庙。 

历史评价

司马炎：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 

房玄龄等《晋书》：①皇甫谧素履幽贞，闲居养疾，留情笔削，敦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确乎不拔，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欤！洎乎《笃终》立论，薄葬昭俭，既戒奢于季氏，亦无取于王孙，可谓达存亡之机矣。 ②士安好逸，栖心蓬荜。属意文雅，忘怀荣秩。遗制可称，养生乖术。 

李巨来《书古文尚书冤词后》：“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

史书记载

皇甫谧，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或劝谧修名广交，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乡亲劝令应命，谧为《释劝论》以通志焉。其辞曰：

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宗人父兄及我僚类，咸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岂慢也哉！乃伏枕而叹曰：“夫进者，身之荣也；退者，命之实也。设余不疾，执高箕山，尚当容之，况余实笃！故尧、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独何人哉！今圣帝龙兴，配名前哲，仁道不远，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见逼，或以逆世为虑。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

客曰：”盖闻天以悬象致明，地以含通吐灵。故黄钟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华发萼，夏繁其实，秋风逐暑，冬冰乃结。人道以之，应机乃发。三材连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觉于有莘，或通梦以感主，或释钓于渭滨，或叩角以干齐，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谤以安郑，或乘驷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术于黄神。故能电飞景拔，超次迈伦，腾高声以奋远，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观之，进德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艺之府，散意于众妙之门者有年矣。既遭皇禅之朝，又投禄利之际，委圣明之主，偶知己之会，时清道真，可以冲迈，此真吾生濯发云汉、鸿渐之秋也。韬光逐薮，含章未曜，龙潜九泉，坚焉执高，弃通道之远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于道之趣乎？

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五教班叙则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达者贵同，何必独异？群贤可从，何必守意？方今同命并臻，饥不待餐，振藻皇涂，咸秩天官。子独栖迟衡门，放形世表，逊遁丘园，不睨华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婴大疢，性命难保。若其羲和促辔，大火西穨，临川恨晚，将复何阶！夫贵阴贱璧，圣所约也；颠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鉴先哲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冲灵翼于云路，浴天池以濯鳞，排阊阖，步玉岑，登紫闼，侍北辰，翻然景曜，杂沓英尘。辅唐、虞之主，化尧舜、之人，宣刑错之政，配殷、周之臣，铭功景钟，参叙彝伦，存则鼎食，亡为贵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辉曜，忘青紫之班瞵，辞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终年，无乃勤乎！”

主人笑而应之曰：“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见俗人之不容，未喻圣皇之兼爱也；循方圆于规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静而宁，含罗万类，旁薄群生，寄身圣世，托道之灵。若夫春以阳散，冬以阴凝，泰液含光，元气混蒸，众品仰化，诞制殊征。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二物俱灵，是谓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

若乃圣帝之创化也，参德乎三皇，齐风乎虞、夏，欲温温而和畅，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荡荡而名发也；欲索索而条解，不欲契契而绳结也；欲芒芒而无垠际，不欲区区而分别也；欲暗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琐琐而执法也。是以见机者以动成，好遁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者，不假虑于群宾。故能弃外亲之华，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沈，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宿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众所斥也；寝疾弥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废，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叹。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求绝编于天录，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诚之降霜，故俟罪而穷处。

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于道趣，因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虐，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迫天威，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麦黄>，糅之雕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谧辞切言至，遂见听许。

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羸疾，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济阴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诏从之。谧闻而叹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而以革历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戋戋’，《易》之明义，玄纁之贽，自古之旧也。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进，明致之难也；一让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汤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载以归，唯恐礼之不重，岂吝其烦费哉！且一礼不备，贞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弃之如何？政之失贤，于此乎在矣。”

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曰：

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疢弥纪，仍遭丧难，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陈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玙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则人鬼异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

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名臣。 

籍地之争

皇甫谧的家乡安定郡也几易其主，成为封建势力争夺的焦点。连年征战，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由汉初的14万多锐减到2万多。许多地方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几乎成为无人旷野，曹操《蒿里》诗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好反映了这种残败的景象。

