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简介

人类学（汉语拼音：Renleixue；英语：Anthropology），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文化特征及其演化和发展规律的学科。

由希腊文意为“人类”的Anthropos和意为“学问”或“科学”的logia组合而成。

由于不同的传统，不同国家对人类学的界说不完全一致：在美英等英语国家，人类学指研究人类体质及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强调既要研究人类的生物属性，也要研究人类的文化属性，这样才能体现人类学的整体性。

在欧洲大陆的德、奥、俄等国家中，人类学指研究人类体质状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学科（含对灵长类的研究），为狭义的人类学。

人类学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德国哲学家亨德在1501年的作品《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Antropologium de hominis dignitate, natura et proprietatibus, de elementis, partibus et membris humani corporis)，当时人类学这个字指的是人的体质构造。

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有关社会科学设置的报告中指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大致相同，人们也易于接受包含民族学、民族志等在内的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

以后，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人类学包括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分类，并延续至今。

在美国，当代人类学通常划分为四大分支：文化人类学（也称为社会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生物人类学/体质人类学。

这个四大分支的人类学也反映在许多大学部教科书，以及许多大学的人类学课程。

在英国以及许多欧洲的大学，这些分支往往安置在不同科系，且被视为不同的学科。

在中国，人类学资料的记载很丰富。

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就居住着氐羌部落；西北部有土方、鬼方等；东南部有人方。

司马迁在《史记》中更加有匈奴、东越、南越等列传。

随着航海的发展发现，人们对自身认识资料的积累，开始去思索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社会文化的性质和发展等问题。

人类学发展简史

自人类学一词出现，至今已经历500多年历程。

形成时期

1501年德国出版《关于人的优点的人类学》，提出“人类学”一词。

1655年英国出版《抽象人类学》，认为人类学包含体质与文化两方面的研究。

18世纪，瑞典C.von林奈首次把人类作为一个独立种类归在灵长类中，确立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德国J.F.布鲁门巴赫则将人种的分类建立在体质测量的基础上，为体质人类学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文化研究方面，J.-F.拉菲托开创泛文化历时比较的方法，C.德布柔斯开创对偶像崇拜研究的领域。

19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学会相继在一些国家成立：1859年法国成立法国巴黎人类学会；1863年英国人类学会成立，并在1907年形成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美国在1879年成立华盛顿人类学会，并在1902年重组为美国人类学协会；1868、1871年分别成立德国人类学、民族学与史前史学会与意大利人类学和民族学学会。

同时，大学开设人类学课程和建立人类学系：1884年E.B.泰勒创建牛津大学人类学系；F.博厄斯也于1887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创办人类学专业。

人类学专著也相继出现，著名的有泰勒的《原始文化》和L.H.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

这些标志着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19世纪下半叶形成。

发展时期

人类学形成独立学科后，发展迅速。

在体质人类学方面，1891年爪哇发现直立猿人头盖骨化石；1921年发现北京猿人化石，1929年发现其第一个头盖骨，1931年其石器和用火能力得到确认，使人类起源亚洲论形成。

1959年，非洲发现了175万年前的石器，其后陆续发现许多新的南方古猿和能人化石。

20世纪60年代发现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学界不再以能否制造石器作为人和猿的分界标志，而主要以能否直立行走区分人和古猿，从而将南方古猿也算作人类，使人类起源非洲论更占上风。

20世纪90年代在非洲发现地猿，2000年发现千禧人，再度延长了人类的历史。

关于现代人起源，主要有两种学说：多地区进化说和非洲起源说。

前者主张现代人分别起源于四个地区；后者主张现代人都是20万年前出现于非洲的共同祖先的后代。

此外，对现代人类中不同种类、不同地区、不同生活环境的各种人群的体质特征的分布和发展的规律也都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面，19世纪晚期形成古典进化学派、传播论学派、社会学年鉴派等理论。

进入20世纪后，又出现历史学派、功能学派、文化与人格学派，文化相对论等理论，对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等进行不同的阐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入理论分化的时代，并形成两种趋势：一是以求实的态度去探索文化发展规律，形成新进化论学派、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结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实践论等理论；二是主张理解与解释文化现象，透过认识他者来认识自我，形成结构学派、认知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东方主义、族群理论、反思人类学、文化霸权等理论。

