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简介

朱熹（1130～1200年），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人。

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三明市）。

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去世。

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

宝庆三年(1227年)，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

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他一生致力倡兴教育，先后创办了考亭、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对创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

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中华经典诵读·学生必背与诵读古诗词》作者简介

朱熹（1130—1200年），南宋理学家、教育家、诗人，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后徙居建阳（今属福建）考亭。

绍兴十八年（1148年）进士。

任泉州同安县主簿。

淳熙时，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

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等。

宁宗初，为焕章阁待制。

卒谥“文”。

论学主居敬穷理，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贡献。

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

朱熹生平简介

朱熹（1130年9月15日～1200年4月23日），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

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人。

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三明市）。

14岁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武夷山市），依父友刘子羽生活，受业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

胡、刘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

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任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主簿，聚徒讲学，后罢归，监潭州（今湖南长沙）南岳庙。

孝宗即位，朱熹上书反对议和。

隆兴元年(1163)被召见，复言主战。

朝廷虽屡任以官职，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皆辞不就。

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为相，荐朱熹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县），屡辞不允，次年赴任。

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请修复旧观，订立学规，从事讲学。

淳熙八年(1181)，浙东大饥，朱熹被任命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次年，因屡次上疏弹劾台州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唐仲友为宰相王淮姻亲，朱熹的奏章被扣压，愤而辞归。

淳熙十四年(1187)，周成为大相，任朱熹提点江西刑狱。

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为由请归。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为江东转运副使，以病力辞，后改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

绍熙二年(1191)辞归建阳，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抚使，修复岳麓书院，扩建学堂，广纳四方游学之士。

宁宗庆元元年(1195)，为焕章阁待制、侍讲，因得罪韩侂胄而罢。

次年，监察御史史继祖劾其伪学欺人，革职罢官，归建阳讲学著述而终。

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

宝庆三年(1227)，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给后人留下浩如烟海的著述。

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儒、释、道诸家而建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学术成果，“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深得历代文人推崇和历朝皇帝褒奖封号。

后人尊他为“朱文公”，评价他为“理学正宗”，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圣人。

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受儒教祭祀。

朱熹是“二程”（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与二程合称“程朱学派”。

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继孔子后的又一人。

他一生致力倡兴教育，先后创办了考亭、岳麓、武夷、紫阳等多所著名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门生，对创建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

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年谱

建炎四年农历九月十五日（1130年10月18日），朱熹出生于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

朱熹出生时右眼角长有七颗黑痣，排列如北斗。

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六岁时，朱熹与群儿游玩，以指画八卦于郑氏馆舍前沙洲上。

向父亲问日、问天。

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应召入都，赴都之前，他把妻子祝氏和朱熹送到建州浦城寓居。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的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三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

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

同年三月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朱熹赴同安途中，受学于延平李侗。

秋七月，朱熹至同安。

以其“敦礼义、厚风俗、劾吏奸、恤民隐”的治县之法管理县事，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主张减免经总制钱。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

题写的“鸢飞鱼跃”四字匾额。

朱熹归自同安，不求仕进，主要进行教育和著述活动。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

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

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

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

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

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

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择之、范念德的陪同下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

《东归乱稿》成。

乾道四年（1168年），崇安发生水灾。

朱熹力劝豪民发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六百斛散发于民，使民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

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六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为了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创建“社仓”。

这种做法可以减轻贫民困难，缓和社会矛盾，也减轻朝廷的施政压力，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

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

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

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

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成，史称“寒泉之会”。

五月，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会，史称“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

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

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

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

鹅湖之会并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但使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

淳熙五年（1178年），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

淳熙六年三月，朱熹到任。

当年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

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

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白鹿洞书院很快修复。

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

还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

《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相与讲学白鹿洞书院。

八月，时浙东大饥。

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

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

朱熹因在浙东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离任回家。

朱熹曾先后六次上状奏劾唐仲友不法，直指王淮与唐仲友上下串通勾结的事实。

迫于压力，王淮免去唐仲友江西提刑新任，在弹劾唐仲友的过程中，朱熹表现出崇高的操守和气节。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才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才第一次出现。

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临终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

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

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

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

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上《戊申封事》。

主张“正心”、“任选大臣”、“振举朝纲”等事。

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

绍熙元年（1190年），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

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和劾奸吏等方面，而正经界则是他全部变革的灵魂。

时值当地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

为此，朱熹提出行“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亩纳税。

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卒。

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

五月，朱熹迁居建阳。

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即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的“考亭书院”。

绍熙五年（1194年），湖南瑶民蒲来矢起义，震动了朝野，湖南地方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朱熹临危受命，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赐紫章服。

五月，朱熹至潭州。

此时，瑶民已败退深山，被困溪洞。

朱熹采取了善后招抚的怀柔政策，遣使招降瑶民起义军首领蒲来矢。

因本次镇压瑶民起义是湖北、湖南两地的共同行动，朱熹的招抚遭到了湖北帅王蔺的反对，在蒲来矢押解后，王蔺主张斩杀以警众。

朱熹不得不在入都奏事中，直接向宋宁宗面恳，要求对瑶民“毋失大信”。

朱熹到任后，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

朱熹改建、扩建了位于湖南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此讲课，使岳麓书院成为南宋全国四大书院之一。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

