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简介

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亦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

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异母弟，母为淑女刘氏。

天启二年（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改元崇祯（1628年—1644年），是为“崇祯帝”。

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北京景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

崇祯帝驾崩后，清朝上庙号“怀宗”，南明上庙号“思宗”、“毅宗”、“威宗”。

清朝上谥号“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崇祯帝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

可惜其生性多疑，无法挽救衰微的大明王朝。

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

崇祯帝死后，自杀官员有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等，驸马都尉巩永固全家自杀，太监自杀者以百计，战死在千人以上。

宫女自杀者三百余人。

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举家自杀。

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帝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葬于十三陵思陵。

”

生平

朱由检因父亲明光宗是皇祖父明神宗所厌的太子，母亲又是太子所薄的婢妾，幼年并不幸福。

五岁时，其母刘氏得罪，被其父下令杖杀，朱由检交由庶母西李抚养。

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改由另一庶母东李抚养至成人。

于公元1622年被哥哥朱由校册封为信王。

明熹宗于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死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时年十八岁，翌年改元“崇祯”。

崇祯帝即位后，勤于政务。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竟遭辅臣的批评，崇祯帝连忙自我检讨。

曾一度使明室有了中兴的可能。

同时崇祯帝大力清除阉党。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祯帝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

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

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

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

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

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

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

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

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崇祯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

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

野无青草，十室九空。

……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

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

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

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

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

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

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

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

惟圣明垂念。

”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时说：“臣自江推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

“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

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

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为剿流寇，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

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

然用人存疑，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

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后往河南聚众发展。

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

崇祯帝求治心切，《春明梦余录》记述：“崇祯二年十一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中后金反间计，杀袁崇焕。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崇祯帝的滥杀也日趋严重，总督中被诛者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

朱由检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

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

因此崇祯帝对于和议之事，始终左右为难，他暗中同意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一旁的卢象升立即告诉崇祯帝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朱由检只能辩称根本就没有议和之事，卢象升最后战死沙场。

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降清，崇祯帝又想和满清议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被处死，与清兵最后议和的机会也破灭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

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

此时，农民军起义已经十多年了，从北京向南，南京向北，纵横数千里之间，白骨满地，人烟断绝，行人稀少。

崇祯帝召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臣从江淮而来，数千里地内荡然一空，即使有城池的地方，也仅存四周围墙，一眼望去都是杂草丛生，听不见鸡鸣狗叫。

看不见一个耕田种地之人，像这样陛下将怎么治理天下呢？”崇祯帝听后，潸然泪下，叹息不止。

于是，为了祭祀难民和阵亡将士和被杀的各位亲王，崇祯帝便在宫中大作佛事来祈求天下太平，并下诏罪己诏，催促督师孙传庭赶快围剿农民军。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张献忠部陷蕲州，明将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祯帝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

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开始包围北京，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两线战斗中，屡战屡败，已完全丧失战斗力。

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京城。

十八日晚，崇祯帝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的连天烽火，只是哀声长叹，徘徊无语。

李自成军攻入北京。

太监王廉急告皇帝，崇祯帝在宫中饮酒长叹：“苦我民尔！”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刺死。

崇祯帝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

回宫后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和辅助太子朱慈烺。

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

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

”周皇后也哭着说：“妾跟从你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

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说完解带自缢而亡。

崇祯帝转身对袁贵妃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贵妃哭着拜别，也自缢。

崇祯帝又召来15岁的长平公主，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说完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她的左臂，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她昏死了过去。

同时也挥剑刺死了自己年仅六岁的么女—昭仁公主。

崇祯帝又砍死了妃嫔数人，并命令左右去催懿安张皇后自尽。

懿安张皇后隔帘对朱由检拜了几拜，自缢身亡。

十九日凌晨，李自成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

然后崇祯帝手执三眼枪与数十名太监骑马出东华门，被乱箭所阻，再跑到齐化门（朝阳门），成国公朱纯臣闭门不纳，后转向安定门，此地守军已经星散，大门深锁，太监以利斧亦无法劈开。

三月十九日拂晓，大火四起，重返皇宫，城外已经是火光映天。

此时天色将明，崇祯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

时年33岁。

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

“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

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

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

诸臣惊闻这一变故，大学士范景文及其妻妾，户部尚书倪元璐与他的一家十三口人，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昭，大理寺卿凌义渠，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右侍郎孟兆祥与其妻何氏儿子孟章明，儿媳万氏，左谕德马世奇并其妾朱氏、李氏、左中允刘理顺并其妻万氏、妾李氏及儿子、奴仆婢女满门共十八人，太长寺少卿吴麟征，左庶子周凤翔与他的两个妾，检讨汪伟与他的妻子耿氏，户部给事中吴甘来，御史王章，御史陈良谟与其妾时氏，御史陈纯德、赵馔，太仆寺丞申佳允，吏部员外许直，兵部郎中成德并母张氏、妻张氏及子，兵部员外金铉并母章氏、妾王氏及弟錝，光禄寺署丞于腾蛟并妻，新乐侯刘文炳并祖母与弟，左都督文耀及妹、子孙男女共十六人，驸马巩永固并乐安公主及子女五人，惠安伯张庆臻并阖门男女，宣城伯卫时春并阖家，锦衣卫都指挥王国兴，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珪，锦衣卫千户高文采并一家十七人，顺天府知事陈贞达，副兵马司姚成，中书舍人宋天显、滕之所、阮文贵，经历张应选，阳和卫经历毛维、张儒士、张世禧并二子，百户王某，顺天府学教官五人，俱失其姓名，长州生员许琰，俱死之。

诸臣死难，惟孟兆祥守正阳门，死于门下。

王章、赵撰骂敌而死。

范景文、申佳允、刘文炳、卫时春赴井，金铉、滕之所、阮文贵、张应选投御河，施邦曜饮药，凌义渠扼吭，巩永固及乐安公主、张庆臻自焚。

其余皆投环自缢而死。

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大顺军将崇祯帝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在东华门示众，“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

”，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

当地平民又将他合葬在田贵妃墓中。

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思陵。

明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处于崩溃边缘。

之后，南方明朝势力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南明政权。

南明朱由崧大臣张慎言初议崇祯帝之庙谥号为烈宗敏皇帝，顾锡畴议庙号乾宗。

但不被采用。

最终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定先帝谥号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弘光元年二月丙子改上庙号毅宗。

唐王朱聿键谥为威宗。

顺治十六年十一月（1659年），开始谥为怀宗，后以“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数不称宗”为由，去怀宗庙号，改谥庄烈愍皇帝，清代史书多简称为“庄烈帝”。

思陵神主题为：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当为清代所加谥号的全谥。

另有书作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或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改庙号钦宗等，又有作庙号烈宗或敬宗，谥号正皇帝。

评价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

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

崇祯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

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

崇祯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

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

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

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

与此同时，崇祯帝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

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

故而，崇祯帝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崇祯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帝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

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虽然崇祯帝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帝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

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

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

在廷则门户纠纷。

疆埸则将骄卒惰。

兵荒四告，流寇蔓延。

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

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

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

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

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明史·流贼传》：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

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

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

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

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

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

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

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

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

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

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

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