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河南建都，为何甘肃治水？网友猜解考古谜团。

大洪水的事件在世界古老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由此孕育出了诺亚方舟、印度曼努洪水、阿兹特克树船等一系列神话传说。

相比于其他神话故事，大禹治水不仅在史书中有着详细的记载，而且情节更贴近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没有被赋予“神”和“法术”的光环。

换句话说，大禹治水比起世界其他民族有关洪水的传说，更为真实可信。

据《尚书》和《史记》记载，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帝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特大洪水，为了应对这场灾难，不同部族不得不联合起来，推举了鲧、禹父子来进行洪水治理。

从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聚落材料来看，这场大洪水确实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当时，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聚落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且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洪水过后淤泥沉积的痕迹。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新研究显示，夏朝的晚期都城被确认为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而大禹建都的地方，也就是夏朝的早期都城，有可能在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或者登封王城岗遗址中。

王城岗遗址确实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陶片，上面刻有“阳城”字样，这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这个地方就已经被称为阳城。

无论是瓦店遗址还是王城岗遗址，它们都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都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此外，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证实是尧帝部族的遗存，这进一步佐证了大禹奉命治理洪水的可信度。

只有相邻且面临共同威胁的族群才会联合起来治理洪水。

尽管史书把禹都记载在阳城，但却将大禹治水的起源追溯到了千里之外的甘肃临夏积石山。《尚书·禹贡》中提到，大禹治水是从积石山开始的，一直到达龙门、华阴、底柱、孟津和洛汭等地，最终注入大海。

《史记》则提到大禹治水是从积石山开始的，到达了龙门和西河。尽管《尚书》和《史记》没有明确指出积石和龙门的具体位置，但是由于华阴在陕西关中，而孟津和洛汭在河南境内，因此积石和龙门应该在陕西关中以西的地方才能符合河流入海的走向。

据《史记集解》引用孔安国的话说，积石山位于金城西南，是黄河的源头。颜师古则认为，积石河在今天的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的金城河关县西南部的羌中地区。

自古以来，历代史官都将大禹治水的源头指向了积石山附近。

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考古发现实证夏朝历史。考古学家在积石山县境内发掘出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多处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与夏朝相当。

此外，青海省民和县喇家遗址的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喇家遗址的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被证实是由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地震和洪灾所毁。

这一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夏朝历史的真实性。为了更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中美联合科研团队于2016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元前1920年的溃坝洪水佐证中国的大洪水传说与夏朝》的文章。

这篇文章指出，公元前1920年的一场大地震引发了黄河上游积石峡的滑坡，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堰塞湖。而这个堰塞湖的溃坝最终冲毁了黄河中下游的堤岸，成为了大禹时期大洪水的触发点。

这些发现和研究都为夏朝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史书记载，大禹曾在河南地区活动并建都，但却在甘肃的积石山治理洪水，这似乎与他在河南地区活动的事实相矛盾。

有人可能会问：大禹为什么要花费精力在积石山治理洪水呢？史书记载大禹曾疏通九州河流，黄河上游溃坝导致下游洪水，这表明黄河上游可能也是洪水的源头之一。

从公元前602年到公元1938年的二千五百四十年里，黄河下游共决溢一千五百九十次，每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国力强盛时，都会不惜动用举国之力来治理黄河。

尽管如此，王景在东汉时期治河时，动用的军队就多达数十万，可见治理黄河并非易事。

在古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大禹治水的时代，伊洛平原内分布着煤山和王湾两大地方类型，这两大地方文化类型内部又林立着众多古城遗址，修筑有城垣，相互间存在着对抗。

