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八年，日本“倒幕”势力在德川幕政权被推翻后，在日本天皇的领导下建立了“新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彻底取消了“武士制”这一象征权利与社会地位的“武士制”。

1870年，“废藩置知府”公布，正式宣布武士阶层从历史上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同时也先后废除了象征身份的各种特权及武士团的经济支柱，也就是薪俸制度，因此，武士阶级完全消失。但是，这些被剥夺了身份的战士们，却以一张全新的脸庞，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且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在维新和复辟的过程中，武士道、“士道”、“叶隐”等流派并没有被日本新 所接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日本武士道与日本天皇制度的理念相抵触。

首先，古代的武士道信仰为“武士阶级”独占，其它阶级无法触及；其次，在原始的武士道中，对君主的忠诚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成千上万的战士都是对他们自己的君主的忠诚，而不是一个皇帝。

明治政权废除了军人阶级，确立了士农、商、商“四民平等”的制度，而在圣旨中，则把“忠良骁勇”作为整个民族的基本素质。

一八八二年，日本皇帝颁布了一条《军人敕谕》，这条诏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士兵们的勇敢精神和对国王的忠诚，而武士道这个术语则被日本 刻意忽略了。从现代日本的军魂形成的整个过程来看，它的军魂形成的历史，就是由封建主义的武士道向现代的现代武士道的演变，这一演变的历史，就是由东洋时期的一位思想家、战略家所建立起来的。

他是日本著名的“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左膀右臂，在日本军法的制定和军魂的建立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当时的兵部尚书山县有朋发表了一篇《读法》，这篇《读法》的第七篇，带着强烈的西周思潮，这篇文章以忠义、信义、勇气、质素、顺从等理念，为日本军队的基础。

1878年，山县有朋发表了《军人训诫》，并将“忠诚”、“勇气”和“服从”视为保持战士气概的三项基本原则。《军人敕谕》是一本融合了古代武士道和现代军事精神的著作，它是《军人训诫》以后的另一本著作。

随着西南抗战的胜利，民权解放运动进一步发展，从最初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上层人民的权利主张，发展成为一场波及全国的广泛的民权解放运动，并在军事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渡户稻造于1899年发表了其著作《武士道》。新渡户稻造撰写这部著作的本意是要让西方人明白，大和并非没有文明的蛮夷，而是具有“优秀特质”，具有与西方 传统相似的 观念，即“武士道”。

《武士道》是对近代“士道”的一部大体上承袭而成的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以孔子的“ ”原则作为其“规范”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新渡户稻造所说的一切，都只是一个懦夫为了避免被杀死而找的理由，与武士道无关。

在《武士道》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关于“叶隐”的观点。同时，新渡户稻造对于“武士道”的推崇程度也相对较低，很难充分反映出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极度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所产生的一种精神需求。

与此同时，以井上哲次郎为首的日本社会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关于武士道的主张，并将之统称为“明末武士道”。《现代大家武士道丛书》是1905年由井上哲次郎编辑发行的。

井上春树说：“武士道在国外已绝无仅有，它是日本的一种特殊的灵性锻炼，它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思想不同，而且是日本人用来对付从日本不断引进来的“西方道德”的武器。”他又说：“我们国家的军事力量，固然有很多因素，但是我可以肯定，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武士道的存在。”

井上哲次郎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性”，是日本军事力量的基础，也就是古代的“武士性”。武士道最重要的就是忠贞，从者对主人的忠贞是其最基本的原则。无论哪个时代，“忠义”都是每一个战士所必须遵循的一种美德。

近代之前的战士，都是由自己的主人来决定的，他们的忠心是多样化的，忠心就是忠于自己的主人。但是，在明朝，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被建立起来，“天皇”作为一个民族的惟一标志，是整个民族的惟一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