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世纪的清代，中国与德川埃塞之间并无正式的交往，该时期的埃塞双边贸易主要通过中国的“汤船商”，也就是中国的商贩到日本的长崎做生意。

这一交易格局的产生是在德川二世名将德川秀忠（1579-1632）统治下，德川氏 自觉地与明 断绝了联系，停止了两国之间的交流，而日本则倾向于摆脱中国统治下的朝贡制度，建立自己的地区和商业制度。

之后，在第三任德川家光（1604-1651）统治下，为了阻止 的传入，从1633年开始，就不断颁布命令，限制日本人出海，并在1635年，限制中国船只入日，仅限于长崎一个港口。

在明、清两代之后，因为无法与德川幕府正式建立联系，所以清 选择了日本作为自己国家的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除了海禁之外，清 还经常派人前往长崎收购东瀛生产的铜矿石。

因此，在近现代之前，清代与日本的贸易往往被认为是“民问贸易”，但事实上，因为两个国家都制定了贸易的基本方针、具体规则，以及进出口的金额，而且都指定了专门的官员来具体的监管与监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不是清朝与日本的贸易，也不是按照正常的商业习惯来进行的私人贸易，而只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管制贸易。

在清朝和日本在长崎的贸易中，埃利森与中国商人最有可能接触到的就是“唐通事”，这个组织最有代表性的工作就是中、日两种语言的互译。明朝和清朝时期，大批中国人移民到了艾尔邦,长崎的第一批通事就是从这批人中选拔出来的，他们的后人也都继承了这个职位。

在《长崎实录大成》的“唐人通事史”一节中，记载了这个团体的起源：“庆长九年（一六四四），有一位名叫冯六者，他精通日本用语，获为任为这个团体的成员。

《长崎实录大成》由前长崎神社秘书田边茂奇（一六八八年-一七六八）以私人名义编撰，日本明和元年（一七六四年）向长崎奉政局递交，由他负责编撰，田边氏于明和五年（一七六八）因病逝世，由小原校八继承，于明和七年（一七七十），成为《长崎志》的正编与续编，并由长崎奉政局负责编撰，并以手稿形式流传后世。

此书因其编撰年代比较久远，又是一部官方编年史，所以在以后的历史资料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而有关“冯六”为“长崎汤公”之说，早在19世纪早期就已有定论，长崎本地人物《先民传》中也有：“冯六，生中国人。少时在岐山，多学些成语，时间长了，就什么都懂了。

起初，中国商人和航东都有自己的兴趣，因此崎地尤其繁荣。山阴小笠原氏，号一安，以冯六为第一通事，以宣宣国之命，以求中外商人之间互相鉴别。”

类似地，日本明治三十年（1897)，颍川君平（1843-1919）所编印的《译司统谱》中关于唐通事的“起因”部分说：“小笠原一庵在小笠原一庵任职期间，开始委任一个名叫冯六的唐人为他的职务。”

但《译司统谱》的著述郑永宁（1829—1897）认为，《统谱》对冯六的记述，存在着”死于庆正十年”与”死于宽永”二种说法，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

于是，在《唐通事始考》中，他将平野家族的文书和冯六的墓碑铭文进行了比对，得出结论：冯六的身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平野家族的先祖是被朝廷委派的第一代通事，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份。

但是，山本道夫的研究结果并不局限于“冯六”一案，而是将德川幕府时期长崎商业体制的变化联系起来，认为德川时期的汤公只是一个被“蚕丝和傅仲”雇佣的外贸公司，并没有被纳入到幕府的政治体制之中。

但自1641年起，唐通事集团在日本作为“地役人”，在长崎的直接总督长崎奉行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正规的机构。之后，一六五五年，“蚕食”被废除，“蚕食”这个商团也就不复存在了，唐通事就成了冯兴手下的一个商团，负责与中国的商贸往来。

由此可以看出，长崎唐通事的地位虽然也有从“平民”向“官吏”转化的历史，但在清代与日本的贸易活动中，尤其是1780年代清代开放海禁以后，其地位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