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简介
曾国藩(汉语拼音:Zeng Guofan;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
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居武,号涤生。
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人,宗圣曾子七十世孙。
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
1843年,以检讨典试四川,旋升侍读。
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
曾从太常寺卿唐鉴讲求义理之学。
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
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
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
1865~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
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
曾国藩居官治军尤重整饬吏治、端正人心,曾作文劝诫州县: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节俭以养廉。
江南任内,在江西、江苏、安徽等省实行减赋、缓征、免征;从太平天国手中重新占领安庆、芜湖、南京等地后,即筹复书院、课试士子,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
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湘乡派的创始者。
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又有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行世。
曾国藩生平
早年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1811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乳名宽一。
父亲曾麟书是塾师,屡试不第,年近五十方才进学,成为生员(秀才)。
麟书自忖功名仅能及此,从此在家乡一心一意栽培长子曾国藩科考。
曾国藩五岁啓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
道光六年(1826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
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道光十三年(1833年)秋,应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燕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京师长沙会馆读书。
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初入仕途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并成为林则徐政敌、主张“鸦片上税免禁”的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侍讲。
同年,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
年底,充文渊阁校理。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升侍讲学士。
不久,同榜进士李文安之子李鸿章入京会试,投其门下受业,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
不久署兵部右侍郎。
围剿太平军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四月,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将奏折怒掷于地。
次年,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
同年生母去世,丁忧回籍。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横扫湘江流域各县境,清廷震恐。
适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
受命后即上奏,力言绿营不堪使用,主张仿照戚继光练兵之法另建新军。
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号“湘勇”(通称湘军)。
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17,000多人,会集湘潭;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极力攻击太平天国起义,誓师出战。
湘军初战,连败于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其左右救起。
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
于1854年10月攻陷湖北省城武昌,奉诏署湖北巡抚。
旋因朝廷恐其于地方势大,又被解署任,以后长期只以侍郎虚衔领兵。
1855年初,进攻江西九江、湖口,被太平军重创,退守南昌。
在江西期间,受到地方官借饷挟制,多方掣肘,郁郁不得施展。
1857年3月,闻其父病逝,遂返籍治丧,要求在籍守制。
时湘军反攻,控制湖北,进围九江,胡林翼请其视师。
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
清廷以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去向,先后命其增援闽、川。
但曾国藩坚持去天京(太平天国都城,今江苏南京)外围屏障、断芜湖粮路的战略,分军数路进攻太平天国安徽基地。
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
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
11月,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
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
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
10月,湘军与李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
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纵兵屠杀奸淫洗劫,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
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直隶总督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
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企图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
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
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
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
曾国藩十分惊恐,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他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
曾国藩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
处理“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
回任两江总督
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金陵总督辕门病逝。
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
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曾国藩军事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
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
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
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战败,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
后重整军备,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两湖。
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呆仗”闻名。
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芳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
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
曾国藩入南京后,湘军大肆焚掠,“……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最多有100万人,可屠城之后10多年,到光绪登基时,南京只剩不到50万人。
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巧言上书“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
曾国藩就地处死太平军降将李秀成,原因可能是李秀成想效法姜维诈降。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清朝廷令曾国藩剿捻。
曾国藩采取“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专事近剿,不事尾追”的方针,在河南周家口、山东济宁、江苏徐州、安徽临淮关分置四镇,驻淮军和湘军八万,将捻包围在苏、豫、皖边区。
又在淮北捻军的根据地修筑墟寨,清查户口,实行保甲连坐法。
但捻军突破湘军、淮军的包围,进入湖北。
又突破开封、朱仙镇间的贾鲁河防线,东走山东。
曾国藩被撤钦差大臣,李鸿章继任。
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成为晚年的一大心病,事实上,这时湘军大部份裁撤,曾国藩只能用李鸿章的淮军,不如湘军容易差遣。
各部协调不力,被张宗禹率捻军在贾鲁河一带突破,进入山东。
曾国藩儒学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
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
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
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
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
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
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
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緼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均耳。
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
曾国藩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
国藩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其文风影响。
著作收于《曾文正公全集》中。
曾国藩修身
曾国藩写过很多关于为人处世的家书,他的部分家书得到很多读者的青睐。
他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夜不出门。
曾国藩评价
曾国藩一生笃好学问,作文每日不辍,是名副其实的儒家。
欧阳兆熊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早年讲理学;办理团练军务时讲申韩;后学老庄。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力,曾被辛亥革命后的部分革命党人斥为“开就地正法之先河”。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蒋中正和毛泽东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毛泽东曾说“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
博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进惧倾记。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即使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中正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
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云南的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
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如此评价曾:“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
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他随后说到“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刽子手,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杀了同胞”。
徐评论道“曾国藩虽然并非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在居留京城其间,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信念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
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利益于这些品格”。
曾国藩也是心狠手辣之军事家,他在家书中即自称“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湘军大将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
当时金陵士大夫有隐语:“昨夜诸侯今庶人,江宁民家尽死人!”(昨夜诸侯今庶人,指“曾”为“国藩”)。
南京百姓至今仍以“曾剃头”“曾屠户”等词称呼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形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攻打南京时,屠杀平民无数。
太平天国天京城破三十余年后,谭嗣同在南京仍听当地人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
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