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葆三简介_朱葆三的儿子_朱葆三的故事_朱葆三怎么死的菊江历史网

简介

近代银行保险业资本家。名佩珍﹐以字行。1848年 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于浙江定海。十四岁到沪在五金店当学徒﹐十七岁任总帐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升经理。1878年他自设慎裕五金店﹐同年﹐开设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后在上海日商平和洋行当买办﹐并纳捐二品衔候补道。1895～1911年﹐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又投资于英商鸿源纱厂﹑大生轮船公司﹑浙江银行﹑立大面粉厂﹑广州自来水公司及上海《新闻报》等企业﹐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商务总会协理等职﹐成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

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任职期间﹐为筹措军饷政费﹐尽了不少力。此后﹐趁当时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又先后投资于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上海中华商业储蓄银行﹑龙华造纸厂﹑舟山电灯公司﹑河北柳江煤矿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资本家。其间又历任上海总商会协理及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慈善救济协会会长等职。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电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对上海工商学界罢工﹑罢市﹑罢课的爱国行动﹐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迫辞职。晚年曾创办上海时疫医院﹐从事慈善事业。1926年9月2日病故于上海。

生平贡献

从学徒到店主

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1848年3月11日），一个未来的商业巨子在浙江乍浦呱呱落地。其父朱祥麟世籍浙江黄岩，时任乍浦都司，定海营游击，他给儿子取名为葆山（葆珊），名佩珍，以字行。

清咸丰元年（1851），朱祥麟举家迁居定居定海县城。朱葆三兄弟两人，弟名叫捷三。1859年，朱祥麟将家眷移居定海县东乡北蝉村后，11岁的朱葆三每天早上从北蝉村步行至县城父亲处，回家时在集市买回油盐酱醋等食用之物侍奉母亲，徒步往返数十里。儿童时代的生活磨练，铸就了朱葆三吃苦耐劳、刚毅不屈的性格。

殊料朱葆三13岁那年，突遇一个晴天霹雳：父亲患上重病，旷日持久的求医用药使家境日趋困苦。数年，母亲方氏无奈之下忍痛托人，把尚未成年的朱葆三带往上海学艺谋生。

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新兴的主要商埠。自小耳濡目染农村生活的朱葆三一夜之间转换到大都市新环境，他既感到茫然无措，又感到目眩神迷，因为走惯了的乡间小路换成柏油马路，看惯了的瓦屋平房换成高楼大厦。他必须很快适应“东方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滩，才能生存和发展。

协记吃食五金店，是朱葆三开始遨游商海的第一个驿站。当学徒期间，机敏的朱葆三看到上海是个十里洋场，华洋杂处，洋行势力很大，倘若会几句“洋泾浜”式的英语，与洋人做买卖大有益处。于是，他萌生了学英语的念头，但去年校补习英语每月须付学费3元，单凭自己那点微薄的月规钱是不够的。抱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他发现月规钱给那个学徒权充“学费”，间接地从他那里学会了一些英语。

朱葆三白天在店堂勤恳工作，晚上抽暇刻苦自学。除了英语还攻读语文、珠算、记账、商业尺牍等有关商业知识。他求知若渴，好学不倦，得到了店主的赞赏，夸他“勤敏朴诚，殊于常儿”。学习专业知识，不断“充电”、“吸氧”，成为这个定海来的学徒日后之所以成功的逻辑链上第一环。

后来，协记吃食五金店总帐房去世，店主和经理破格决定，让年仅17岁的朱葆三担任总帐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店经理病故，深得店主青睐的朱葆三继任经理。在短短7年中，一个学徒被提拔为总帐房、营业主任仍至经理，虽然是店主对他的赏识，但不可否认，也与他平日勤奋工作、生活节俭、刻苦学习和掌握经营管理知识密切关联。