安定朝那今何在

既然古今资料都把皇甫家族的故里定格在“安定朝那”这个地方，此地究竟在哪里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原北地郡析出设置的新郡，上隶凉州刺史部，下辖21县，朝那为其属县之一。安定郡的治所当在高平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今宁夏同心县以南的宁夏固原市大部和今甘肃靖远县、会宁县、平凉市所属各县，均是该郡的管辖范围。朝那县地望今又何所指呢？经查《史记.孝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录：“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可知朝那塞应是秦长城一处关隘，因位近朝那城，故名为朝那塞。反之也证明朝那城应地踞长城朝那塞之内侧近处或者朝那城就是朝那塞。

今彭阳县境内靠近秦长城有一个古城镇。古城者，说明它年代久远，故名。而且位于该镇境内靠近长城内侧（南侧）又有一处古城遗址，仍较为完整保存下来。1977年，在古城公社古城大队出土西汉初年铜鼎一尊，鼎上清晰铸有“朝那”等铭文，已被考古界定名为“朝那鼎”。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古城遗址发掘发现文化层深达4米，下层为汉代砖瓦的堆积层。这是古城即汉朝那县城址的考古印证和实物佐证。1984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王树林到古城实地考察后，他结合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确认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代安定郡朝那县城的故址，这一结论早被我国史学界所公认。谭其骧是最早在其研究成果中反映这一新观点的人。

古史和地方志对于朝那城位置的记载，在方位上也是基本一致的。唐《元和郡县图志》记：“百泉县，西至州九十里，本汉朝那县地，故城在今县理西四十五里。”这里所说的“百泉县”即今彭阳县；“州”即原州，今固原市原州区；“故城”即今彭阳古城镇之古城遗址，这与今里程也基本上是相合的。《水经注》也记：“朝那故城在今平凉县西北与固原州东南接壤地也。”清《通鉴》胡三省注：“汉朝那城在原州花石川”。而古城川亦称花石川。新中国编修的史书和新方志，如《宁夏通史》《西海固史》《固原地区志》《固原县志》《彭阳县志》等，均一致认为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朝那县治所在，它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彭阳县全境和周边邻县的一部分地区。

考证朝那地望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即“湫渊”。因为《汉书.地理志》中说到朝那县境内“又有湫渊祠”。湫渊，大湖也。早在秦汉时代就被列为国家级祭拜名山、大川、大湖的名单之中，所以在湖岸建有专供祭祀的祠庙，因湖名曰“湫渊祠”。《史记.封禅书》中早有记载：“湫渊，祠朝那。”后来各种史志均称之为“朝那湫”。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朝那县境内有湫渊和湫渊祠。祠庙是人工建筑，年久易湮，但山川湖泊等自然面貌是难以灭迹的。作为大湖，其变化无非是水域面积和水深、水量的大小而已。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有一个名叫湫渊的大湖吗？明《嘉靖固原州志.山川》记：“东海，在州东南四十里”，“东岸有庙”，“即古朝那湫。”在同一志书中又收录学政李诚撰写的《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记文一篇。文章开篇就写道：“开城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春秋时秦人诅楚之文，投是湫也。汉唐载在祀典”。不仅固原本地方志如是记载，再考之北魏《水经注》，也记有“东水发源县东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唐《括地志》亦载：“朝那湫祠在原州高平县东南二十里。”还有清《平凉府志》指朝那湫即固原“东南四十里”，曰“东海子”。古人对朝那湫的记载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大致方位和里程还是一致的，即朝那湫，在今固原以东的三四十里和今彭阳以西约五六十里之间的地方。

从朝那县古城遗址与湫渊遗址的互证，再从考古发掘实物的印证，结合对正史、古文献和地方志书等有关资料的综合分析以及当代学术界集体攻关所形成的各种权威性大型辞书、工具书中一致的公认，古朝那县治就是今彭阳县境内的古城遗址是无可置疑的事。而《后汉书》《晋书》等正史都明确记载皇甫谧和他以上七代宗祖都是“安定郡朝那人”，据此可以断定安定朝那在今宁夏彭阳县境内已无可争辩。
　　史书记载