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

第一札要宋宁宗正心诚意，第二札要宋宁宗读经穷理，第三、四、五札论潭州善后事宜。

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

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内批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党禁”正式发生。

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

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

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党禁中的朱熹终于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使他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

朱熹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

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

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

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

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

朱熹主要成就

理学思想

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

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

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

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明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

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这一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朱熹所说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

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当形而下的事物没有产生时，形而上之理就已存在。

理又是不生不灭，亘古亘今，颠扑不破的超时空的东西。

“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

理是事物的定理。

天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定理，即必然的规律。

人们只能顺应事物一定的定理而行，而不能违背理。

万物之理是“理一”的表现，本体理印到万物之中，于是，万物各具一理。

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

朱熹又把理称之为“当然之则”，亦即“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

理具有寂然不动、“无造作”的特点，它是一个实而不有，虚而不无的东西。

但却是气、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或本原。

这个悬空而无形无象的理，必须有一个安顿、挂搭、附着的去处，这就是气。

理借助于气这个中介而展开动静、变化。

理与气合，构成万物，包括人。

理存在于无物之前，有物之后，但它既不是具体之物，又不离于物，理与物不即不离。

朱熹又称理为太极。

太极有极至和顶端的意思，是无以复加的最高范畴，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

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

因此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每一个人或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这叫作“理一分殊”。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

气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是铸成万物的质料。

天下万物都是理与气相融合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理与气的关系是相依不离，无先后之别，却又相分而不杂，有主有次，理制约、决定着气。

从宇宙构成论看，理与气相依生物；从本体论意义看，“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运动。

首先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接着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

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的运动形态。

这里的一，是指统一物。

其中包含着对待的两个方面，譬如阴阳两端，而阴阳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是以神化无穷。

这里的二，是指对待的两个方面，有阴便有阳，有阳便有阴，“天地间物，未尝无相对者”。

所谓一分为二，就是统一物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

朱熹认为动静相互对待、相互对立，并且相互统一。

阴静之中，自有阳动之根；阳动之中，又有阴静之根。

同时，动极则自然静，静极则自然动，动静各自转化为自己的对待面。

与动静有关，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

“变是自阴而阳，自静而动；化是自阳而阴，自动而静”。

化即渐化，变即顿变。

渐化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顿变。

顿变是自微而著的显著的变。

事物的变化是渐化与顿变的统一，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知识领域的理论问题。

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理。

物之理穷得愈多，我之知也愈广。

由格物而致知，有一个从积累有渐到豁然贯通的过程。

人们必须经过由表及里的认知过程，才能达到对理的体认。

在认知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

由此，他探讨了认知的诸形式，如知觉、思虑等。

人与事物接触而获得对事物的认知，便是知觉。

心，从知识论意义上讲，是思维的器官。

心这个思维器官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即是思。

虑则是思的进一步深化。

朱熹还探讨了知行关系。

他所说的知，是知理；行，是按知得的理去践行。

知与行的关系是：

“知先行后”。

学、问、思、辨，知在先，笃行在后，这是“为学之次序”，不可躐等。

“行重知轻”。

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行为重。

其理论依据是知易行难，力行是明理之终，行是检验知的真与不真的标准。

“知行互发”。

知行既作“两脚说”，又作统一论，即“相须互发”。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知行相须互发，体现了辩证思维。

心性理欲论

朱熹认为理在人身上体现为人性，在物上体现为物性。

人性和物性有同有异。

其同是，同得天地的理与气；其异是，人性能得形气之正和全，而物性则不能。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这一说法上接孟子，有功于圣门。

“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这是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

两者统一于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

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相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

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举；“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指饥食渴饮之类。

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

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

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

这里，所谓天理，是指心的本然，它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体现为父子、兄弟、夫妇等伦常，因此是善的。

但天理有时未纯，便要除去人欲。

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天理人欲”之辩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彻，便是“王霸”之辩。

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的心最正最好，能以道心治天下，天理流行，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光明的，是“王道”盛世；三代以下，帝王“心术”不正，“未免去利欲之私”，社会上的一切现象都是黑暗的，是“霸道”衰世。

区别“王道”与“霸道”的标准，是讲仁义还是讲功利。

美学思想

朱熹讲的美，一指审美对象的外在形式，一指表现于外在形式上的精神内容。

他认为声音的和谐，容貌的俊丽，具有诉诸视觉和听觉的美，但这种美不能脱离伦理道德的善。

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

这是对儒家的传统看法和张载“充内形外之谓美”的继承和发挥。

关于乐，朱熹认为，古乐与今乐的区别在于“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

乐声淡而不伤，则欲心平，不淡则欲心起；和而不淫，则人心不躁，不和则淫。

古乐淡而和，今乐不淡不和。

产生这种不淡不和之乐的原因，在于废礼败度及政苛民困，其结果便表现为不淡而妖淫，以至轻生败伦，贼君弃父。

朱熹认为，只有“复古礼，然后可以变今乐”。

这就是正三纲，叙九畴，万物各得其理，理而后和。

这就将乐与礼联系起来了。

文学思想

韩愈、柳宗元等人主张“文以明道”，而程颐则认为“作文害道”。

朱熹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将文与道割裂开来。

将文与道割裂开来的结果，必然是道外有文，文外有道，道自道，而文自文。

如此道不足为道，文亦不足为文。

有感于此，朱熹强调“文道合一”，认为道与文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一贯的、相融无间的。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两者相依而生，浑然一贯。