在掌管“协记”期间，朱葆三敬业勤业，盈利可观，分得了不少红利和额外酬金。不久，“协记”因店主去世而关门歇业。1878年，朱葆三用自己积攒的钱做资本，在上海新开河地区开设了专营大五金的“慎裕五金店”。

至此，朱葆三从学徒一跃成为店主，30岁就跻身于上海五金行业资本家的行列，这在当时纯属鲜见，也是他人生道路上重大转折点。

在十里洋行里崭露头角

经营一个“慎裕”，对于朱葆三说来驾轻就熟，凭藉在“协记”经营时独当一面的业务管理经验，很快使“慎裕”的生意纳入兴旺发达的轨道。

在早期经营中，青年朱葆三就注意物色卓然超群的人才。“慎裕”挂牌不久，他闻悉顾晴川精通帐务，德才兼备，马上通过熟人礼聘他为“慎裕”总帐房，掌管全店帐务。此后，店里银钱进出从无差错，把牢了财务关，让朱葆三把精力集中在经商上。知人善任，把能人集合在自己的经营场所，使他们乐于挖掘自身的潜能，而立之年的朱葆三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慎裕”兴隆了，但才情卓越的朱葆三并不满足于眼前小富即安的小康经营。他领悟到要在十里洋场、强手如林的大上海站稳脚跟并把事业做大，光埋头自已那个经商小圈子是不行的，必须编织一张有利于经商发展的关系网。

他首先把突破点选择在结交那些经营有方且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士。清末上海著名企业家叶澄衷是朱葆三结交的一个挚友。此人系浙江镇海人，14岁到上海，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美孚洋行“大班”从此平步青云，开设老顺记五金店，经销美孚汽油，从中积累了巨额资本。叶澄衷比朱葆大8岁，“老顺记”开业比“慎裕”早16年。与叶交往中，朱葆三从他的发迹轨道中获得了启迪。在叶的劝告和支持下朱葆三将“慎裕”从新开河迁移到商业闹市区四马路{今福州路}13号，这所大厦是叶所置地产之一。新“慎裕的气派和规模顿显改观，朱葆三的身份和名望也随之攀升。尔后朱葆三经营范围逐步扩大，一跃成为申城巨贾显贵，其崛起的过程与叶澄衷极为相似。

朱葆三另一位莫逆之交是袁树勋，此人系湖南湘潭人，曾在上海县署中任主薄。20世纪初，袁树勋在政界步步高升，先后出任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民政部左侍郎、山东巡抚、两广总督。袁任苏松太道时、朱葆三忍痛割爱。将手下提力的财务总管顾晴川推荐给他，担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争库出纳。朱葆三这一着纱棋让他后来获得一笔普通商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收益。当时，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款项由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担保。朱葆三通过袁树勋身边的顾晴川，经手这笔在交付给上海口岸海关之前先由上海道库暂行保管的巨额赔款，拆放到上海钱庄里去生息。袁上缴的利息以一般官利计算，按行市计卢的钱庄利息一般都高于官利。中间的差额则归于袁时勋、顾晴川和朱葆三，与此同时，朱葆三开设的“慎裕”也就成为当时上海众多钱庄要求拆款的追逐热点。每天清晨，地处福州路的“慎裕”二楼会客室高朋满座，那些钱庄“阿大先生”{经理}竞相等候朱葆三拆放头寸，“慎裕”由此成了当时掌握上海各钱庄拆放权的“领头羊”。

朱葆三长袖舞，既与袁树勋、顾晴川共享其中的巨额经济利益，又提高了自己在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各银号和钱庄利用这笔公款经营存放业务，推动了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转、流通和调剂、促进了上海工商业的发展。

朱葆三善于协调各方面和关系，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在清朝官府、外国领事乃至革命党人中间均有他的朋友。这在半封建殖民地旧中国的上海滩尤其需要，使朱葆三在各种危难情况下能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为自身的经商事业发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上海金融工商巨擘

