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简介

漕运（汉语拼音：Cao Yun；英语：Canal Transport），中国古代政府将所征收财物（主要为粮食）经水路（含海道）解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组织和管理。

水路不通处辅以陆运，故又合称“转漕”或“漕挽”、“漕辇”。

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

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

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

漕运起源很早，秦始皇北征匈奴，曾自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抵于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

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每年都将黄河流域所征粮食运往关中。

隋初除自东向西调运外，还从长江流域转漕北上。

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奠定了后世大运河的基础。

唐、宋、元、明、清历代均重视漕运，为此，疏通了南粮北调所需的网道，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

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随商品经济发展，漕运已非必需，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遂令停止漕运。

历代漕运保证了京师和北方军民所需粮食，有利于国家统一，并因运粮兼带商货，有利于沟通南北经济和商品流通；但它又是人民的一项沉重负担，运费代价过高，尤以漕运徭役，征发既众，服役又长，以至失误农时，故亦有众多弊端。

漕运先秦与秦汉

《禹贡》时代，各州所纳贡赋经水道运达于河（黄河），输入冀州，后世漕运始于此。

秦始皇攻匈奴时，从今山东经海道运粮转入北河（或指今内蒙乌加河一带）；经略南越时，令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江与西江水系运送粮物。

楚汉相争，萧何运关中粮转漕前线，为汉军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西汉定都长安，每年集运淮南粟数十万石达关中，转漕逐渐制度化。

武帝时官多役众，转漕数由100万石增至400万石，元封以来曾一度增至600万石。

此后，漕额虽增减不定，但400万石当为西汉的漕运常额。

为维持这一局面，仅漕卒一项即达6万之众，何况，转漕关中时须经三门峡砥柱之险，费时费力，粮耗极大，西汉为此采取多种办法予以改进。

武帝元光六年(前129)，采纳大司农郑当时的提议，沿秦岭北麓开挖了300余里与渭河平行的人工漕渠，潼关到长安的水路为之大大缩短，且渠下万余顷民田得以受益。

此外，宣帝以来，耿寿昌与赵充国等人曾先后提出过积极建议，改进漕运。

西汉漕事由各地护漕都尉掌领，沿途县令长亦往往兼领。

漕粮则输入大司农所属的太仓。

东汉都洛阳，大大便利了关东各地漕粮的转输，护漕都尉为之罢置。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阳南修阳渠，引洛水以为漕。

明帝时，黄河、汴水堤岸决坏，二水混流成灾。

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发卒数十万对荥阳（在今荥阳市东北）到千乘（在今山东高青高苑镇北）海口之间一千余里的堤岸进行了修凿，使河、汴各归故道，不仅便利了漕运，且免除了山东、河南的水害。

漕运三国、两晋南北朝

淮河、长江流域是南北对峙政权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积谷为要务。

孙吴政权曾多次疏凿运河以利转漕。

曹魏多次于淮河上游偏西之地，利用汝、颍、洧、渠四水，开渠沟通江淮。

西晋末，又于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运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以节制河水的流失。

邗沟与鸿沟、汴水等运河开通以来，淮北地区的泗水成了南方沟通中原和黄河下游的主干。

谢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遇泗水洪流，军粮运输受阻，便建造7座堰埭，分段控制彭城东南60里的吕梁河等泗水支流。

东晋时还于彭城之北开人工渠，使汶、济、泗诸水相通，泗水过彭城西，入汴通黄河。

北魏经略江淮，于水道之沿立仓12处，储漕粮以供军需。

漕运隋唐

隋代先后修通四段运道：山阳渎，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水达扬子（今江苏仪征东南）入长江；通济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阳西）引谷、洛水达黄河，又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通淮河，实际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广济渠）；永济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黄河；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

隋唐大运河纵向沟通了海河、淮河、黄河、长江与钱塘江五大水系。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先后在河南、陕西运渠所在沿岸置黎阳、河阴、常平和广通等仓储粮备运。

灭陈后，长安粮大部由江淮输送。

炀帝又置洛口、回洛仓，储粮达2,600万石。

唐初，水陆运抵关中之粮仅一二十万石左右。

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关中运道艰险，唐廷被迫常驻东都（洛阳）“就食”太原、洛口仓（分别在陕州与巩县）的巨量积粮。

