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木兼宽简介
高木兼宽，男，1849年9月15日出生于日本，是一名医生。
高木兼宽资料
英文名：Takaki Kanehiro
国籍：日本星座
出生信息：1849年9月15日，日本去世信息
职业：医生
圆医生梦
高木兼宽生于1849年9月15日，幼名藤四郎。父亲喜助乃鹿儿岛一木匠，家计堪称无忧。四郎虽自幼即为父亲的得力助手，然因天性喜读擅记，所以母亲并未打算令其继承父业，而总是想让他多学些知识。四郎八岁入乡士中村敬助所设私塾，习四书五经。村中另有一所名为“明堂馆”的高级汉学塾，能够入学者均为具有“带刀”资格的乡士弟子，他们每日腰佩短刀去学校上课。四郎虽然对此垂慕不已，但他的出身决定了唯有观望。明堂馆的任职教师中有一位名叫黑木的汉方医，仪态轩然、技艺精良，故倍受村民尊重。在有关自身前景的暗淡瞻望中，四郎却又从黑木身上看到了一线光明：苟能成为一名医者，不是同样可以穿上等的衣服、受众人的尊敬吗？这似乎为他展示了一条不受等级制度约束的光明之路，因而四郎梦想着能够成为一名医生。怀着无法抑制的憧憬，四郎将自己的愿望告诉了为师的中村敬助。对于四郎才能深有了解的中村，虽然满怀赞许，但想到木匠喜助允许儿子到塾中就学已属难得，且对于15岁的四郎来说，既要帮助父亲做工，又要读书，实不可能再有时间学医了，故没有勇气向喜助提出让四郎学医的请求。再者，中村不仅考虑着如何才能将四郎送上学医之路，而且还在筹划着为他选择一条怎样的学医之路。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所谓医学当然主要是指汉方医学，但荷兰医学亦已由长崎传入日本。中村的目光注视在这种新的知识体系上。经过一番寻访了解后，中村认定名医汇聚之鹿儿岛的兰方医石神良策（1821～1875）乃是托付四郎的最适人选。然而如何才能在这个重武轻文的环境中、说服满足于木匠技艺的喜助牺牲现实的利益，允许儿子去学医，并非易事。为此，他开始亲近由鹿儿岛藩主派来的“地头”毛利强兵卫。庆应二年（1866），中村在毛利任职期满即将返回鹿儿岛时，登门拜访、恳请他帮助四郎进入鹿儿岛的兰学塾。一直十分关心教育的毛利不仅欣然允诺，还说定让四郎寄宿于自己家中。是日晚上，当喜助听完中村有关自己儿子才学、有志于医、及地头毛利之厚意的详陈与恳请后，长时间默然无语。意外的惊与喜、现实的损失与儿子的未来、难于割舍的父子之情与一旦离别的痛苦，一时间不知有多少感情的纠葛与利弊的权衡流过了这个老木匠并无多少知识的脑海与心田。最终，他抬起头问四郎：“想去鹿儿岛吗？”看到老父凄惨的目光，满怀憧憬的四郎竟语塞无答……。“先生”，听到喜助的声音，大家都抬起了头，“明白了。就按您说的办吧！请多关照”。“真是了不起的父亲！谢谢”，中村先生的回答亦含着泪声。三天后，藤四郎启程去了鹿儿岛。
石神良策教授生徒自有一套办法。他认为汉方医学是日本医学的主流，故入门弟子必先由此学起，得其精髓后始授西方医学知识。苟不如此，则不可能理解西洋医学的特点。寄宿于毛利家的四郎，汲水扫庭于晨旦、悬梁刺股至更深。一年后，始得石神所授《解体新书》，并语之曰：“汉医虽言人体之五脏六腑，然与事实不符。此书对人体内脏有正确描述，可补汉方医学之误。《解体新书》可谓医学之基本。”不久，石神又对四郎说：“此鹿儿岛之地，有名叫岩崎俊斋的兰学家。我已向他介绍了你的情况。岩崎习得比我更新的兰方医学，且学识渊博，你亦应在岩崎先生的塾中学习……”。四郎深为石神的度量所感动，谨遵师嘱而行之。不久即能直接阅读荷兰语之书籍。然亦恰当此时，藩国与幕府间战事兴起。庆应三年（1867）末，他被任命为随军医生开赴京都，终于圆了当医生的梦。此时他改名兼宽，并继承了先祖的“高木”之姓。
积累经验
1868年长达九个月的战争迎来了“庆应”改元为“明治”、“江户”改称“东京”这一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高木兼宽从一开始就携带着膏贴、敷药、包布等治伤用具，准备在战争中履行医生的职责。然而此时的战争已经不再是刀枪棍棒之争，而是一场真正近代化的枪炮之战。贴上“万病无忧膏”并进行包扎的外治方法已然无法满足客观的需要；《解体新书》的解剖知识亦毫无用处；授以自己西洋新医学知识的恩师石神，虽然身为战地医院的院长，但所能做的，不过是为英籍医生维尔利斯（W . Willis , 1837～1894）准备手术需要的物品。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兼宽感觉到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似乎已成过去。