随着朱葆三在上海金融界和工商界的名望和地们日趋上升，申城不少中外老板纷纷向他靠拢，都想“背靠大树好乘凉”。英商平和洋行就是一例。

该洋行是上海开埠后最早开高设的外国洋行之一，总行在上海，天津、汉口设分行。初始阶段没有资金，以低你收购毛皮，打包出口供西方制作高档皮大衣。数年后，这个“皮包公司”不仅造起了办公大楼的仓库，还垄断了上海出口打包行业，平和洋行大班也当上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这个大班为了利用朱葆三与上海道袁树勋的交情以及他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地位，聘请朱葆三担任买办。朱葆三应允了，明知洋行想利用他，但他也想利用洋行，因为清末买办是受到列强庇护的，有时还可以分享领事裁判权。其实，他是一个只领干薪不办实事的挂名买办，然而此事却传了甬城，当地人玩挖花牌时唱的《挖花牌》中有一句、“牛头朱葆三，平和做买办”指的就是此事。

事业处于日升中天的朱葆三，此时已年过半百了，但他不减当年勇，仿佛从日历上撕下了立秋的一页，太阳的炎威依旧没有消退。他开始摩挲着岁月的遗痕，品味着沉淀的往事，梳理着溅显清晰的思路。于是，他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酝酿一张更大规模的发展宏图。他的视线穿过申城，扫向定海．舟山．汉口．广州……甚至越洋过海，落在异国的土地上。朱葆三接二连三地甩出了大手笔：

——陆续投资或参股创办金融业，诸如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华银行．江南银行，还有华安保险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等；

——发展交通运输业，如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舟山轮船公司．大达轮埠公司以及法商东方航业公司等；

——发展公用事业，开设上海华商电车公司．定海电器公司．舟山电灯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厂．汉口自来水公司．广东自来水厂等；

——建造工矿企业，有上海绢丝厂．上海华商水泥公司．柳江煤矿公司．长兴煤矿公司．大有榨油厂．海州赣丰饼油厂．龙华造纸厂．日华绢丝厂．上海第一呢绒厂．中兴面粉厂．立大面粉厂．和兴铁厂．宁波和丰纱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以及马来亚吉邦橡胶公司等； ……

朱葆三的资产如滚雪球越滚越大，跻身于上海为数不多的巨商行列。他的成功，秘诀之一是广泛结交社会各界人士，协调多方关系；秘诀之二是以儒家的“信义”两字作为准则，为人恪守信用．讲义气，由此而被中外人士所推崇。他每每为人排难解纷，言出立断，让人都有“朱先生公正，不会欺负我们”的安全感。朱葆三曾为宁波籍同乡作保推荐者不知其数，而为人陪保好累巨万，但他在所不惜，这种崇尚信义的品质被人们交口称赞。

朱葆三在当时上海商界已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宁波籍买办多半出于他的引荐，在同乡中他被称作“买办中的买办”。上海各国领事以战胜国自居，盛气凌人，惟独对朱葆三优礼有加。更多的民族资本企业则借重他的声望招徕资本，扩大影响。例如，刘鸿生创办的上海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聘请朱葆三出任董事长；上海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扩大改组招收外股，聘请朱葆三为发起人；设在杭州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特任命朱葆三为周总经理……

20世纪初叶，朱葆三为发展中国人自己的民族金融业和工商业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是一位经常见诸报端的“闻人”。