各种理论流派思想活跃。

另一方面，人类学也注重实践和运用，应用人类学发展迅速，以解决人类社会中的实际问题。

中国人类学发展简史

1896～1898年，严复编译T.H.赫胥黎的著作，出版《天演论》，人类学传入中国。

1917～1927年，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曾开设人类学专题讲座，这是中国人首次自己开设人类学课程。

1920年北京成立中国解剖学与人类学会。

20世纪20年代中央研究院成立民族学组和人类学组。

1929年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

30～40年代，许多院校设有人类学的课程，有的建立人类学系。

人类学著作也日益增多，具代表性的有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1934)、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林耀华的《金翼》(1947)、许烺光的《祖荫之下》(1948)等。

20世纪50年代以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政治学等一样，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中国大陆的人类学没能继续全面发展。

但是，人类学的一些分支或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如古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却发展迅速，它们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等。

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全面复苏：①学术团体相继建立。

1980年成立中国民族学会，1981年成立中国人类学会，1982年中国解剖学会成立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等。

②队伍壮大。

1981年中山大学复建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90年代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更名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更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民族研究所改名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建立人类学系、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等。

③专业杂志和著述相继出版。

例如吴汝康、吴新智先后任主编的《人类学学报》（季刊），童恩正的《文化人类学》，吴汝康的《古人类学》，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的《中国远古人类》，石奕龙的《应用人类学》，黄淑娉、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周大鸣的《现代都市人类学》，董建辉的《政治人类学》，陈庆德的《经济人类学》，庄孔韶等《人类学通论》等。

二次大战后欧美人类学的对话

在二次大战之前，英国“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依然是明显区分的两个传统。

在战后，有足够数量的英国与美国人类学家彼此采借概念与方法论取向，因此有些人开始将这两个传统合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

在1950年代与1960年代中期，人类学逐渐倾向于以自然科学为典范。

某些人类学家，例如Lloyd Fallers与克里福得·葛兹，聚焦于现代化过程，新独立国家可借此而发展。

其他学者，例如朱利安·史都华与怀特（Leslie White），聚焦于社会如何发展与适应于他们的生态区位——这个取向借由马文·哈里斯而大行其道。

受到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所影响且由马绍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与乔治·道尔顿（George Dalton）所实践的经济人类学，挑战了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将文化与社会因素纳入考虑，并将马克思学派的分析方式运用于人类学研究。

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典范开始分裂，当麦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与彼得·伍斯利（Peter Worsley）尝试采用马克思理论，而其他研究者如罗德尼·尼丹（Rodney Needham）与艾德蒙·李区将李维史陀的结构主义融入他们的作品。

结构主义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也影响了许多学科发展，包括心理人类学、认知人类学与成分分析。

有些作者，例如大卫·施奈德（David Schneider）、克里福得·葛兹与马绍尔·萨林斯发展了一套更显露内里的文化概念，将文化视为意义或含义的网络，这在人类学之内与之外都非常受欢迎。

呼应这些时代的议题，许多人类学家参与政治，透过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以及对越战的反对；马克思理论变成这个学科越来越受欢迎的理论取向。

到了1970年代，在一些选集，例如《重新发明人类学》（Reinventing Anthropology），作者们就担忧人类学的中立性。

自从1980年代以来，权力成为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例如艾瑞克·沃尔夫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在1980年代，像是《人类学与殖民遭遇》（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反思人类学与殖民不平等的关连，在此同时安东尼奥·葛兰西与米歇尔·傅柯等等理论家的无尽影响力，将权力与霸权的议题成为瞩目焦点。

性别与性议题成为受欢迎的题目，正如历史与人类学的关系，再度受到马绍尔·萨林斯所影响，他援引李维史陀与费尔南·布劳岱尔的作品，以检视介于社会结构与个人施为者之间的关系。

同样对这些议题有影响力的作者包括尼采、马丁·海德格尔，以及法兰克福学派、雅克·德里达与雅各·拉冈的批判理论。

在1980年代晚期与1990年代，乔治·马库斯（George Marcus）与詹姆士·克力弗（James Clifford）思索民族志的权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特别是人类学知识如何（与为何）可以成立与具权威性。

