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道路闭塞，傅尔丹和通泊战败的消息并没有很快传到哈密。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对博尔丹一路军事行动的预判充满乐观，是以清军北路军在和通泊遭遇惨败时，岳钟琪正在筹划趁准噶尔军主力北上阿尔泰山之际，奇袭乌鲁木齐。

得到雍正皇帝的批准后，岳钟琪与提督纪成斌等率军于1731年7月12日离开巴里坤向乌鲁木齐进击。负责牵制清军西路军的准噶尔军将领库克辛玛木特、色布腾台吉两人手上只有数千兵力，无法和清军抗衡，因而被清军击败。

7月24日，清军进抵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两天路程的纳林河，准噶尔军已经远遁。为防止准噶尔军包抄清军后路，岳钟琪见好就收，率军撤回巴里坤大营。

岳钟琪。

这次长途奔袭虽然受到雍正皇帝的赞赏，但是这种局部战场上的战术性胜利对整个战局的影响微乎其微。在漠北战场，清军已经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和通泊之战的胜利使噶尔丹策零底气倍增，于是便准备效法其叔公“博硕克图汗”噶尔丹，深入漠北袭扰喀尔喀。傅尔丹从和通泊败回科布多后，加紧完善科布多城防。

8月11日，大、小策零敦多布等率军袭击科布多。傅尔丹手中虽然重新集结了人的兵力，但刚刚经历大败的清军士气低落，显然不可能再出城野战。傅尔丹只好坚守不出，坐视准噶尔军劫掠城外后扬长而去。

这时的漠北草原已经陷入动荡之中，清军惨败于准噶尔军的消息已经如风一般传遍了喀尔喀各部，喀尔喀蒙古人大哗，驱赶马匹逃逸者甚众。

而北路军最大的运输中心察罕廋尔军台城屯粮二十多万石，却只有两千多兵士把守，一旦准噶尔军深入至此，后果可想而知。

北路军和通泊大败，令雍正皇帝垂泪不已。这场败仗不仅让他期望通过短促突击改变清准双方战略态势的设想被打破，就连他此前苦心谋划的筑城进逼之策也失去了实施的条件。

雍正皇帝。

1731年7月13日，雍正皇帝任命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土拉河一带防守。清廷准备在北起察罕廋尔，经扎音拜达里克军台站，南到内蒙归化城一线构筑一条纵深防御线。

在此战略调整的背景下，1731年10月，清军后勤人员将科布多城储存的88万两白银和石军粮转运完毕后，傅尔丹奉雍正皇帝之命放弃科布多城撤往察罕廋尔。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战争里，清军在北路战场将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其时，先前被安置在漠北推河城一带原属噶尔丹余部的准噶尔人，已经和东征的准噶尔军阴谋勾结。已故辅国公丹济拉的儿子、固山贝子多尔济色布腾更是伙同茂海(另一位康熙年间降清的噶尔丹侄子阿拉布坦的后裔)等公开和准噶尔军联合起来，劫掠清军的驿站和军台站，察罕廋尔以南的清军军台站几乎失陷殆尽，维系着漠北清军生命线的交通要道面临断绝的危险。

当时的形势对准噶尔汗国极为有利，噶尔丹策零也企图借此机会全面控制漠北草原。他命令大策零敦多布将一些和通泊之战中生俘的喀尔喀蒙古人加以释放，委托这些俘虏把噶尔丹策零准备的礼物送给各自所属的喀尔喀蒙古王公。

噶尔丹策零试图把咯尔喀蒙古上层贵族们拉拢到准噶尔一方，从而将清朝排挤出漠北。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喀尔喀蒙古的王公们竟然用火与剑作为对他的回答。

此前，出于统治漠北的需要，清朝还是像对待内蒙的王公那样，通过联姻等方式笼络喀尔喀蒙古的上层贵族。比如土谢图汗部的札萨克和硕智勇亲–津多尔济、和硕郡王策凌就都娶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子，成了清朝的额驸，其中又以策凌的亲清立场最坚定。

策凌的曾祖父是成吉思汗的二十世孙图蒙肯台吉，其部众原本游牧于塔米尔河一带。噶尔丹东侵时，1692年，策凌的祖父丹津率领部众投奔清朝，受到康熙皇帝的亲切召见，当时还是少年的策凌也在被召见的行列。

