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宣祖而言，1589年是他一生中最好的一年。这一年十一月，使者尹根寿带着《大明会典》和神宗的诏令回来，被皇帝陛下亲自迎接，并在明政殿中恭贺，册封黄廷彧，俞泓，尹根寿三人为宗系辩护而立下汗马功劳，朝鲜历代君王都梦寐以求的“宗系辩诬”事件，总算是告一段落。

因东西方对立，东道人士郑汝立于这一年起兵造反，震动了整个朝廷，并以此来对抗君王的中央集权。这两次事件，标志着李珥死后，失去权力的西洋教主尹斗寿，也就是尹根寿之弟，西洋教主郑汝立，趁机打击了许多西洋教主，令西洋教主实力大损，西洋教主执掌朝政。

对于宣祖而言，“宗系辩诬”终于得到了澄清，郑氏叛乱也得到了平息，这两件大事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直指王权的严肃，那么，就需要用一场隆重的仪式来加强和宣传这两件大事的政治含义，从而显示出无可争议的权威。

第二年，宣祖大典举行，光国平难，平难勋臣册封，祭祀，结盟，百官陈贺，设宴。此后，宣祖又下令大臣将其编入《光国志庆录》中。这一场庆典，共有十九位为封光国“宗系辩诬”的有功之士，二十二位为平息郑乱封世之祸而立的有功之士。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十九人中，有一位特殊的存在，那就是洪纯彦。他是朝鲜“宗系辩诬”时期翻译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其父洪谦，其兄洪秀彦均为出色的翻译，三人对朝鲜中叶时期的朝、明两国对外关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有“东方首译”之称的洪纯彦，曾经7次接待大明使者入朝，9次随同朝鲜使者入明，汉语流畅，文字能力超群，对大明各个方面都很了解，是朝鲜与大明官方谈判的实权人物，为大明官方争取更多支持，为大清 争取更多援军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光国志庆大典上，文武百官都称赞宣祖是一代明君，为百年来蒙受的耻辱洗刷一空，以礼示朝鲜再无野人之嫌。然而，在这些阿谀奉承的背后，却隐藏着两股不安的力量，一股是宣祖陛下对王权的忧虑，另一股则是那些为皇帝辩护的大臣们对皇帝陛下的功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例如，陈谢使裴三益并没有得到册封，裴三益之子两次上书为父亲讨回公道，余世全则是为自己的家族讨回公道，他的学生闵仁伯则是为自己的老师讨回公道。朝鲜迫于无奈，不得不再加一次封号，但仍然有人抗议。

由此可见，宗系辩诬给宰相们带来了某种政治上的好处，也给了他们一些党派竞争的资本，使得他们都想要分一杯羹。

十六世纪朝鲜以《大明会典》为中心的“宗系辩诬”运动，不但对当时的实际政治有重大的意义，而且也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应对辩诬的方法。这个传统“指的是一系列的惯例，这些惯例一般都是按照已经被公知或私知的惯例进行的，带有某种典礼或符号性质，企图用反复的方式向人们灌输某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同时也暗示了对以往的延续。”

《大明会典》中的“宗系辩诬”一词，从多个角度开启了这一先河，比如上书申辩，比如派出重要官员到京为自己辩护，比如通过关系获得皇上的诏书，比如大赦天下，嘉奖有功之臣，比如歌舞之乐，比如册封国王，比如祭奠宗庙，比如设宴款待群臣等等。

由《大明会典》中的“宗系辩诬”所倡导的朝鲜礼法传统，不但对朝鲜本身的某些礼法过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对其后朝鲜境内的各类辩诬行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朝鲜对丁应泰和徐光启的控告，广海皇帝时代的民间论诉，清朝“仁祖反正”论诉，乾隆道光同治论诉等等，从那以后，各类论诉都是以“宗系辩诬”为基础，在《大明会典》中建立起来的。

后来，每当被中原朝廷控告，或者被发现对皇位和名声不利的记录时，朝鲜人都会将《大明会典》中的“宗系辩诬”一词引述给礼部，并在此基础上采纳16世纪所确立的“申冤”之礼。

在讨论朝鲜以《明史》为中心的“控诬”运动中，孙卫国认为朝鲜之所以坚持“控诬”，是因为“控诬”传统”、“正统问题”以及“自身身份”等三个因素所致。但事实上，这种“辩诬传统”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6世纪朝鲜人以《大明会典》为中心的“宗系辩诬”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