他们反映着这个学门的女性主义者所发起的研究与论述，虽然他们辩解说自己特别关注在这些先驱的批评[55]。

然而，女性主义者建立理论与研究方法的重要面向变成“习惯上所必须的”，是人类学“后现代时刻”的一部份；民族志变得更具反身性，明确表明民族志作者的的研究法，文化、性别与种族的立场，以及这些因素对于她（或他）的民族志分析所具有的影响。

这是当时流行的一股更普遍的后现代潮流的一部份。

[56] 当前的人类学家注意的是当代世界的诸多议题，包括全球化、医疗与生物科技、原住民权利、虚拟社群，以及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

人类学研究内容与学科体系

人类群体具有一系列生物特征和文化特性。

因此，人类学既有认识与解释人类的生物特征的起源、变异与发展的需要，即体质人类学；也有认识与解释人类文化特性的起源与发展变化的需要，即文化人类学等。

体质人类学也称生物人类学、自然人类学。

它通过人体测量学的方法获取数据，通过比较，研究人类体质类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异。

要认识人类是如何来的，因而形成探讨人类起源和发展规律的人类起源学或古人类学；要了解人体构造，故形成人体形态学；要认识种类型及其变化规律，则形成人种学；想通过了解灵长类及其行为来认识人类，故而形成灵长类学；研究近代人类和灵长类，又可合称今人类学，等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分子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有的已用基因分析等现代科技手段来研究人类体质的演化和结构等问题。

它还包括其应用性学科，例如人体工效学、法医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

广义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的规律。

从该定义出发，它需要了解人类的早期文化，由于当时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只能借助考古学方法来获取资料进行研究，故形成考古人类学分支。

由于语言是人类创造的象征符号系统，是人类独有的和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田野调查时，也强调应通过被调查者的语言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离不开语言，所以文化人类学中包含语言人类学。

广义的文化人类学还包括研究与解释现存各民族文化的狭义文化人类学，此即英国的社会人类学或欧洲大陆国家的民族学。

它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通过比较分析客位、主位的资料，研究文化的结构、功能以及文化变迁诸问题。

有的人认为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有的人则认为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是一回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以改善与改进人类社会生活不尽满意的地方，促进人类社会文化向进步方向发展，形成应用人类学。

人类学所包含的二级学科有以下几种分类：

二分法　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三分法　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

四分法　即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

五分法　包括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

其中以二分法与三分法较为常见。

人类学的四大分支

人类学传统上区分为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以及语言人类学，每一分支有更精细的分支。

些分支的研究范围经常有重叠之处，但往往各自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技术。

体质人类学或生物人类学 运用一套演化理论架构，研究人类群体。

生物人类学家已提出理论，解释人类如何遍布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例如，源出非洲［Out of Africa］与现代人类多区域起源［Multiregional origin of modern humans］这两套理论之间的争论），并尝试解释地理上的人类差异与种族。

许多研究当代人类群体的生物人类学家，将他们的学科领域称为人类生态学—-它连结到社会生物学。

人类生态学运用演化理论，以了解当代人类群体的现象。

生物人类学的另一个大分支是灵长目学，在方法上大量采借田野研究生物学与生态学。

综而言之，体质人类学试图透过对人类演化与适应、群体遗传学与灵长目学，理解体质上的人类。

次领域或相关领域包括古人类学（研究人类物种的演化历史）、人体测量学、法医人类学、人骨学与营养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 也称为社会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特别是在英国）。

文化人类学是对于文化的研究，而且大多以民族志为基础，民族志可同时用来指称研究法与研究产物，换言之，就是一本专著或书籍。

民族志是一种实地的、归纳的研究法，大量依赖参与观察。

民族学包括对不同文化的有系统比较研究。

在某些欧洲国家，所有的文化人类学都称为民族学（这个名词由寇拉［Adam František Kollár］于1783年所创）。

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及相关领域包括心理人类学、民俗学、宗教人类学、族群研究、文化研究、媒体人类学与网络人类学，以及对于社会实践与文化形式的传播研究。

对亲属与社会组织的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核心焦点，这是由于亲属是一种人类普同性（human universal）。