策凌。

1706年，康熙皇帝将自己的女儿、22岁的和硕纯悫公主嫁给策凌，使其在喀尔喀王公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和硕纯悫公主1710年就因病逝世，但感于清朝皇室对自己的荣宠，策凌一直极力维护清朝在喀尔喀蒙古的统治。

1715年，策凌率其部众从军，开往北路防御准噶尔，随即因战功被晋封为札萨克。他在作战中目睹喀尔喀蒙古兵纪律散漫、没有战术性等弱点，遂努力整顿军伍，使自己的部众成为清朝在漠北的一支劲旅。

不过，因为喀尔喀蒙古在噶尔丹东侵时的拙劣表现留给清朝统治者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所以，清廷并不太信任喀尔喀蒙古武装。

雍正皇帝决策西北用兵时，已经升为和硕郡王的策凌和土谢图汗部的丹津多尔济、札萨克图汗的策旺扎布等两位亲王都被任命为靖边副将军，但并未参与核心军事决策。他们手下的兵丁更多承担的是修路、运米这些后勤保障工作。

到了和通泊之战后漠北陷入大动乱的关键时刻，已经代替被罢免的傅尔丹成为北路清军统帅的新任靖边大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正奉命镇守察罕廋尔。

锡保决定启用喀尔喀武装对抗准噶尔军。策凌等喀尔喀蒙古王公及其麾下的兵丁们，终于有机会向雍正皇帝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1731年9月，策凌和丹津多尔济等奉顺承郡王锡保之命，率喀尔喀武装在鄂尔海西拉乌苏、苏克阿尔达呼等地，击退入侵的数千准噶尔军。

9月21日到25日，策凌又携手丹津多尔济，采用诱敌深入的计策，在鄂登楚勒击败大策零敦多布，大策零敦多布麾下勇将喀喇巴图鲁宰桑以下数百人阵亡。这迫使原本打算东进到克鲁伦河饮马的大策零敦多布不得不率部暂时撤回阿尔泰山过冬，漠北的危机终于得以缓解。

战场场景。

雍正皇帝对参与战事的喀尔喀王公们大力褒奖：赏给丹津多尔济白银1万两，就连坐镇后方协助锡保办理军务的策旺扎布也获得了5000两白银的奖赏，力主让喀尔喀武装参与正面对敌的锡保也被晋封为顺宁亲王。

至于策凌，不仅被晋封为和硕超勇亲王，雍正皇帝还将包括塔米尔河在内的土谢图汗西部19个扎萨克授予他别作一部。

策凌的部众由此获得了和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完全平等的地位。策凌的曾祖父曾被授予“赛音诺颜”的称号，因此这个分布在喀尔喀中路的新部落又被称为“赛音诺颜部”

雍正皇帝此举，固然有削弱势力冠绝漠北喀尔喀三部的土谢图汗部、大力扶持亲清势力这一层意图，但也表达了清廷对策凌在严峻局势下力挽狂澜的肯定。

从此，策凌等喀尔喀王公得以获得仅次于靖边大将军的事权。清廷则借着喀尔喀武装击退准噶尔军、局势缓和的当口，不断增兵于察罕廋尔至归化城沿线各军台，以迎接准噶尔军的反扑。

到了1732年3月，仅扎克拜达里克这个战前的中等军台站就成了驻军达一万八千多人的要塞。为了防止准噶尔人挟持喀尔喀蒙古的最高精神领袖哲布尊丹巴二世活佛，清朝还于1732年初将他从漠北迁到多伦诺尔避难。

赢得了军功和荣耀的策凌，也引起了准噶尔人的注意。1732年6月，小策零敦多布率3万准噶尔军翻越阿尔泰山再次东侵，沿喀尔喀蒙古北部的清俄边界，一直深入到克鲁伦河的车臣汗部境内劫掠。

