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简介

蒋梦麟（汉语拼音：Jiang Menglin；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号孟邻，浙江余姚人。

教育家。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总务长、代理校长等。

1930年12月至1945年9月，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1940年考人南洋公学，1908年留美，1912年获加州大学教育学学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向杜威学教育，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职教社办事部总书记。

1919年职教社与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等五个单位合组“新教育共进社”，出版《新教育》月刊，蒋任该刊主编至1921年。

1919年五四运动时，一度代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蔡重返北大后蒋任教授兼总务长。

1920年蔡元培出国。

蒋二度代理北大校务。

1923年蔡辞职，蒋第三次任北大代校长。

1927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28年继蔡元培之后任大学院院长，教育部部长。

1930年11月辞职。

重任北京大学校长。

抗战后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

1941年兼任红十字会中国总会长。

1945年宋子文任行政院长，蒋任行政院秘书长。

1947年辞职。

1948年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

1964年逝世于中国台湾。

蒋梦麟贡献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

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冬正式担任北大校长。

先后主持校政17年。

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漫长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办学经费严重短缺。

在解决经费问题的过程中，蒋梦麟虽然尽力而为，但有时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

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使北大在困境中继续前进。

在蒋梦麟代理校长时，北京还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学生牺牲数人。

蒋梦麟为此悲愤填膺。

3月24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及学生在三院大礼堂开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由蒋梦麟主祭。

蒋梦麟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

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梦麟“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校长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

蒋梦麟在代理校长期间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

他感叹道：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

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

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

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

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

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

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蒋梦麟的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心理写照。

正式就任 保持民族气节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

蒋梦麟除了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外，还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骚扰。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撤出沈阳。

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

不久，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河北省北部地区，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并鼓吹在华北推行“自治”。

北大教授在这紧急关头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华北的所谓“自治运动”。

某日下午，日军胁迫蒋梦麟去“会谈”，蒋梦麟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正义在胸，毅然独身前往。

面对侵略者的淫威，蒋梦麟毫不妥协，经过一番紧张的较量，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在暮色苍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

第二天，国民党在华北的领导人宋哲元派了一位军官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

但蒋梦麟继续留在北大，同广大师生一起机智地与日军周旋，在一段时间里，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蒋梦麟创办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

在平津陷落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南迁长沙，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组成筹委会来主持校务。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敌机轰炸长沙，时局十分紧张。

蒋梦麟到汉口向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建议，把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

蒋介石马上表示同意。

1938年2月，搬迁的准备工作已大致完成，蒋梦麟从长沙飞到中国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从海防搭火车到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崇山峻岭到达昆明。

蒋梦麟到昆明后，立即投入新校址的筹建工作。

1938年4月，临时大学由长沙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联大的校务，仍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来主持。

西南联大自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至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总共历时9年。

三校学生在战云密布的年代里患难与共，团结合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写就了中华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蒋梦麟评价

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

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

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

”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

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 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

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

” “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

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民国百人传》的作者吴湘相教授说，“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中国台湾《仙人掌》杂志评论说：“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做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他应死而无憾了。

”

蒋梦麟年表

蒋梦麟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中第二、三次婚姻都颇有戏剧性，引得满城风雨。

特别是他第三次与徐贤乐的婚姻更是港台报刊的花边新闻。

蒋梦麟的第二任太太叫陶曾谷，是蒋梦麟多年老友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

高仁山病逝后，蒋梦麟将陶曾谷迎娶过门。

他向亲朋好友宣称，之所以要和陶曾谷结合，完全是为了尽朋友之间的义务，也是为了替老朋友尽尽义务。

他的说辞成为当时知识界的一大笑谈，而他那些传统保守的亲属也久久不能谅解他这种超凡脱俗的“壮举”。

尽管没有得到亲朋好友的祝福，蒋梦麟与陶曾谷结婚后，夫妻感情倒是相当和谐，婚姻生活也算美满。

不过由于陶曾谷在为人处事上存在一些欠缺，这段婚姻并没有给蒋梦麟带来多少帮助。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44年北京大学“倒蒋迎胡”，反对蒋梦麟继续担任校长。

包括他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等一些知名教授。

这些人反对蒋梦麟，固然是因为他以行政院秘书长兼任北大校长与当时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的规定不符，但是据知情人讲“他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傅斯年也承认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

因为妻子的缘故使自己的抱负不能施展，这不能不说是蒋梦麟的一大遗憾。

如果说第二次婚姻是一种遗憾，那么蒋梦麟的第三次婚姻更多的是一种悲哀。

1958年陶曾谷去世后，蒋梦麟与女儿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

然而，正如陶曾谷逝世前对其表亲所说的：“孟邻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时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蒋梦麟很快便萌生了续弦的念头，选择的结婚对象是徐贤乐。

徐贤乐当时不到50岁，离婚前是曾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杨杰的夫人，在中国台湾的口碑极差。

据蒋梦麟的老友、时任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转述朋友的话说：“她（徐贤乐）在这十七八年里对待许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谈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财产管理权”，结婚后则闹得男家“一文不名，六亲不上门”。

