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江村历史 传统文化 什么是“士”,先秦时期的士文化是怎样的_民俗文化 菊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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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士”,先秦时期的士文化是怎样的。说到士文化,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什么是“士”

很多时候,一个人为了表达对另一人的忠心,会说“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也常常用来表达,自己愿意为某人奉献,表达对其对赏识自己、栽培自己的决心。

“士为知己者”这句话,非常有历史来头,最早是春秋时期四大刺客之一豫让说的。他为了报答智氏对自己的赏识之恩,不惜毁容,行刺打败智氏的赵襄,甚至最后自刎而死。当被问起为何如此拼命,他说出了“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绝唱,让人为之动容。

这句话也就因此流传下来。不过,“士”是我国古代富有活力的一个阶层,特别是在先秦时期,士文化不仅只是“为知己者”死这么简单。

士的兴起:春秋战国动荡的社会阶层与稷下之学

说到先秦时期的士文化,不得不先要聊聊何为士。

在《说文解字》对于士这个字,有着非常简短的解释:士,事也。近代学者吴承仕曾对《说文解字》中的这一解释,进行了一番阐释:

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

由此可以看到,士最原始的概念,跟今天的农夫差不多。这也可以理解,在我国古代传统的男耕女织社会中,男性主要从事的农业工作。

不过,到了周朝时期,士则更多地被指代为各部门掌事的中下层官吏,也可以理解为是下级的贵族。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西周时期“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平民”这样的等级秩序。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士作为连接贵族与平民的中间体,在上下流动剧烈的社会结构中,士群体的数量急剧膨胀。

原来的一些贵族没落了,从先前一种人人得职、人人有禄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保障全无,于是降级成为了士。与此同时,以前的庶民,也通过投靠门客,实现了阶层的线上流动,变为了士。

就这样,士不再是一个固定的阶层,相反可以自由地流动。与此同时,王官之学流散为稷下之学的变化,也让先秦时期的士具有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特别是原来一些层平民中,受过教育的人,进入到士阶层的范畴中。

在西周时期,教育是一项具有官方性质的事情。礼乐是官师政教合一的王宫之学。正如《论语》所言:君子思不出其位。西周时期的学问,是有着严格的规矩和约束的。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秩序的解体带来了礼崩乐坏的现象,熟悉礼乐传统的士在这样的社会变动中,得到了思想上的解放,于是就产生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他们开始承担起了文化教育的职能,这也给士的兴起,提供了文化的基础。

正如葛兆光在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时,所说的:

‘士’思想的崛起和独立,才演成了春秋到战国时代最为辉煌的百家争鸣。

先秦的养士之风:士的类型与作用

在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从春秋时期的称霸,变成了兼并。各个诸侯国的国君,都需要为实现自己的变革图强,招揽人才。在诸侯国,卿、大夫、贵族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斗争,也同样需要有士的帮助。

因此,战国时期,士的需求大大增强,养士之风也由此形成。像齐宣王、魏文侯、燕昭王,都是诸侯中争养士人的突出代表,他们所养的士,数目成百上千,种类也非常多样。

不治而议论的学士先秦时期的学士,因为具备更多的学识,因此比一般普通的士,更多地承担了传播知识的重任。同时在这群人身上,体现出了“不治而议论”的特征。

这些具有渊博学识的士,或聚徒讲学,或著书立说,但最终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某一个职位,而是只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他们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像孔子,周游列国,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但“述而不作”。再有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思想家出众、著述林立,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巧舌善辩的策士在先秦时期,有不少凭借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人主的策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秦和张仪,他们谈古论今,陈说厉害,既可以为人主在复杂的斗争中提供良策,也可以让自己获得功名。

先秦时期的士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他们不一定效忠某一个国,哪位君主赏识他们,他们就为谁献策。反过来,一个国家如果获得了良士,更可以为国家的发展积累人才基础。像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就阐述了秦国引进士人的情况: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行侠仗义的侠士侠士,也可以称为刺客。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有《刺客列传》一篇,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个刺客的故事。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除了单纯依靠战争、武力外,有时一个刺客的暗杀,也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因此,这些侠客,深得人主的信赖,甚至与人主交心。就像那位说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为报智氏的知遇之恩,出生入死,虽陨身而不恤。