朱葆三在经济实力充裕后，又参与了社会和政治活动。1898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设商务局，两江总督刘坤一“因照会上海通商银行总董严信厚（字筱舫，浙江慈溪人），丝业董事施则敬（子英），办理商务，通上下情，议会商会”，于是，在1902年成立了商业会议公所。1903年商部成立，公布了《商会简单章程》。1904年，上海商会会议公所改称为上海商务总会。1905改选，总理为曾铸，协理即为朱葆三。1906年，总理为李云书，董事为朱葆三等18人。从1904年起，朱葆三在上海商务总会已出任要职。1905年7月21日，上海商务总会为美国限制华工人入境和虐待华工，发动抵制美货和收回苏浙铁路利权的斗争，各行业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洋广五金业——朱葆三、丁钦业；火油业——丁钦业、徐文翁；洋布业——邵琴涛、苏保笙；铁业——祝兰舫；械器业——祝兰舫、项如松；面粉业——林纯翁；木业——曹予翁……。当即在大会上签名，不订美货；并即拟订通告全国35个埠的电稿。朱葆三当时作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在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斗争中，团结其他行业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坚定地站在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曾铸的一边，在这次工商界反帝爱国斗争中，表现得很积极．很活跃。

1905年夏季，上海城中绅士以马路工程局官办腐败为由，申请改为绅办，以试行地方自治。是年农历十月，遂有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之设，苏松太道袁树勋在上海绅商互选和推荐76人中，选定李平书为总工部局领袖总董，朱葆三等为办事总重，前者“常川驻局”，后者“常川到局”。

在辛亥革命大潮中

朱葆三等在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城厢自治公所和上海商团公会中的一些上层领袖人物都已逐渐觉察到清政府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打着幌子的骗局，帮在不同程度上对革命党人的活动表示屿和支持，并把变革的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当时上海有清军5个巡防营驻守，姜国梁为统领兼吴淞炮台总台官。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陈其美通过姜国梁的贵州同乡周南陔进行联络，要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调度和指挥，并安排一位姓杨的商人出面宴请姜，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陈其美、李平书、朱葆三、王一亭、吴怀疚和周梁陔等，席间大家一致赞成革命。这次宴请，坚定了姜国梁倒向同盟会的决心。

1911年，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已步入风烛残年，推翻清王朝已成为民心所向，众望所归。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如为如荼。在这场革命大潮中，朱葆三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辛亥革命前，朱葆三、虞洽卿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发起组织“宁商总会”，会址在上海公共租界云南路。宁商总会执有中国香港英国政府注册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部总会执照，当时上海人称它为“特别照会”，非常“靠硬”，公共租界巡捕房末经会审公堂的允准，不得任意到宁商总会内搜查财物和拘捕任何人，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业余时间经常去宁商总会打牌，约人会谈；同时也是掩护革命党人秘密集会、暂避风头等最好的掩护所。朱葆三还与上海总商会董、出口公会发起人、宁波人陆维镛和棉布业出身的宁波人虞芗山等宁波帮人氏，共同发起组织“商界共和团”，这个组织拥有武器，是一个资产阶级准军事性质的武装团体，成员来自工人、学生及工商企业职工等不同阶层，他们接受过军事训练。然而，这个原由上海道台掌握的商团，后来却成了参加辛亥革命的上海起义部队,这是反动统治者们始料不及的。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湖北武昌起义爆发。11月3日,清政府南京督署电示上海道台：“上海革命起事，商团尽叛，已分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朱葆三从上海道台刘燕翼处获悉这个消息后，立即潜往商团司令部密告李平书，随后偕同刘燕翼、上海知县田宝荣一起越墙逃往租界洋务局避难。城内文武官吏顿时群龙无首，纷纷出逃。商团火烧道、县衙署、各城楼先后悬挂白旗和革命旗，城门由起义军把守，大街小巷贴着起义军告示。上海城未经战斗即补商团占领，宣告光复。

1912年12月20日《民立报》刊登国民党上海分部的职员表，朱葆三名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由此可见，他在辛亥革命上海地区的活动中是积极的有功的。是年，朱葆三64岁。

晚年的功过

上海光复不久，年逾花甲的朱葆三出任上海都督府财政总长。那时，沪上商业凋敝，金融动荡，而战事频频，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鲁以及北伐诸军都取道上海，军费开支甚大，“大至一师一旅之经营、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给，莫不于沪军是责”。朱葆三上任之后，正如他于1912年12月11日在《朱葆三呈孙大总统沪军都督文》中所述，“兢兢业业，夙夜旁皇，力效驰驱，勉尽天职”。