文化人类学也包括下列各项：经济政治组织、法律与冲突调解、消费与交换模式、物质文化、技术、下层结构、性别关系、族群、儿童养育与社会化、宗教、神话、象征、价值、礼节、世界观、运动、音乐、营养、休闲、游戏、食物、节日与语言等等。

（语言也是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课题）。

考古学 研究人类物质文化，包括从遗址小心搜集的器物 (人类文化的古老物件)、博物馆物件与当代的垃圾。

考古学家与生物人类学家、艺术史学家、物理实验室(为了定年)以及博物馆紧密合作。

他们承担保存发掘成果的责任，而且往往在博物馆工作。

一般上，考古学家被人联想到“挖东西”，或是对古代遗址层位的发掘。

考古学家依据长期存在的器物类型，将人类的时代划分为几个文化时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依据器物传统与文化区域，可将这些时代进一步细分，例如奥度维（Oldowan）或格拉维特（Gravettian）。

以这种方式，考古学家提供一个庞大的参考架构，说明人类曾经迁移的地方、他们谋求生计的方式，以及他们的人口分布。

考古学家亦探讨营养、象征化、艺术、书写体系，以及其他的人类文化活动物质遗留。

语言人类学 试图了解人类的沟通过程、口语与非口语、跨越时空的语言变异、语言的社会用途，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这个人类学分支将语言学研究方法用于人类学问题上，将语言形式与过程的分析连结到社会文化过程的诠释。

语言人类学家经常援引相关的学科，包括人类学式的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符号学、论述分析与叙事分析等等。

人类学系由许多不同的源头发展而来（参阅人类学史），包括（但不仅止于）化石搜集、探查、纪录片拍摄、古生物学、灵长目学、古物维护与博物馆学、文字学、语源学、遗传学、区域分析、民族学、历史学、哲学与宗教研究，因此难以在一篇短文中描述这整个学科领域，即使有些学者尝试撰写整个学科的历史。

另一方面，这已导致美国许多大学人类学系的内部不稳定，使得科系分家或分支重组(例如，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最近则是发生在哈佛大学)。

然而，从正面的角度看，在许多美国大学之中，人类学处于一个极少的、迫使人文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彼此面对面的位置。

整体而言，人类学也在（二十世纪晚期）几项跨学科领域的发展之中，居于核心地位，例如认知科学、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人机互动，与各种族群研究。

关于四大分支的论辩

在美国，人类学经常被界定为”整体论”（全貌观）且立基于“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

有一场持续进行的争辩，是关于这究竟在美国学术制度架构中，从理论上与实务上是否具有意义。

支持者[70] 认为人类学的整体观有两种意义：这门学科探讨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所有人类，并研究人类的所有面向（演化、生物体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心理等等）；依循着四大分支的人类学取向，许多大学课程与研究计划涵盖下列项目：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

许多领导群伦的人类学家，针对将人类学界定为整体论与”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提出论辩，他们认为这些想法是十九世纪以降的社会演化思想的产物，并不适于用来将科学实证论特别强加在文化人类学之上。

这一股“整合”社会文化人类学（本质上关连到人文学）与“生物-体质人类学”（本质上关连到自然科学）的压力，已有学者批评其为不恰当的实证论（其信念是，唯一正确的知识源自将科学方法加诸于文化人类学）。

这个评论是1960年代晚期，由多位人类学家，如马绍尔•萨林斯针对社会生物学的发展所提出，并论及美国人类学的”四大分支整体论”。

虽然四大分支及其论辩源自于美国，但已在美国的学术影响力之下，向国际间输出。

在美国有部份人类学的次领域（次分支）跨越了这些分支。

例如，医疗人类学往往被视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然而，有许多研究医疗议题的人类学家也探讨群体中的生物变异，或是文化与生物的互动。

他们也可能采用语言分析，以了解围绕在卫生与疾病议题的沟通，或是运用考古学技术，以了解历史时代或史前时代人群的卫生与疾病。

同样地，法医人类学可能同时采用体质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技术，也可能采取类似医疗人类学家的作法。

环境人类学或生态人类学是逐渐成长的次领域，关注人类及其环境的关系，是另一个结合文化人类学与生物人类学研究取向的例子（有时也包括考古学在内），这是由于它能处理范围甚大的许多议题，从环境主义、野生动植物保育或栖息地保护、到传统生态知识与行为。