圣贤以道为心，圣贤之文就是这道心的写真。

所以，文之为文，就在于它源于道。

文不合道，便无以为文。

与“文道合一”相联系，朱熹亦主张“诗理合一”。

作诗必须心虚理明，明理而达到善美的境界，体现这种明理的善美境界的诗，便是好诗，反之，便不成其为诗。

所以学作诗的过程，也就是穷理的过程。

作诗与穷理，两者紧密相联，同步同构。

“诗理合一”，其宗旨是“诗教”。

诗是人的思想由于感受外物而激发起灵感，而表达为言辞的。

然而人之感物有邪正善恶之分，所以，诗亦有邪正之别。

因为诗为心声，所以诗可以作为教化天下的重要手段。

文学成就

代表作有《菩萨蛮》（一）、《水调歌头》（一）、《南乡子》《忆秦娥》（二）等。

其中以《菩萨蛮》（一）最有特色，该词运用回文，每两句互为颠倒，八句共四对，十分自然和谐，毫不牵强，而且颇有意境，构思之精巧极矣，足见晦庵对语言的驾驭能力。

其词结有《晦庵词》。

除词外，还善作诗，《春日》和《观书有感》是他最脍炙人口的诗作。

朱熹是刘子翚学生，他父亲朱松文才也很好。

也许由于父、师的影响，他在道学中对文学的评价是比较公正的，也写出过一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好诗。

如这两首当然是说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断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断有所发展提高才能活跃，免得停滞和僵化。

后一首写人的修养往往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这两首诗以鲜明的形象表达自己在学习中悟出的道理，即具有启发性，也并不缺乏诗味，所以陈衍评为“寓物说理而不腐”。

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活动约50年，创办过很多学校，恢复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朱熹办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整顿伦理道德。

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兴学办校，亦应以五伦为教。

“五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针对不同人的情况，朱熹提出因人施教。

“各因其所长而教之”，是朱熹重要的教育思想。

朱熹将学校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类。

“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所以”。

小学的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大学的内容是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关于教学方法，朱熹主张采取商讨式的方法，强调书要自己去读，理要自己去体；有疑问，师生可以共同商量。

书法

朱熹善书法，名重一时。

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

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

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审习字，尝学曹孟德书，后攻钟繇楷书及颜真卿行草，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赡，超逸绝伦。

自古以来，传世墨迹，虽是断简残编，都被奉如至宝加以珍藏。

又因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已成为中国官方哲学，不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巨大的影响。

他思想学说的盛名，把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

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传世作品以行书简牍为主，大字墨迹很少。

朱熹影响

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中国古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

朱熹哲学思想的理论与社会价值，在历史上有一个被认识的过程。

他在世时，屡遭排斥，其学术思想，曾被视为“伪学”。

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思想价值逐渐被认识。

宋理宗以其学“有补治道”，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他。

元王朝建立了南北统一的国家，理学在北方得以传播。

皇庆二年(1313)至延祐二年(1315)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明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朝鲜、日本、越南的朱子学，曾一度在历史上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

在东南亚和欧美，朱子学亦很受重视。

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

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

《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朱熹后世纪念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

江西上饶朱熹纪念馆，坐落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文公山景区的文公山朱子文化园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

[25] 是一座于1990年落成的庑殿式大院。

馆内悬挂着新近书写的匾额、楹联，其中有不少联文。

古朴的大门上高悬着一块大匾，题为“朱熹纪念馆”五个醒目大字。

是方毅同志在武夷山视察时留下的墨宝。

殿前大门两侧联曰：“接伊洛之渊源，开闽海之邹鲁”，这副楹联悬于大门显得端庄典雅，醒目点题。

大殿前有一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联。

大殿前横匾上书写的“学达性天”四字，字体雄浑、硕壮。

福建武夷山朱熹纪念馆

武夷山朱熹纪念馆，位于武夷宫古街。

为仿宋宫殿式建筑，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25米，占地约875平方米，由前厅、两廊、庭院、展厅等组成。

前厅正门上，高悬“朱熹纪念馆”横匾，5个大字庄重而苍劲有力。

殿前大门两侧悬挂3幅抱柱联，一幅是赵朴初撰并书，联曰：“千古敏以求，性天学述二程子；三字‘不远复’，心地功行九曲溪。

”一幅为清康熙御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还有一幅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撰并书：“致广大而尽精微，网罗历代；尊德性而道学问，体用兼赅。

”大门两侧围墙上各镶嵌10块碑刻，为朱熹手书《潭州城南二十景》诗，是朱熹访问张栻于长沙岳麓书院唱和的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