回到故乡后，负伤者的痛苦呻吟与神奇的外科手术始终客绕在兼宽的脑海之中。在患者面前束手无策，可谓医生的最大耻辱。究其原因，当时所习的新医学知识，实质上不过是一种作为有关人体形态知识而存在的西洋医学，与战伤救治实技并无任何关系。终于，兼宽又来到了中村敬助先生面前：“我要学习新的西洋医术！”然而对于中村来说，石神良策无疑就是西洋新医学的化身，因而一时很难对兼宽的要求做出反应。良久，他才提出了争取进“开成所”学习的建议。“开成所”创立于1864年，是萨摩藩海、陆军与英、兰学的教育机构。1868年与藩校“造士馆”合并，分设和、汉、洋三学局。洋学局享誉最高、食宿官给，故资格审查亦最严格。兼宽因身为石神与岩崎两位知名兰学家的高足，又有参战功绩，故得获准入学，从此开始了以英语学习为中心的阶段。
明治二年，旧来统治藩政的门阀，被推翻幕府的功臣――下级武士阶层所取代。兼宽从中看到庶民依靠自身才能与努力可以渐次跻身上流社会的希望。恰当此时，明治新 在设计日本医学的发展方向时，出现了弃“英”从“德”的转变。因而如何善处在倒幕战争中无偿救治伤员、已被内定为“日本医师总教习兼附属病院长”的英国公使馆医官、副领事维尔利斯，便成了令新 头痛的问题。就此，石神提出聘维尔利斯到鹿儿岛教授医学的建议，得到各方的赞同。维尔利斯到鹿儿岛后，任医学校长兼病院长，分学生为本科与专科。22岁的兼宽此时已能熟练地阅读英语与交谈，自然顺利地进入了本科生的行列。是日，他剪去了日本式的长发，从此开始了一个医学校本科生的生活。
维尔利斯的课堂授课与实习全部采用英语，从而使得兼宽有机会聆听真正的英语，纠正自己的发音。数月之后，在维尔利斯的提议下，兼宽被任命为医学校的六等教官，负责二年制专科生的英语、西洋医学基础知识及药品知识的教学。
明治四年（1871），石神良策被任命为兵部省海军司“军医寮”的负责人，离开鹿儿岛去了东京；维尔利斯娶了漂亮的日本妻子；兼宽已升为三等教官，薪俸有加。一切似乎都很平静，曾被兼宽视为“另一个世界”的新医学，已成为他游刃有余的用武之地，当然感到十分的满足与幸福。然而新的命运转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等待着兼宽的抉择。
命运转折
明治五年，兼宽收到石神从东京寄来的长信，要旨是说：已推荐他为海军病院的医生；并告知此乃争取出国留学的必要过渡。读罢此信，兼宽深感茫然。进身东京已属从未奢望的破天荒之事，更何况这还只是作为留学的过渡。然而令兼宽踌躇不决的根本原因并非望外的进身良机，而是作为一个木匠之子、混到今天这样一个地位所产生的满足感。身在歧路，彻夜难寐。翌日，他向维尔利斯扼述了石神之信，并表示了自己的打算：留在此地继续学习西洋医学、****英语、巩固在学校的地位，并将双亲接来共享天伦之乐。这就是当时兼宽认为每天都充满了幸福的生活。但维尔利斯却说：“这确也是一种生活，但不是生活的全部”；“石神可谓你的良师，应该照他说的去做，断无退缩之理。因为你还年轻。”
翌日，兼宽递交了辞呈；回乡告别了二老；登上了去东京的轮船。明治五年四月，高木兼宽穿上了军医的制服。不久，由石神作媒，兼宽与外务大臣濑胁的女儿结了婚。三年后（1875），兼宽在石神的推荐下，成为日本海军派出的第一名医学生，前往英国留学，而这时石神已然安卧黄泉。在此后的五年中，兼宽就学于泰晤士河南岸的托马斯病院医学校。享有“白衣天使”美称的南丁格尔所开创的护士养成学校亦设在其中。这是一种以实际治疗为核心的教育模式，被称之为“病院医学”。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以大学为中心的德国医学――研究室医学。托马斯医学校特设的“疾病的地理性分布”讲座，或许对兼宽以后的研究具有潜在的影响。因为其内容比较接近于流行病学，注重疾病的流行过程、预防之策，及如何增进国民的体质与健康。而这些内容对于当时的日本医学来说，尚属缺如。