据《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西汉王朝被王莽政权取而代之，光武帝刘秀起兵中兴，建立东汉，羌汉战争与东汉政权与生俱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东汉中期，愈来愈烈，汉安帝刘枯即位以后于公元107年，不得不下令罢西域都护府。接着于公元110年令金城郡徙襄武，公元111年，又诏陇西也徙襄武，安定徙美阳（今歧山），北地徙池阳（今陕西泾阳），上郡治衙于今白水或榆林。而关于属县迁徙，地方志也有详细记载。《平凉县志》记，西汉时，平凉西面的乌氏，南面的朝那随安定郡迁于美阳。这里说朝那在平凉的南部似乎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朝那县东移确是不争的事实。这次迁徙，可称历史上的大迁徙，除过官衙迁徙以外，连百姓也一同迁移，“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就是说，这次迁徙时割完了地里的庄稼，推倒了百姓的房屋，将院墙也夷为平地。当时又遭干旱与蝗灾，庄稼无收，饥浮遍地，再加上逼民内迁时，驱赶劫掠，流离分散，弃捐老弱，使百姓死亡大半，形成了曹操《蒿里诗》云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残败景象。

过了18年，即公元129年（汉顺帝永建4年），由于边境羌事稍安，尚书虞诩上书，顺帝下诏安定、上郡、北地还旧土。

四、皇甫谧故里出现差错和误解的原因是什么

（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所著《读史方舆记要》之误为根源

由于顾祖禹误把唐朝的原州错定在今甘肃省镇原县（应是宋朝原州），又把汉代萧关与唐代萧关县混为一谈，再误认为古朝那城在平凉府之东南。结果就把坐标南移了，随之“州东南”的方位就被人为整体向东南移位了，于是古朝那就从宁夏彭阳县向东南移到甘肃灵台县去了。

(二）建置迁移造成后人误解

误解之一，东汉间，由于形势所迫，安定郡曾一度移治于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便认为其属县朝那也随迁到临泾一带了。而实际上，从东汉末到魏晋时期，朝那县仍在原地（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与鹑觚县（今甘肃灵台县）同归迁到临泾的安定郡管辖。误解之二，后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原州朝那县最终从今宁夏彭阳古城镇正式迁往今甘肃省灵台县境内。但这已是皇甫谧故世253年以后的事了，它并不能证明皇甫谧的故里、籍贯就是今灵台县。

（三）皇甫家族后辈迁涉所致

皇甫氏是个大家族，后人离开故里，散落到古城周近各地或是更远省区分居，这是很正常的事。各地的分支族人，为了纪念祖先，表达思乡情结，往往在新家园建祠、修祖坟，甚至把原籍的一些重要地名移植到新居地区，这是中外常见的现象，在地名学上称为“同源地名的播迁”。就连关于我国人文始祖的伏羲、女娲和炎帝、黄帝等圣贤的地名，不也是多处出现，几省并存吗？但是，不论怎么说，祖居发祥之地和故里只能是一个地方。

皇甫谧的故里在今宁夏彭阳县，证据充足，不容人为制造讹误，应还历史的真相。

人物影响

意志品德

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铸就了皇甫谧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影响并激励着后人。当他发奋读书，名声渐起时，周围的人就劝他修名广交，他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提出了“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的观点，表达了他不与世俗流趣，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晋书·皇甫谧传》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皇甫谧姑母的儿子梁柳当了城阳太守，将赴任，人们劝皇甫谧为其饯行。他回答说：梁柳未当官时到我家里来，我迎送他时门都不出，吃饭时只不过上一点咸菜，穷人都不认为酒肉是好朋友。今天他当上了郡守，我若为他饯行，那就是看重城阳太守而轻视梁柳，不符合古人之道，我心中不安！

医学贡献

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含河南新安县）。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智障者。到了十七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象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

人们不禁会问，皇甫谧面对血腥风雨、贫病交加的社会生活环境，为什么会不被高官所动，不为富贵而移，迎风而立，以超常的毅力，耽玩典籍，著书立说，成为千古学者?也许我们从他的宇宙观即哲学思想中能找到答案。他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没有系统地探讨过自然界的本源、本质，也没有留下专门的论述和专著，但从他传世的大量著作中，仍然可以窥视他的哲学观点。

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和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父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于参考书奇缺，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