生物文化人类学是一个广义的术语，用以描述各种文化与生物观点的融合。

正如前面列举的各个分支，人类学是一个具有多样化的方法论的学科，包括了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

民族志研究方法–植基于实地田野研究的密集个案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以及语言人类学的文献上，具有一个历史上的核心地位，但这种研究法正由混合各种研究方法的取向所补充。

目前，科技进步已刺激人类学各个分支的方法论创新。

碳元素定年法、群体遗传学、GPS、数位摄影与录音等等，仅仅是刺激人类学研究崭新发展的众多新科技的其中几项。

应用人类学

应用人类学也许最好被视为一个重点强调，而不是如同标准的四大分支意义下的另一个分支。

应用人类学家可以为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或私人企业工作，运用来自四大分支的研究技术来处理一些议题，例如政策执行、影响评估、教育、行销研究或产品发展。

人类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

人类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人类群体的生物性、演化历程到今天的人种、族群，从文化的起源、过去文化的遗存到现代人的种种文化行为等。

因此，人类学的研究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关系。

例如，通过解剖学了解人体的形态、结构，通过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了解人体正常机能和病变，依靠遗传学来认识人体的传承和变异，并形成跨学科的分支人类遗传学、分子人类学等。

又如古人类学，需要通过考古发掘获取化石资料，也需要通过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年代学等的知识来确定人类化石的生活环境和年代；同时，还要借助灵长类学、文化人类学等来探究早期人类的社会生活。

再如，文化人类学与研究社会发生、发展规律的社会学相近，但它们有区别：文化人类学注重从群体上去把握社会文化，注重社会文化的结构、功能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等理论性的探讨；社会学则偏重对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人类学虽也使用访问、问卷等调查手段，但更注重参与观察法，注重实际运作的客位行为与主位行为的区别、互证和互补及质性研究；社会学则注重问卷、访问调查方法，注重被研究者的主位表达和量性的研究。

又如，人类学研究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经济、政治制度、法律和风俗习惯等专题时，会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发生交叉和渗透。

另外，人类生态学充分利用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探索人类社会文化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协同进化与协同适应的途径。

人类学研究意义

人类学的研究使人们能科学地了解人类体质与文化的特性，更好地认识他人与自我。

例如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科学地揭示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解释现代人是如何形成的，人类体质的表象差异与人们的生活环境等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们能更好地批判种族主义；同时使人们认识人类文化的生物学基础，看到人类的能力与潜力，对关乎人类命运的科技，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文化现象（克隆、转基因食品）等，作出理性判断和有远见的对策，更冷静地面对人类的科技成就和局限，争取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

又如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科学地揭示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使人们理解并善待他者的文化，并用“他者的目光”更好地审视和认识人们自己，进而认识人类的共性；同时使人们消除民族偏见、文化沙文主义以及因文化误解引起的冲突与战争；还可以使人们更冷静地对待人类自身的科技创造，更理性地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更自觉地制定符合人性和人类长远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政策，使人类各民族“和而不同”地共同繁荣、持续发展。

人类学存在的重要问题及发展方向

100多年来，人类学的研究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但仍有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取得共识。

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现代人的起源及人种形成问题，就是其中最有争议的几个问题；涉及人类起源演化的过程，现已知一个粗略的轮廓，许多细节还有待发现大量化石来了解。

分子人类学的出现，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有前途的解决途径，但是其理论基础和技术有待提高，数据更需积累，其推论亦需与直接证据（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库）取得协调。

在文化人类学方面，目前存在着对以往一系列理论、概念的反思，如何减少世界上的文化冲突，如何使人类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等重要问题。

首先，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概念是在西方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和文化殖民主义色彩，如何消除这些影响，使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概念具有普遍意义，是目前应该以及正在解决的大问题。

而用“他者的目光”去审视西方发展出来的理论与概念，以及如何从“中性”的角度重新界定与解释这些理论与概念，则是解决这类问题的一种途径。

其次，对目前世界上因文化误解引起的各种冲突与战争，人类学家认为较好的解决途径是树立文化相对论、文化多元主义的观念，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这样才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至于如何使人类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的问题，人类学目前正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发挥作用，努力去改善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不尽满意的地方，以促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向更加美好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