在五年的学习中，兼宽以优异的成绩共获13次优秀奖、名誉奖。其中包括说明品学兼优的、该校最高奖的金质奖牌，与作为英国医师之最高名誉身份的F . R . C . S (Fellow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这也意味着他作为留学生、医学修业的圆满结束，已然具备了不仅是作医生而且可以执教的资格。1880年秋，他的身影又出现在驶往东方的航船上。
兵食改良成功
1880年12月，高木兼宽被任命为海军病院院长。次年，为改变日本医界旧貌，与有志者共同筹建了“成医会”；又设立了讲习所，专门教授英国医学。并开始对一直困扰着他的、海军兵士的脚气病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脚气”并非一般所说的“脚癣”（俗称“中国香港
脚”）。患此病者，初觉两脚麻木、行动不便，渐及上肢，或突发心脏症状而死亡。因其病始于足部，所以古人名之曰脚气。自江户时代起，脚气就是日本医学界普遍关心的疾病之一，出现了大批以“脚气”为名的医学专著。而对病因的解释，一般均认为是感受“水毒”之气，故病从脚起；突发心脏病变，则宗中国唐代以来的说法，称之为“脚气冲心”。明治新 致力于发展海军，舰船与兵员不断增加，同时脚气患者亦不断增加。作为海军病院院长的高木兼宽一直深感自己有责任弄清这种疾病的原因、找到解决的办法，否则日本海军将会因脚气病而不战自溃、丧失战斗力。
由于西方基本没有这种疾病，所以来日的西方医生亦对此病不识不解，唯能束手视毙，以为是日本特有的一种风土病。或推测其病因为“血液的变质”，或以为是由微生物传染所致。由于皇族中亦有死于脚气病者，故天皇力主 设立专门病院进行研究，并破例资助二万圆。明治十一年（1878），由陆军系统的要员、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及汉、洋两方面的医学权威，共同组成了脚气病院的核心机构。尽管脚气病院在经济上获得了 的大力支持，权威医家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在研究与治疗方面却毫无成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高木兼宽开始了自己的脚气病研究。
西方医生认为：脚气在人口稠密的东京、高温多湿的夏季流行，说明这是一种传染病。但兼宽从详细的调查统计资料中发现，秋冬季节同样有不少患者，所以显然不能单纯从季节考虑病因。然而毕竟是从初夏开始，入院的脚气患者就会激增，使他无法排除高温多湿作为病因的可能性。同时，冬季航程中脚气频发的记录，又使他心中充满无法打消的怀疑――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病因？最终，1875年“筑波”舰的航海记录吸引住了他的目光。该舰赴海外训练，航程160日，其间有大量脚气患者出现，实乃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之事。但仔细区分其发病日期，却发现停靠美国期间无人患病。同样的现象还见于该舰1877年去澳洲的航海记录中。兼宽开始找“筑波”舰的官兵了解泊港时的生活情况，其回答正如一般可以想象的那样，兵士们闲语着上岸参观游览的情况，“大家都很高兴，唯有面包令人甚不习惯。”这不经意的闲谈却令久受英国医学教育的兼宽考虑到泊港间的无病是否与洋食有关？由此开始了日本兵食的调查研究。
由于海军病院中的脚气患者，基本上都是一般兵士，极少有军官患此病入院，从而使得准备从饮食方面探索脚气病因的兼宽考虑到官兵在饮食质量上存在的差异。当时日本海军的伙食状况是，在幕末时期，幕府支给海军兵士米、酱、咸菜，及每日的菜金；明治 始承后改，变为全部支给现金。兵士们只需交纳购买米、酱、咸菜的基本金额，相当于菜金的部分则被拼命地节省下来，以资家用。因此一般兵士的营养可谓极端不良；而军官则因伙食费是普通兵士的数倍，故营养状况相对要好得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兼宽更加深信脚气的病因在于食物的结构。
1882年，兼宽晋升军医大监（大校），被任命为“海军医务局副长专任”，不再担任院长之职。卸去了院长的重担，使得他能够更加专心地从事脚气病的研究。调查结果证明，日本海军兵士的蛋白质摄入量极低，大多为碳水化合物。根据他在英国所学到的知识，食物中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的正常比例应为1 : 15，而日本海军脚气多发时的实际摄入比却是1 : 28。这一分析，使他确信脚气的真正病因乃是由于食物中的蛋白质过少，碳水化合物过多。