远离尘嚣的隐士在先秦时期,士阶层中还存在着一群或躬耕田野、或隐居山泽的隐士。隐士不出仕、不为官,并不是对时局漠不关心,相反他们是觉得时局太乱了。

有些隐士发表了许多评论时政得失的言论,但始终没有机会检验自己的学说理论。有的士隐居起来,只是为了暂避一时的风头,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所作为。当然,也有一些隐士,看破了俗世的无奈,选择了消极的出世方式。

鸡鸣狗盗的食客在先秦时期,一些达官显贵门下所养的食客,也是士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既不能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也不能著书立说,但又不甘心归隐山林,于是来到达官显贵的门下,希望能一展身手。

正所谓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虽然看上去,食客只是帮助人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换口饭吃,但他们的中一些人,在主人遇到危难之时,也可能为主人排忧解难。孟尝君脱难的故事,就体现出来,有一技之长的人,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巨大的价值。

当然,这几种分类并不足以概括先秦时期所有的士人,而且也有不少的士人,是具有多重身份的。如庄子既是隐士又是学士,荆轲既是侠士又是食客。

士的品格精神:士与道的平衡

在西周时期,知识与统治是合二为一的。但是在先秦时期,王官之学散为百家,最终就导致形成了“道统与政统分离”。

掌握道统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希望自己的学识,可以获得政治权威的认同,但是“道统与正统的分离”,导致导致先秦的士阶层,不得不处理好自己的学识与统治阶层的关系。

为何这一关系这么复杂?士阶层作为新兴的知识分子,他们握有学识、知识,他们对自身有着非常高的认可。这种认可,来自于士人所拥有的知识,他们会把自己看做是“道”的承担者,认为自己比一般的统治者有更高的权威。

与此同时,各国的君主,为了吸纳优秀的士人,帮助自己实现变革图强的愿望,也非常地尊重士阶层,甚至会通过官、爵、禄的方式,来奖赏士人。

这种尊士的风气,也会让让一些士,常常居高自傲,甚至不把君主放在眼里。颜斶与齐宣王,争论国君与士人谁尊、谁卑的问题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士这样的“高傲”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先秦社会,传统的等级结构已不复存在。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谁有本事,谁就可以牛气,所以很多士阶层,认为自己比君主更有知识学问、君主也非常离不开自己。

士不再把诸侯、贵族看做是不可僭越的高高在上的主体,他们依靠自己掌握的道德、学识来对抗势力、地位和爵禄,从而体现了士人的高贵与主体性的人格。

这种主体性的人格,一方面表现在,许多士的高傲性格,另一方面,有些士对于政权,并不屑,他们虽然广泛地探求知识、著书立说,但是却不想参与政治。

然而,士人真的可以越过统治阶层吗?

事实上,选择归隐的隐士和不治而议论的士人毕竟是少数的。对于绝大部分的士来说,“士志于道”“学而优则仕”还是他们心中的终极理想。

毕竟对于大多数的士来说,检验他们学说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

无论是倡导“学而优则仕”的子夏,说出“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的孟子,还是靠着能言善辩、平步青云的纵横家,他们的身上,都可以体现出士阶层强烈的求仕心态。

士人出仕,就好象农夫耕种一样,这是他们的天性。士就应该辅佐帝王,为君主制定治国方略。

所以,这样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让先秦的士,即便在“道统”上掌握着无上的荣耀和地位,也不得不为了实际的“政统”而妥协。

从某种意义上说,士的职业就是从政。由此可以看到,虽然先秦时期的士阶层的崛起,让他们在知识、思想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他们所掌握的“道”还是要处于强大“势”的压力之下。

写在最后:说说先秦的士文化精神

从春秋时期开始,动荡的社会和文化下移,为士阶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到了战国,随着诸侯之间的纷争不断,各个环节、各个领域都需要士,因此,士人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在这个过程中,不乏一些超越职业和阶级属性的士,他们秉承着心中对道义的追求,抨击现实,甚至在污浊的政治面前,保持着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和主体人格意识。

不过,随着统一趋势的愈发明朗,在不断强化的政治权威面前,士阶层掌握的“道统”似乎不再那么合时宜,他们才智上的优越感也逐渐地屈从于历史现实。

在秦统一后,喧嚣热闹的士人生活,被猛烈地限制在严格的社会秩序中,巧舌善辩、行侠仗义,已经成为了历史。因此在秦统一后,逐渐强化的中央集权,士人的横议局面不再受待见,对士人的限制也成为了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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