虽然史书记载商汤灭夏时，诸侯尚有三千之众，但春秋时期，仍有170多个政治实体存在。在生产力有限且缺乏大一统控制力的大禹时代，他是否有能力统一调配从甘肃齐家文化到山西陶寺文化再到河南龙山文化这近百万平方公里内的不同族群，开展全域黄河治理，仍然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中正大学古环境学谢孟龙教授通过对积石山地震引发的堰塞湖最大库容量进行计算后得出结论：即使发生溃坝，其泄洪水容量也仅为5.1立方千米到7.8立方千米，这一数值不会对距离一千多公里远的黄河中下游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退一步说，即使这7.8立方千米的堰塞湖水没有受到沿途平原、宽谷的滞洪削峰影响，全部冲入了黄河下游，那么这种一次性的溃坝事件也不会导致下游地区持续数十年的治水需求。

此外，沿途多处齐家文化遗址均未发现泄洪物的地层，进一步证实了这次黄河上游的地震和洪灾没有影响到黄河中下游地区。

原来，“九州”这个概念源于战国时期，它最初指的是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后来逐渐演变为全国的统称。孔子周游列国，也仅仅是从山东到达河南。

那么，问题就又回到了刚才的矛盾：如果大禹的主要生活区域在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并最终在此建都开国，那么他治水的区域也就不会远到一千多公里外的齐家文化区。

他只需要处理他辖区内的洪水，没有必要长途跋到上游疏通那些对下游没有威胁的积石山一带。

据考古研究，如果齐家文化是真正的夏文化，那么大禹可能最初是在齐家文化区域内治理洪水，并建立了早期夏朝。

后来，夏族群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迁移到了河南龙山文化区域内，建立了晚期夏朝（二里头遗址）。根据考古发现，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技术和玉器都带有明显的齐家文化特色。

比如，二里头遗址二期出土的环首青铜刀与齐家文化的甘肃康乐商罐地出土的环首刀相似，而后者更为古老。此外，二里头2期到4期出土的玉刀是齐家文化喇家遗址三孔大玉刀的改进版。

齐家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齐家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至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的上限为公元前1750年，两者可以拼接出夏朝早期和夏朝晚期。

有学者推测，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那么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自身除了齐家文化因素外，还有石峁文化、陶寺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有学者戏称二里头是一座“移民城市”。

公元前1750年，齐家文化还处在兴盛时期，而二里头文化则在那个时候崭露头角。如果我们把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新砦文化也算在内，那么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就存在了超过200年的共存期。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的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米，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说明伊洛平原出现了多支外来族群的内迁。

因此，二里头文化并不是齐家文化群体整体东迁伊洛平原的产物。这就意味着，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可能比早期夏朝和晚期夏朝更为复杂。

“此之谓夏声”，这说明“夏”字不仅在中国使用，也在其他国家流传开来。在甲骨文中，商人称被自己灭亡的夏朝为“西邑”，而在西周以后的文献中，被商朝灭亡的政权也被称之为“夏”或“西邑夏”。

总之，“夏”这个字的含义，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位网友的独特观点认为，夏朝国名并非始于大禹，而是远在其之前就存在了。如果接受这种观点，那么就可以解释一些考古疑问。

如果夏这个地名确实先于大禹出现，那么“禹兴于西羌”，并被赐予“姒”姓和“有夏”氏族名就变得合理了。此外，无论是西周还是后世的西夏、大夏、明夏政权，与“夏”有关的行政区划大多位于我国西部。

《淮南子·地形训》也曾提到，西北方被称为“大夏”。因此，这种观点似乎可以解释一些关于夏朝起源的疑问。

如果夏朝起源于齐家文化区，那么作为被商族灭掉的前政权—二里头文化群体，没有找到关于“夏”的任何线索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大禹的身份出现了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大禹来自甘青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因素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使得大禹治水的英雄事迹也传入了这里，黄河下游地区洪水后带来的肥沃土壤和安定的生活，不仅孕育了一个新的政权，也让对大自然充满敬畏的人们误以为，是大禹在上游疏通河流，才成功地治好了洪水。

大禹起源于河南的龙山文化，在公元前1900年黄河中下游的聚落大规模崩溃后，他带领着幸存的各部落迁徙到了伊洛平原。

后来，当人们回忆这段历史时，误将齐家文化族群治理洪水的经历安在了大禹身上，并将他建立的政权称为“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