明治十五年（1882），朝鲜发生了京城事变。保守派与革新派分别以清 和日本为靠山。日本以保护侨民为由，首次向海外派遣了以海军主力舰“金刚”（2248吨）为首组成的联合舰队，与清 著名将领丁汝昌所率“定远”、“镇远”（均为7335吨）等舰对峙海上。吨位的悬殊，或许仅仅是在日本官兵中造成了一种潜在的心理压力；但时隔不久，严重的脚气病患却使日本海军将领感到极度的恐慌――大量的兵士横卧船上，严重的非战斗减员使其担心一旦动起武来，后果将不堪设想。京城事变虽未演变成日清间的战争，但“不解决脚气病的问题，日本海军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一严重的现实问题，却成为早已觊觎向海外扩张之日本海军乃至政界的心病。
高木兼宽深信只要增加兵士的蛋白摄入量、仿照西方兵食以面包代替米饭就能解决脚气的问题。他开始在海军省的要员面前力陈自己的调查结果、统计资料与营养学知识。然而当时存在的两大现实障碍是：如果改变现行发放伙食费的制度为配给食物，必然会引起广大兵士的不满――他们对于能吃上米饭加酱汤已然心满意足，且对结余的菜金看得极重，甚至可以说这笔积蓄乃是许多人从军的目的；另一方面，如果仿效西洋海军的兵食构成，伙食费至少要从现行的每日18钱增加到31钱，这将是一笔难以谋到的经费。且就日本人的口味来说，这种改变亦甚难实行：那时的日本人除鱼类之外，对牛肉等畜产品的气味尚不能接受；军官们听说要以面包代替米饭亦摇首示难。与如此之多的不利因素相较，能够说明兵食改良之必要性的根据却几乎没有――高木有关兵食改良之作用的解释，不过是一己之见，谁知是否真能解决问题。因而这一建议迟迟未能获得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对于高木提出的先在两三只军舰上进行试验的折中方案，经过长久的磋商，被进一步折中为先在海军病院中择几名患者进行试验。
此时，海军省医务局长户？文海，深感高木的能力与工作热情远胜于己，遂以健康欠佳为由递交了辞呈。两天后，35岁的高木兼宽被任命为总管海军全部医疗事物的最高责任着。
东京海军病院中的10名试验对象，经过四周的比较饮食实验，收到较好的效果。兼宽开始设法越过海军首脑层，直接向 要员进言。次年二月，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得以谒见左大臣有栖川宫威仁亲王，当面陈述了脚气现状的严重危害、病因的分析与兵食改良的对策；11月29日，在内务卿伊藤博文的帮助下，高木与海军卿川村被带到了赤坂的皇居之中。此时，高木以去年远航美国之“龙骧”舰途中有半数兵员患脚气之事为例，说明不解决脚气之患则日本海军毫无战斗力可言，并要求天皇支持他的兵食改良计划。
明治十七年（1884）初，海军终于废止了长期以来实行的伙食“金给制度”，变为“实物支给”。高木与即将远航训练之“筑波”舰舰长有地大佐、青木大军医等人在兵食改良方面意见甚相一致，相约要以此次航行作为说明兵食改良作用的范例。然而高木仍不满足，因为此次“筑波”舰的航线与前次脚气多发之“龙骧”舰的航线不同、日程亦短，因而并不具备科学性对比实验的意义。
为此，他又向海军卿川村提出了改变“筑波”既定航线，使其完全按照去年“龙骧”舰航线、日程出航的要求。这无疑意味着大笔经费的追加，而追加经费需经内阁会议通过、大藏省批准。川村以为此乃无理的过分要求，轻率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必遭拒绝。万般无奈的高木，又向海军卿提出了请允许他自己越级与大藏省直接交涉的要求。面对如此执拗之人，川村尽管满怀不悦，但还是让步了：“既然如此，你可以作为我的代理人自行与大藏省交涉！”
大藏卿松方正义虽然十分理解海军脚气病的悲惨现状，表示一定尽力相助，但追加经费毕竟是要通过内阁会议决定的大事，因而高木又马不停蹄地多方奔走，再拜伊藤博文等人，寻求他们的支持……。
数日后，高木被叫到海军卿的办公室，接到手中的是大藏省有关此次远航计划的批复文本。高木心中暗想：必定是因预算计划不能更改而拒绝要求的通知吧。他怀着濒于绝望的心情开始阅读大藏省的文书：
此事本应由内阁会议讨论决定，然因确系有关国家存亡之大事，故可不经内阁会议同意。大藏省内种种检讨之结果，决定由来年上半期之经费中特别预支“筑波”的远洋航海费。