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十二卷的《皇帝针灸甲乙经》在总结、吸收《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纪穴针灸治要》等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在医学领域矗起丰碑。该书共收录穴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出了18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统一了穴位名称，区分了正名与别名。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宫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病有标本、虚实补泻、天人相应、脏腑阴阳配合、望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对针灸学以至整个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今的针灸医学不但在国内得到飞速发展，并且已经风靡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批准，把针灸列为治疗专项，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

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与孔子齐名于世界文化史的历史名人。

《针灸甲乙经》，共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六百五十四个（包括单穴四十八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此书问世后，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到如今，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七O一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足见，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影响之深远。

文学贡献

皇甫谧与流俗异趣，不趋炎附势，累官不仕，专一著述为务，仅是一名平民学者，而著书之丰，确是魏晋首富。《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郡国志》、《国都城记》等文史著作广采百纳，博据考稽，建树史学，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整理，在史前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并对“三皇五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三皇”有两种说法：一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另—种说法是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是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把中国历史起源的时间提前到上古时代；对前人以及《史记》中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三皇五帝”的世系纪年及重大活动进行了补充和考证；对历史上地方名称的前后变更及一个民族或王朝迁徙地名的变化作了较详尽的考证；第一次对历代土地、人口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和分析，整理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将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因此，清代历史学家钱熙祚曾评价“皇甫谧博采经传杂书以补史迁缺，所引《世本》诸子，今皆亡逸，断璧残圭，弥堪宝重”。(清钱熙祚·《帝王世纪序》)

《皇甫谧集》、《玄晏春秋》、《鬼谷之注》，玄守、释劝、笃终三论，高士、列女等传，《三都赋序》，并诗诔赋颂，藏珍纳萃，字字珠玑，在文学领域独树—帜。提出了文章的思想性及社会教育作用，要比“美”和“丽”更重要，反对言过其实，浮夸竞兴，博言空类。且许多文章中还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文章风格犀利，对仗工整，音语铿锵，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人物形象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哲学观点

他继承了先秦以来一元论的哲学观点，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他在《针灸甲乙经》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之德，地之气，阴阳交合，生成万物，也就是说，天所赋予的是生生之机，气所赋予的是物质基础，两相结合，万物才有生化之机。自然界万物万象正是由于所受气不同而致。

从四时气候来说，有春、夏、秋、冬四气，从自然来说有风、雨、雷、电等气，气是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廪气而成。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中说“两精相搏谓之神”，两性之精气结合，产生新的生命，而新生命随着形体的完备，也相应的具备了精神。“人有五脏化五气，所生喜、怒、悲、忧、恐”。可见人的精神状态完全是随着物质器官的形成而出现。人死后，形体消亡，精神就不存在了，“精歇形散”(《晋书·皇甫谧传·笃终论》)正是这个道理。

皇甫谧还特别阐述了梦幻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精神能脱离形体而独立活动，只是或因为某些因素的刺激，或是有些情绪变化没有消除，或出于生理器官有病等才“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针灸甲乙经》卷六），至于梦有所不同，则是由于刺激的原因不同，或者有病的器官不同，如肝脏有病者，就常梦到忿怒，睡前吃得过饱，就会梦到给别人食物等。准确的表达了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存在决定意识等唯物主义观点。

皇甫谧不仅认识到自然界是物质的，而且看到了一切事物都在阴阳两气的矛盾中发展变化，促进了万事万物的盛衰荣枯和社会历史的演化和进步。他在《甲乙经五脏变腧》中说：“故阴阳者，万物之始终，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因此，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皇甫谧·释劝论》)。还认为事物矛盾双方不停地转变，促成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在《释劝论》中，他进一步阐述阴阳转化的观点“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阴阳不断转化，同时又互相制约。表达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因此，皇甫谧累诏不仕的原因，主要是他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用辩证法的观点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看到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旋涡的险恶，正如《晋书·阮籍传》中所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因此，不愿意跻身权贵，踏入仕途，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他认为王朝的更迭和代替，表明社会的进步，而这些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腐朽和黑暗只是社会进步中逆转的浪花，终究会被冲刷的一干二净。人的活动必须顺时而动，尊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影视形象

2015年电视剧《皇甫谧传奇》：陈浩民饰演皇甫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