由于这种性格，她和前夫杨杰的婚姻仅维持了7个月，杨杰便不得不以大量金钱作代价主动提出了离婚。

杨杰曾是驰骋沙场的抗日名将，连他这样的人都无法处理好同徐贤乐的关系，徐贤乐的手段可见一斑。

徐贤乐和蒋梦麟相处一段时间后，她便向蒋梦麟开口要了20万元。

蒋梦麟只给了8万，其中6万是买订婚戒指，2万是做衣裳。

徐贤乐对此很不满意，经常向社交圈子里的人诉委屈，还详细查明蒋梦麟的全部财产状况，扬言要做个精明的管家婆。

蒋梦麟和徐贤乐欲联姻在整个中国台湾引发议论。

蒋梦麟的亲朋好友纷纷表示反对。

胡适曾经是蒋梦麟第二次婚姻的证婚人，这一次他也不能站在蒋梦麟一边了，他放出话来：“他(蒋梦麟)第二次和高仁山的寡妇结婚是我证婚的。

我希望他这次不要请我，最好是公证。

”他还于1961年6月18日，也就是蒋、徐婚礼的前一个月，致信蒋梦麟，以一个50多年老友的身份奉劝他三思后行。

胡适在信中列举了徐贤乐的种种不是，劝蒋梦麟“‘悬崖勒马’，忍痛牺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余的一点积蓄”，他告诫蒋梦麟：“否则，你的余年绝不会有精神上的快乐，也许还有很大的痛苦。

”张群、陈诚等蒋梦麟的政界朋友也是纷纷表达了对婚事的异议。

时任“副总统”的陈诚直截了当地告诉蒋梦麟：“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宋美龄）——第一夫人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

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

1961年7月18日中午，蒋梦麟与徐贤乐的婚礼在台北举行，证婚人、介绍人一应俱全。

蒋梦麟在婚礼上表现得异常兴奋，他高兴地向老朋友表示，自己专门到医院作过体格检查，一切正常，绝对不会害人。

另一方面，他还专门在婚礼上发表谈话，说一位从前北大的老朋友，曾经写信劝阻他的婚礼，可是他看也不看就把它扔到纸篓里去了，表现出对胡适的不满。

然而好景太短，蒋梦麟和徐贤乐的婚姻从新婚之夜便传出了不和谐的声音。

新婚之夜，徐贤乐要求蒋梦麟必须将其存在国内外的私人款项开列一份清单交给她。

紧接着，一件意外彻底暴露了徐贤乐的本性。

1963年初，蒋梦麟不小心伤了脚住院治疗，可是住院未久，徐贤乐便心生不满，于1月19日借口回家做年糕，将自己原在蒋家的户口迁了出去，并且把行李也搬回了自己原来在“中央信托局”的宿舍。

而等到蒋梦麟伤愈出院，徐贤乐已经不知去向了。

徐贤乐的所作所为令蒋梦麟再也不能容忍。

1963年1月23日，他委托本次婚礼的证婚人、中国台湾有名的大律师端木恺致信徐贤乐，表示“由于两人的生活习惯、思想志趣无一相同，相处愈久，隔阂愈深，此次折骨就医，彼此意见更多不合”，经多日考虑后“决定分居”，但是可以每月给徐贤乐新台币3000元。

这一提议遭到了徐贤乐的拒绝。

4月10日，蒋梦麟正式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向台北地方法院正式请求离婚，继而又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

他自言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的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此时胡适已经去世）的忠告，才犯下了错误。

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

在经过亲友调处不谐之后，才毅然向法院起诉请求离婚，以求法律的保障。

”同时，蒋梦麟还把胡适1961年6月18日夜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之于众。

对于蒋梦麟的这些做法，徐贤乐也不甘示弱。

她以“我与蒋梦麟”为题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字，否认她与蒋梦麟已经构成了离婚的条件。

两人的离婚案轰动一时。

虽然法院最终判定蒋梦麟与徐贤乐离婚，但是由于两人的知名度颇高，这桩离婚案引以了坊间的高度关注。

有好事者在中国香港《自由报》上刊出一首打油诗，对蒋梦麟大加讥讽：“闻道先生负旧盟，金钱为重美人轻；徐娘解得夫妻味，从此萧然抱独身！”也有人为他不平，对出了“徐娘半老，贤者亦乐乎此? 蒋径全荒，孟母难邻之矣！”的对联。

更有甚者，还有好事者把这件事搬上了中国台湾电视台的“电视法庭”。

1964年6月18日，蒋梦麟走完了他78年的人生路程。

与徐贤乐的不幸婚姻无疑在此间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蒋梦麟后代

蒋梦麟原配孙玉书，遗有三子一女。

1949年，仅携小女儿蒋燕华赴中国台湾，三子均留居大陆。

长子 蒋仁宇：德国柏林大学（今洪堡大学）经济学博士，民国大陆时期曾在扬州、无锡等地担任银行经理。

解放后赴北京任职于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后调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德语翻译。

1996年，在北京过世。

蒋仁宇遗有一子三女：

长子：早夭；

长女 蒋季秀：北京市三建公司高级工程师；

次女 蒋季珊：深圳市体育运动学校教练，嫁徐文，乃名作家徐迟之子；

三女 蒋季瑚：北京市什刹海体育学校的金牌教练，是体操世界冠军卢佳的教练。

次子 蒋仁渊：山东工业大学（今山东大学）教授，终身未娶，居济南。

三子 蒋仁浩：湖北省电力实验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居武汉，有二子：

长子 蒋伟，美籍华人；

次子 蒋凌，上海飞机制造厂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