海军省内支持者的欢欣鼓舞、观望者的复杂心情、远航在即之“筑波”舰的准备，都不必赘述。此次远航，将按照高木兼宽早就计算好的食谱提供船员每日的伙食：
米：675克，面：75克，豆类：45克，
鱼类：150克以上，肉类：300克以上 牛乳：45克，
油脂类：15克，砂糖：75克，咸菜：75克，
蔬菜：450克，水果：适量，酒类：187.5克，茶：7.5克
酱：52.5克，酱油：60克，醋：7.5克，香料：1.125克，盐：7.5克
2月3日，“筑波”开始了与前次途中出现脚气患者169名、死亡23人之“龙骧”舰完全一样的航程。此时的高木，无疑是身在日本，心在“筑波”。对于屡屡游说重臣、面谒天皇、争取到5万圆特别航海费的高木来说，如果此次“筑波”像“龙骧”一样仍旧出现了大量的脚气患者，可以想像等待他的将是因浪费国家财物而被判罪入狱的命运。释放之后，恐怕连在东京当个开业医都不可能，只有带着妻儿重返自己的故乡穆佐村，去当一名小小的乡村医生以了残生。高木暗想，真到了那一步，他将选择自杀以求解脱。对于他来说，这恐怕是最愉快的去处。同僚们亦十分理解此时高木的心境，每日多加宽慰，共饮消愁。然而这些丝毫不能减少高木的不安；回家之后，则合掌于佛？所供双亲的牌位之前。
5月28日，茶饭不思的高木终于接到“筑波”舰从新西兰发来的电报：“安着致候。脚气患者：学员3名、下士1名。皆属轻微的胫部浮肿，无需服药治疗。”然而这并不能使高木有丝毫的宽慰，因为前次的“龙骧”舰在这段航程中亦不过只有三名脚气患者出现。
此时，全海军脚气患者的统计数字亦呈报上来：自1月1日至6月末，全员5638人中脚气患者145名。较去年同期的525名，减少了四分之三。兵食改良的效果十分明显，但执脚气传染说者仍坚持认为这是由于传染病固有之流行周期所造成的差异。
秋季，收到了“筑波”从南美智利发来的第二次健康状况报告：脚气患者计6名，皆属轻症。4名于航行中病愈，2名在泊港后恢复。比较而言，前次“龙骧”在这段航程中有脚气患者7名，相差不过1名，没有本质的区别。使人战？的脚气大流行，乃是发生在从智利到夏威夷的航程中。在太平洋广阔的海域上，死者的尸体被不断地抛向蓝色的大海，那才真正是魔鬼降临的时候。载着332名船员的“筑波”已然踏上了最令高木担忧的航程。水葬的情景，常使梦中的高木惊坐而起。虽然早已进入凉爽宜人的秋天，而高木却日见消瘦、面色青白，双眼深深陷落并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10月9日晚，传令兵告其速到海军卿的办公室，高木心中满布的皆是不祥的预感。抵达夏威夷的“筑波”报告：“脚气一例未有，请安心。”拿着电文的手，不知为何在剧烈地颤抖。海军省内，因“患者一例未有”的电报而沸腾起来。随之而来的祝贺酒宴，使高木深深地醉倒。根据正式的航海报告，“筑波”此次航行全程中计有15名脚气患者，其中有8名是因习惯问题无法按规定食用肉类；4名未饮用炼乳。
治病救人
医学研究与治疗行为的根本目的，可以概括为“治病救人”四个字。换言之，“治病”的价值完全在于“救人”。因而很难想象“诊治疾病”与“诊治病人”之间存在着什么重要的区别。尽管在当代中国，常常会听到“西医治病”、“中医治人”，以及两种不同医学体系间优劣短长的比较与论说，然而这毕竟仅仅是就其思维方法、学说特点而言――即或是孤立化地看待某疾病、某器官；或是综合地注重整体状况。但是在既往的年代中，“治病”与“治人”的差异并非是就学术而言，其间存在着对“医学”自身价值的不同看法，以及由此决定的行为差异。
明治时期，官立大学医院（东大病院）虽说是为了国民健康、用国费建立起来的医院，但由于医师具有极强的特权意识，其实际状况又是怎样呢？《东京朝日新闻》有这样的介绍：“大学医院，如世人所想，为日本一流医博士云集之场所。欲就诊其处的患者极多，为获得该院严定‘一日二十号’的门诊号，而拥挤门前。……或连日挂不上号，病者在等待中已至危笃者盖不鲜见”；“门诊挂号由早上七时开始，然后静待大先生的到来，一般总是在十时之后……但说不定先生亦会因身感疲倦而不来。”