1911年11月，陈其美拟提用存于上海各钱庄的道库存款以应急需，但各国领事以未承认革命政府为借口横加阻挠，后经多方磋商，终由朱葆三出面具函签发收据核收，朱葆三以一言九鼎的信誉，才解决庄款问题。当时刘燕翼（襄孙）一走了事，所以流传有“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12月，中华银行成立，朱葆三出任董事部董事，为供给上海军政费用，他以军用钞票抵押，向外商、钱庄以及工商各界借款，弥补了每月恒逾百万的开支。

朱葆三虽然任职上海财政总长仅几个月，但他力挽狂澜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一此同时，他竭尽全力支持革命党人。1913年3月20日，宁教仁被反动独裁袁世凯派人刺杀于沪宁车站。已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上海分部副部长的朱葆三当即与王一亭、沈缦云联名致电袁世凯，要求整治吏治，保护人民，饬令缉凶，严肃法纪。1913年4月13日，国民党交通部假座张园开会追悼教仁，近水楼台葆三担任大会职员。1916年，陈英士在上海遇害后，上海组织公祭，朱葆三是主丧者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朱葆三积极筹款接济革命党人。

1919年，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这社会大转型时期，年已古稀的朱葆三在关键时刻作出了一个错误的举动：5月9日，时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与副会长沈联芳以上海总商会名义致电北京政府，他俩不顾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将德国原强占的青岛直接交还中国并取消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和各种密约之意愿，竟公然提出中日直接交涉归还青岛等荒谬主张。这份“致电”激起了社会舆论的谴责，尽管后来朱葆三声明取消“致电”，为“致电”辩白，却依旧受到上海各界社会团体的反对，认为有“效忠日本”、“媚外卖国”之嫌。朱葆三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已72岁，年事已高，而副会长沈联芳还仅50岁，正处壮年。据当时总商会内知情人提供的情况：正会长朱葆三平时不大过问会务，仅画押署名而已，一切由沈联芳主持。沈平日善于舞文弄墨，行文走笔，当时驻日本使馆商务参赞儿玉，实际上经常住在上海，与沈稔熟，授意沈发电文支持直接交涉，沈于是将日本人拟好的电文，没有经过商会会董的商议和通过，迳自发出“佳电”，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因此，朱葆三有口难辩，不得不提出辞职，他列举有三难：不满人意，怨尤丛集，难一；不理众口，焉能取信，难二；“佳电”是非可徵诸将来之事，实无足深辩，难三；有此三难，焉能再留，于是，于1920年，朱、沈相率引咎辞职，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但他晚年仍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和投资的社会福利事业有：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济良所、广义善堂、仁济善堂、惠众善堂、四明公所、定海会馆、四明医院、吴淞防疫医院、上海公立医院、上海孤儿院、新普益堂、普益习艺所、妇孺救济会、同义慈善会、联义慈善会、贫民平粜局、上海时疫医院等。他还创办了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尚义学校、宁波益智学校等教育事业。

1926年夏季，上海时疫流行，朱葆三创办于大世界附近的时疫医院病人骤增，经费短缺，为此他冒暑前往察看，顺道劝募捐款。终因伏暑积食，年老气血两亏，一病不起，随之从定海帮乡传来其胞弟朱捷三去世的噩耗，悲痛不能自制，于9月2日在上海西门外斜桥寓所与世长辞，享年79岁。3日起，宁波旅沪同乡会为会长朱葆三下半旗志哀三天。同月4日，原副会长虞洽卿长任会长、方椒伯升任副会长。10月24日，该会会同上海各公团，为前会长朱葆三举行追悼会，到会3800余人。

为表彰朱葆三在社会公益和市政建设上的功绩，上海法租界当局特意将租界内的一条马路命名为“朱葆三路”（今溪口路）这是上海以中国人命名的第一条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