开元中期以来，天下漕粮愈益以江淮为重。

裴耀卿主持漕政后，改“长运法”为转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黄河，黄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则，于沿河就势设仓，节级转运。

天宝元年(742)，李齐物于三门峡附近凿开元新河；不久，韦坚又开挖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终避开了运道下段的车载陆运，使最高运额达400万石。

安史之乱，漕路曾一度改以长江入汉水，由陆路抵扶风（今陕西凤翔）。

广德元年(763)，刘晏主漕政，针对时弊进行了包括创行纲运法（以十船为一纲）在内的全面改革，成效甚著。

德宗时中原藩镇割据，扼断运路，韩滉从镇海军（驻江苏镇江）载江南粮，武装押运，直抵中原、关中，转般法中止。

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复刘晏时的漕运水平。

唐末漕政大乱，年运江淮米不过40万石，至关中仅10余万石。

漕运宋

北宋漕粮分四路向京都汴京（开封）集运，其中来自东南六路的淮汴之粟占主要地位。

中央三司使总领漕政，各路转运司（漕司）负责征集，发运司负责运输。

北宋对运河进行一系列整治，恢复与完善坝闸制，并创建复式船闸。

加之北宋漕线较隋唐缩短近半，故运输能力大增。

北宋承唐之制行转般法，并于真州、扬州和泗州置转搬仓储粮，丰则增籴，饥则罢籴（称“平籴”）。

发运使分驻真、泗二州督运，又将当纳粮额折交斛钱（称“额斛”），另从本地仓储中代支起运（称“代发”）；诸路运转司所征漕粮交发运司。

若耽误可航期，发运司则以100万贯的“粜籴之本”，就近趁粮价贱而籴粮起运。

此法自熙宁变法以来更趋完善。

宋初东南六路漕额为300万石，此后渐升，真宗、仁宗朝达800万石。

漕运常额，景德三年(1006)定为600万石，自天圣五年(1027)起暂减为550万石。

徽宗、钦宗时政治昏暗，漕政败坏。

蔡京废转般法，改直运法；花石纲等危害漕运事件屡有发生，故运量渐减。

钦宗时汴京被围，汴渠溃决，所入不及常数百一。

南宋漕运体系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中心作重大调整。

建炎年间，江浙、湖广、四川粮大多运往沿江重镇及抗金前线，后改运临安，运数大致仍600万石。

诸路中，江西独居1/3，长江及江南河为运输主干，漕运方式以官运为主、商运为辅。

漕运元

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战乱及黄河“夺淮入海”而失效。

漕运格局为之大变。

元初漕运大致循唐宋大运河旧迹转入大都。

至元十八年(1281)修凿济州河，南来运舟由徐州经济州河入大清河，入海，海运至直沽，再水陆联运至大都。

二十六和二十八年会通河（须城安山至临清）与通惠河（通州至大都）凿成，元代大运河南北取直，全线沟通，内河漕运自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元代漕运格局另一重大变化是海运的创通。

至元十九年，元廷命罗璧、朱清和张瑄载粮四万余石由海道北上。

次年，立二万户府管理海运。

数年后，运数增至50余万石，于是粮食运输逐步以海运为主，传统的内河运输退居次要地位。

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并增置二万户府。

二十八年，行泉府司撤销后，万户府几经撤并，大德七年(1303)始合而为一，称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开司署事。

经调整，万户府下按地区分设7个千户所。

以负责漕粮的集结与转输。

分设于直沽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区西北北运河西岸）和大都的“都漕运使司”与“京畿都漕运使司”主要负责承接南来漕粮，转达大都各仓。

漕粮主要取江南官田岁入。

岁运之数，至元、大德年间为百余万石，后来增至300余万石。

元代岁运的最高额为天历二年(1329)的350余万石。

随着元代政治的衰敝和农民起义的爆发，海运日益衰落，约从至正十二年(1352)起，正常的漕粮征集和运输告终，元王朝依靠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和福建的陈友定每年运来的数十万石粮食，维持供应，直至灭亡。

海上航道前后有三次变更。

其中，于至元三十年创开的新航路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开洋至崇明三沙（今上海崇明西北），东行入黑水洋（江苏北边以东一带海面）至成山（今山东荣成成山角），然后西北航行入直沽。