当时大学医院聘任的德国医师Mueller，面对求治者常常会以“不是我的研究对象”、“已经到时间了”为由加以拒绝。尽管大学医院亦有面向贫穷者免费施治的制度，但其规则第一条却是这样写的：“本院之免费治疗对象，限被认定具有病症学术研究之需要的贫穷者。”只有了解了这些事例，才能知道什么叫做“以大学为核心的实验室医学”、“医学权威主义倾向”。可以说，在这些医家眼中看到的，并不是患病的人，而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一种研究的对象――医学不过是解释现象的原因与过程，进而有可能人为地改变这种现象――这就是认识与征服自然的过程、这就是作为科学的医学。
高木兼宽对这种不具人性味道、冷酷的“纯医学科学”深恶痛绝。尽管他幼年时亦曾是以“跻身上流社会”为目的而立志学医，但那并不代表他成熟的人生观与医学价值观。中村塾的儒学教育、石神等恩师的教诲已然使他建立起了经世致用、治病救人的医学价值观。因而在倒幕战争中面对伤病员时的束手无策，才会被他视为医家的最大耻辱。此后在留学期间，身历以病院为中心的医学教育；目睹南丁格尔护士学校毕业之“白衣天使”们对病人的殷切照料；以及对英国慈善医疗事业的了解，早已使他从那时起就决心要仿此改变日本医学旧貌。回国后，首先倡立的“成医会”即是实施这一计划的开始。“成医会”的英文名称为“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Science in Japan ”，其宗旨是“专事医风改良、学术研究”，推进“从为了研究的研究、为了名誉荣达的研究，向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之研究”，“从将患者视为研究对象的医风，到视患者为受疾病折磨之人类”的医风改革。紧接着，高木与福泽谕吉的弟子松山栋庵等人又募集到捐款两万余圆（兼宽等人各捐资一千圆）创立了免费施治的慈善医院“有志共立东京病院”。兼宽与松山等人每日早上均到病院接待门诊患者。然而不难想见，维持一个免费施治病院的正常运转，需要何等强大的资金来源。高木在伊藤博文的指点下，逐渐由设法募集捐款转变到以贵族夫人乃至皇后为后援，从而使得慈善医院不仅有了较充实的经济支持，而且声名益著。这所医院除慈善性治疗工作外，还承担着成医会学员实习的重任。这也充分体现了兼宽“培养为患者服务之医师”的医学教育思想。明治十八年（1885）四月，病院中创立了日本最初的护士教育所。南丁格尔的精神与护士养成事业，通过高木，移植到了日本。
明治二十年后，成医会讲习所中又独领风骚地出现了女学生的身姿。最初毕业的两名女性学员，一人留下承担起护士教育、监督的工作；一人成为活跃于社会的女性先觉者。此时，“有志共立东京病院”由皇后亲任总裁，在经济方面获得皇室资金的支持，改名为“东京慈惠医院”；成医会讲习所改称“东京慈惠医院医学校”。兼宽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实现了在伦敦时的梦想――在日本建立像托马斯病院医学校那样的、医院与医学校融为一体的医学中心。这也就是日本最早的私立医学专门学校“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的前身
晚年生活
高木的一生，可以说基本上是沿着经世致用的轨迹努力追求西方近代文明。但是到了晚年，却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日俄战争结束后（1906），57岁的兼宽以军医总监、医学博士、从三位、勋二等、男爵的身份重访母校，游历美、英、法、德等八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被授予名誉学位。此时维生素学说已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高木似乎对此一无所知，在母校的三次演讲，大要不外二十年前推行兵食改良的成果、与已发表论文的主要内容；回国后亦毫不涉猎有关营养学研究的新成果，仍旧坚持认为米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之比为1 : 10～12，而面的含量为1 : 6～7，所以只要推行以面代米就能根绝脚气之患、提高日本人的身体素质。在他看来，似乎这就是营养学的精华与全部。留学时代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兵食改良在脚气预防方面所获得的成功，等等因素促使他自信、自负，转而欣赏起传统的日本文化。这或许就是导致一个毕生追求先进文明之人，不再关心维生素研究新进展的重要原因。