策凌奉命率领包括赛音诺颜部兵丁在内的2万喀尔喀武装，驻扎于乌里雅苏台东南、察罕廋尔大营以北的本博图山防御准噶尔人。

小策零敦多布趁机率军袭击了策凌在塔米尔河一带的老营，不仅抢走了大批牧民和数万头牲畜，更将策凌的小妾和次子掳去。

战场场景。

策凌激愤无比，拔刀自断发辫和所乘战马的尾巴，表示自己不报仇则誓不为人，随后更遣人急报驻守察罕廋尔的靖边大将军锡保，请求发兵助战。

锡保派遣在和通泊之战中生还的参赞大臣塔尔岱，率领满洲八旗及黑龙江兵丁一万余人东进与策凌会合。清军蓄势待发的同时，劫掠了众多牲畜和牧民的准噶尔军的机动性却大大降低。

8月初，小策零敦多布自塔米尔河一带向东南前进途中，行经–昭。他准备在此休整兵马，留下部分军队看守被俘的赛音诺颜部人畜，之后再筹划下一步行动。

–昭，汉名光显寺，其地位于鄂尔昆河上游地区、土谢图汗旗的西南。这座由阿巴岱汗于1586年利用拆毁自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的建筑材料所兴建的喇嘛寺院，最初是土谢图汗家族的家庙，后来成为哲布尊丹巴活佛的居所。

1732年6月小策零敦多布入寇时，曾亲率一支小分队袭扰此地，企图生擒哲布尊丹巴二世活佛。但由于清廷早已将其迁入漠南，准噶尔人一无所获。而今，小策零敦多布旧地重游，在他的背后，是紧追不舍的清军。

–昭一带其实并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从兵力对比上，清军3万对准噶尔军3万，双方可谓旗鼓相当。清军一旦将附近的杭爱山、险要道路控制在手中，即可掌握战场主动权。

届时，清军仅凭借地利架设火炮，即可予准噶尔军重大打击。对长于野战的准噶尔军来讲，–昭几乎与绝地无异。但是，小策零敦多布已经来不及开始他的下一步行动了。

1732年8月初五凌晨，清军进抵–昭外围后，当即分兵占据–昭外围的山地和险要道路，架起火炮向准噶尔军猛烈轰击。

清、准双方六万人马随即展开殊死搏杀。在突如其来的炮火惊慑下，准噶尔军俘虏的赛音诺颜部牧民和牲畜四散奔逃，扰乱了准噶尔军的部署。

策凌所统率的赛音诺颜部兵丁为夺回亲人与牲畜财产，自然是奋勇争先，但表现最抢眼的，还是此前曾经在和通泊之战中溃营的黑龙江索伦官兵。

在塔尔岱的亲自统率下，身穿濑皮衣帽的索伦猎手一雪和通泊战败的耻辱，从正面突击准噶尔军的防线，以–和弓矢交替向准噶尔军射击。–昭这个漠北佛门圣殿，已然成为准噶尔人的伤心之地。

小策零敦多布军中编有由列纳特训练成军的一支欧式野战炮兵部队。战斗打响之初，这支炮队即遭到清军炮火压制，所部10名炮手中，3人战死、2人受伤，配属的火炮也损失了4门。战斗进行到初五日暮时分，准噶尔军伤亡重大，小策零敦多布被迫率残兵沿鄂尔昆河上游向西突围至推河城一带。

这就是被视为彻底扭转清朝在北路战场被动局面的–昭大捷。清军“杀贼万余，尸遍山谷，河流尽赤，负伤逃走者甚众，所获器械、驼马、牛羊无算”意气风发的策凌亲王从容地坐在马上，弹着琵琶高歌而还。

战场场景。

–昭之战胜负分明的时刻，策凌遣人飞报靖边大将军锡保。锡保命令驻守推河城以西之扎克拜达里克的马尔赛率军堵截小策零敦多布残余部众，但马尔赛拘泥于雍正皇帝固守城池的命令，按兵不动，坐视准噶尔军逃脱。

其属下部将傅鼐等人率清军一部自发出击，斩杀少量落单的准噶尔军，而小策零敦多布及其残部一万五千多人仍然成功逃出。战后，雍正皇帝追究马尔赛的过失，将他斩于军前。

1733年，清朝在漠北实行军事管制，设立定边左副将军，因其驻节地位于赛音诺颜部境内的乌里雅苏台城，因而又被称为“乌里雅苏台将军”，首任将军就是屡立战功的策凌。富有军事谋略的策凌虽贵为王公，但在战时敢于冲锋在前，与士卒同甘共苦，堪为名将楷模。