此路线主要取远洋航行，顺风十日即可驶达。

漕运明

明初建都南京后，曾多次浚治、开凿水路，从而形成了浙西、皖南至应天（今南京市）的水运大通道，改善了漕运条件。

首都北迁后，漕运方式大致有三变：洪武前期，辽东战事频繁，明政府沿袭元代旧例实行海运，每年集运江南粮六七十万石输往辽东和北平地区；洪武、永乐之际，北平地位上升，对江南漕粮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这一时期大致实行“海陆兼运”，年运量最高达300万石以上；随着永乐十三年(1415)大运河会通段的重新贯通，漕运的重点转向河运，其法有三：一是“支运”。

各地漕粮先由当地民户运至指定粮仓，再由各地官军分段递运至京；二是“兑运”。

为减轻支运给民众增加的负担，宣德六年(1431)江南巡抚周忱创改新法：各地民众运粮到附近地点，贴给相应的耗米、轻赍银后，即兑与卫所官军，由后者运往京师；三是“长运”（又称“改兑”）。

“兑运”日久弊生，粮户仍须自运。

成化七年(1471)，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直至江南各水次兑运，粮户则增纳渡江费一斗。

后此法全面推行，长运遂成定制。

运数宣德时最高额达674万石，成化八年(1472)始以400万石为常额。

漕粮约六成征自南直隶和浙江地区。

此外，苏州、松江、常州、嘉兴和湖州五府还要提供20万石左右的“白粮”（白熟粳糯米）。

这类漕粮后来主要由民船承运。

明中央初置京畿都漕运司管理漕政。

主领官漕运使后被漕运总兵官取代，景泰二年(1451)又设漕运总督与总兵官共理漕政。

漕府所属卫军称运军，约12.7万余人；运船1.1万余只；另辖遮洋军7,000人，海船350只。

地方漕事由府佐、院道、科道官及县总书掌管。

户部和漕府派专官主持各地漕运事宜。

州县以下由粮长负责征粮和解运，下辖解户与运夫以专供运役。

漕运清

清代开凿中运河，彻底结束借黄河行运时代，并建成黄、淮、运交汇枢纽，缓和河面比降，减轻浊流灌运，改善了漕运条件。

漕运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称漕粮本、折三大纲）：正兑米，运京仓粮，定额330万石；改兑米，运通州仓粮，定额70万石；改征，将漕粮改征为其他品种；折征，将漕粮折算成银，价银统归地丁项内，上报户部。

此外又实行截漕（各地漕粮起运后，地方遇灾，截留部分作为赈济，或截一地漕粮运往另一地）和拨运（主要指截留山东、河南所运蓟州漕粮，拨充陵寝及驻防兵米）等措施。

漕船数与编制稍异明代，一般以府、州为单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帮，十船互保。

清代最终实行官收官运，承运者是卫所军籍中较殷实的军丁（运丁）。

发运时每船配运军一名，运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

各省运军水手多少不等，总数在十万名左右。

漕运最高长官为漕运总督，驻淮安。

其下为各省粮道，共七人，掌本省粮储、集运等相应事宜押运，原为粮道之责，后选管粮通判一人，专门负责督押，约束运军，后因官卑职微，仍由粮道押运。

领运官，由千总一人或二人领运，武举人一名随帮效力。

为确保漕运无误，于淮安、济宁、天津、通州运河沿线设置巡漕御史，稽查本段漕运。

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镇道将领，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镇江与瓜州的南漕枢纽处，镇江道负责催促，同时由总兵官（后改为副将）巡视河岸，协同督促漕船过江。

河漕施行以来，经费拮据，弊窦丛生，复行海运的呼声日趋高涨。

道光五年(1825)于上海设海运总局，天津设收兑局，并特调琦善等总办首次海运。

次年正月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与太仓四府一州漕粮共163.3万余石分两批载运北上。

漕船从黄浦江出发，经吴淞口东向大洋，行4,000余里达天津收兑局验米交收。

清廷特准商船载运免税货物二成往来贸易，调动了商船积极性。

海运粮占全部漕粮总数之半，节银米各十万。

道光以来河漕在十二三万石之间，海运粮则达120万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