从大正元年（1912）开始的八年之间，他不断在全国的学校中以卫生、保健为题发表讲演，前后计1388次，听众达676512人次。讲演的要旨是：古来日本国民不戴帽、不穿鞋、不用手套，穿宽松的衣服、住通风的房子，因而身体健康。然而自明治以来，效法西方穿靴戴帽、洋服裹身，遮断日光、空气，实属消极的卫生方法、是错误的过度保护！只能导致体质下降。因而应该提倡恢复自然本貌，废止精制的白米食、改吃面食，去掉帽子，让身体各部接触阳光、空气等等。基于兵食改良的成功，他不断地向人们讲述着面食的好处：“任何一种米都比不上麦。初食虽不习惯，但久之不仅觉得味道好，而且腹中亦觉舒适，实乃一举两得之食品……食麦则可全身无病。或许有人认为以面待客有失礼貌，但须知白米饭虽然外观好看，却是害人之物。吾家自明治十八年以来，从不以米待客。云云。”这就是人们称他为“麦饭男爵”的原因。
与此同时，在精神信仰方面，他也在经历了一段佛教研习后，转而崇尚日本传统宗教“神道”。粗食淡饭、冷水沐浴、强力运动，以为如此则可心身统一，达到神我一体的悟境。他在《有关禊之神事的概要》一书中说：“为预防我们的躯体患病，首先是不要使异物进入身体。若已进入、或生于体内，则要通过药物将其排除、清净全身，则疾病获愈。然而‘禊’亦具有相同的作用。少量食用纯全淡泊之清净无毒的食品、防止其他异物侵入体内，同时进行剧烈的全身运动、促进排泄作用，则可除去体内的异物使全身清静，增进健康。再者，根据心身相关的必然原理，身体内部的异常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导致精神内部产生邪念妄想，因此身体的清净自然可以带来精神的清净。不用说，只有清净的精神才能与神成为一体。此外，精神的清净维系着身体的健康亦是理所当然。”
他期盼着在这样心身两修的过程中听到“由宇宙森罗万象发出的声音（教诲）”；决心“认真遵从来自宇宙的教诲”。因此他时时将各种自然界的音声作为“宇宙之声”倾听。他认为：“基督、释迦、孔子皆朋友，其旨趣相同”，而作为唯一的、本源的、应该遵从的，乃是“宇宙之声”。他认为，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乃是在“宇宙之声”（实即神道、儒学、佛教的融合）的教诲下，经过漫长历史过程而培养出的最可夸耀的精神――自律（爱护名誉）、正直（不说谎、舍命践诺）、淡泊（无私奉献）、慈悲（不欺弱、对敌亦有人道恻隐之心）。他总是称赞日俄战争中，上村彦之丞大将从海中捞起七百名俄军官兵之举为真正的武士精神（但是我们不知道信奉“武士道”的日军，为何会在二战中惨无人道？! 如果高木活到此时，又该做何评价？!）。
总之，这就是兼宽晚年的生活与精神世界。至于说一个醉心西方文明的人何以会在晚年发生如此转变，则自然可有种种仁智不同的解释。
大正八年（1919），兼宽的二子（38岁）、三子（36岁）相继病逝。自他在英国留学期间，长女幸子突然病逝以来，六个孩子唯存长男喜宽一人。严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开始神志恍惚。翌年3月29日，肾炎复发；4月13日因脑溢血而亡。
总结反思
高木兼宽的业绩得到了世人的承认。1888年，他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1891年赐勋二等瑞宝章；1892年，入选贵族院议员；1898年，成为日本医师会会长；1901年，当选东京市议员；1905年，赐男爵；1915年，赐勋一等瑞宝章。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明治十七年（1884）海军推行米麦混合兵食后，脚气患者显著减少，次年的脚气患者只有6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兼宽在建立慈善医院、护士教育所、医师养成方面的显著贡献。
比较而言，陆军方面由于脚气传染说的影响，故只采取改善个人与环境卫生之策作为预防脚气之法，自然没有显著作用。十分有趣的是，日清战争结束后，陆军军医局因此事受到弹劾时，提出的反驳理由中居然包括“不能相信非东京大学的研究”。实际上，在高木提出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比例失调作为病因解释后，与东京大学、陆军军医（同属德国医学学派，持脚气为传染病说）之间就始终处于论战的状态。眼见为实的预防效果并不能使对方放弃自己的主张。