从1730年到1733年，清朝和准噶尔交锋已经历时数年，清朝前后投入兵员将近十万，耗费七千万两白银，前线各军主将换了一茬又一茬。

战争进行到后期阶段，原属北路军统帅的傅尔丹在和通泊之战后虽然还留在军中戴罪立功，但1732年7月，其部队又在乌逊珠勒被入侵的准噶尔军击败，傅尔丹本人由此数罪并罚被逮捕入狱。

傅尔丹。

西路军统帅岳钟琪也没能幸免，和北路的傅尔丹一样，这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名将在担任西路军主帅的几年时间里，每一次军事行动的实施都需要获得雍正皇帝的批准，这极大地限制了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到最后，岳钟琪竟还要为整个征讨准噶尔军事行动的失利承担部分责任。在雍正皇帝的授意下，被派遣到陕甘督师的鄂尔泰等大臣翻出科舍图牧场大败的旧事，弹劾岳钟琪：“智不能料敌于平时，勇不能歼敌于临事。”

于是乎，北路军和西路军的主帅都被判了斩监候，关在北京兵部的大牢里，两人从同僚变成了狱友。

到1734年，清朝和准噶尔的边界基本恢复到开战前的状态：清军收复科布多。但却丢掉了吐鲁番。此外，清朝方面还被迫令额敏和卓万余名吐鲁番回众东迁到甘肃境内的瓜州屯垦安置。

几年的战争中，清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算是勉强和准噶尔人打了个平手。本意一举荡平准噶尔的雍正皇帝终于明白：至少在目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准噶尔一方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人员伤亡和牲畜损失。–昭之战结束后，准噶尔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常备军。准噶尔汗国西部、哈萨克小玉兹的阿布海尔汗则趁机发难。

1731年准噶尔军大举东侵清朝时，阿布海尔汗便已组织数万部众对游牧在吹河、塔拉斯河流域的准噶尔汗国昂吉发起攻击，掠夺了一千户的准噶尔人畜。

为反击哈萨克人，1732年，噶尔丹策零与大策零敦多布之子曼济率军西征。这就使得准噶尔汗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

清准形势图。

值此态势，即便是大、小策零敦多布等善战的军事统帅都认为，和清朝的拉锯战已经没有打下去的必要，噶尔丹策零即开始寻求与清朝通好的可行性。

既然清朝、准噶尔汗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对战争的前景并不看好，那么双方停战议和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从1734年正月开始，雍正皇帝就听到了噶尔丹策零有意求和的信号。

过了一段时间后，急躁的雍正皇帝就坐不住了。当月，驻守巴尔库尔和科布多地区的清军都收到了雍正帝关于停止对准噶尔军事行动的谕旨，以表明清方的和谈诚意，“释贼人疑惧之心”当年8月，清朝侍郎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等人奉旨出使准噶尔。

清准双方就贸易和准噶尔人入藏礼佛熬茶的相关问题达成了共识，但在划分两国边界方面却始终谈不拢：清朝方面要求以1730年以前清、准两国的边界，也就是以阿尔泰山山脉为重新划界基础。但噶尔丹策零却坚持索要杭爱山以西的喀尔喀地区，这意味着包括整个科布多、札萨克图汗部和大半个赛音诺颜部都将成为准噶尔的领土。

雍正皇帝自然不会答应如此丧权辱国的领土要求。在谈判期间，清、准两国没有再次发生大的军事冲突，但因为边界划分的问题，双方的议和没有取得成功。

1735年8月23日，操劳过度的雍正皇帝暴死，享年58岁。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清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进的“改士归流”政策遭到当地土酋的抵制。

战场场景。

眼看着两国划界的问题要一直拖下去，对清准双方实力有较清醒认识的准噶尔勇将小策零敦多布，出于为准噶尔汗国休整国力争取稳定外部环境的需要，亲自出面力劝噶尔丹策零接受清朝方面提出的划界方案，使得清朝和准噶尔终于就边境划界达成共识。

1739年12月，清朝和准噶尔正式签署和约，双方约定以阿尔泰山为界，互不侵犯。噶尔丹策零遂转而向西重点打击哈萨克人，扩展准噶尔汗国的疆土，不再与清朝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