从总体上讲，高木的成功是一种经验性的成功，而且是一种十分巧合的成功。因为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大多也含有较多的维生素B1。因而当他在补充蛋白质食物时，不知不觉地补充了必要的维生素成分。由于西方学者十分注重独创性的研究与确有实用的方法，因而对高木的工作十分欣赏。许多研究与介绍维生素的专著中，均提到日本海军脚气严重的历史与被征服的过程。例如广泛流传的英国学者L . J . Harris所著Vitami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就一再提到高木兼宽，并说：“事实上他已认识到脚气病是由于饮食不平衡所致。”然而高木的理论性解释并非如此彻底地脱离了该时代以为“疾病都是由某种实实在在的有害物质引起的”这一普遍观念。他固然没有从致病微生物的角度去解释脚气病，但他认为白米（碳水化合物）中含有某种毒素，而蛋白质具有解毒（中和）功能，因而当蛋白质缺乏时则不足以中和这种毒素。他在调查脚气病院的资料时，曾经看到过汉方医远田澄庵的言论：“脚气其原在米”，对他具有极强的启发与潜在影响。因此“麦饭男爵”并非仅仅是强调增加蛋白质，而是力主以麦代米。与此十分相似，1886年被派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医生艾克曼，虽然发现了米糠具有治疗脚气的作用、并因此与霍普金斯分享了1929年度诺贝尔奖，但他的理论解释亦是认为白米含有毒素、米糠具有解毒（中和）性。此后艾伊克曼的弟子格里金斯（G . Grijns , 1865～1944）在1901年提出不是“毒素”与“中和”的问题，而是白米中缺乏某种存在于米糠之中的因子。尽管仍然没有弄清具体是什么物质，但就其理论性而言已然是相当正确了。艾伊克曼闻听之后自然表示反对，但经过长久的论争，终于在1906年接受了格里金斯的看法。而高木兼宽却对这种究极性的研究与探讨毫无兴趣，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与治疗疾病，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这就是他游历西欧时以及回国后，对新的研究动态、成果毫不关心，仍旧到处宣讲“麦饭”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中日两国间常常以“实学”为题举办学术讨论。高木兼宽的历史、医学业绩与思想，亦可作为实学研究之一例。从一方面讲，“实验室的医学”确有脱离实际的不足之面，但在究极的研究、逼近真理、揭示“真”的方面，亦有不容忽视的作用。高木所痛恨的那种冷酷的、按研究需要选择患者的“大学医院”固然已经成为过去，就现代西方来说，医生往往只能向病人提出数种治疗方案（例如手术与保守疗法）、说明利弊短长，由患者自己决定选择何种治疗措施。但是在中国，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患者对医生有绝对的信赖与托付感，基本上是由医生决定治疗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研究课题的需要，施以不必要的检查项目、置某些患者于“对照组”、“新药试用组”，并非鲜见之事。可以说，任何一个具有“对照组”的统计数字中，都含有令患者服从研究需要的成分。这难道不是一种“研究的医学”与“以患者为中心之医学”间矛盾、对立的新体现吗？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性与理性，总有一些无法彻底调和的矛盾蕴含其间，留待人们去思考、去解决。
主要参考文献
1 张鸿钧、孙岩森译：《维生素的理论与实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
2 板仓圣宣：《模仿的时代》，假说社，1988年。
3 宗田一：《日本医疗文化史》，思文阁，1989年。
4 松田诚：《高木兼宽传》，讲谈社，1990年。
5 吉村昭：《白色航叟》，讲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