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简介

金文（英语：Bronzeware Script），中国古代铸造或刻写在青铜器上的文字。

一般所说的“金文”特指先秦时代的。

古代铜器铭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开始。

一千年来陆续发现的有铭文的古铜器，为数颇多，属于先秦时代的就有万件以上。

商代前期铜器上，铭文极为少见，而且一般只有一两个字。

到了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铜器逐渐增多，不过铭文的内容多数仍然很简单，大多只有一到五六个字。

主要记作器之名(多不用私名而用族名)和所纪年的先人的称号(如父乙、且乙等)。

在商代后期较晚的阶段，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但已发现的最长铭文也不过40余字。

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

这一时期的铜器铭文不但数量多，而且篇幅也往往比较长。

在西周铜器上，篇幅百字以上的铭文颇为习见，二三百字以上的也不乏其例。

比较突出的，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有497字。

春秋时代也有长篇铭文，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或释“叔夷”)作的镈，铭文493字。

同人所作的编钟，由7个组成，全文长达501个字。

但长篇铭文已不如西周时多见。

从已发现铜器的铭文内容看，西周铜器铭文大多数为周王朝贵族、臣僚所作，春秋铜器几乎都属于各诸侯国。

进入战国以后，铜器铭文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西周到战国早期，铜器铭文中习见的内容变化不大，主要是器主叙述作器原由以及祝愿子孙保有器物等类的话。

1978年在湖北随县(现随州市)的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发现好几套铭文的编钟。

铭文字数近2,800字，内容几乎全是讲音律的。

这是先秦金文中的一个特例。

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铭文已经变得少见，“物勒工名”式的铭文则大量出现。

这类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

兵器铭文在这类铭文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旧式的长篇铭文在战国中期以后仍未绝迹。

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平山县发现了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中山王墓（战国）。

墓中出土的铁足铜鼎铭文长达469字，铜方壶铭文长达450字。

春秋以前，铜器铭文几乎都是铸在器物上的。

战国中期以后，则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出来的，兵器等物上的铭文还往往刻得很草率。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度量衡铜器上的铭文情况比较特殊外，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标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点的简短铭文。

前者如秦孝以18年(前344)所作的商鞅量(商鞅方升)。

秦代的诏版也很有名。

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刘敞《先秦古器记》、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博古图》等，皆摹写铭文、作出考释；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赵明诚《古器物铭》、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皆有释文和考证；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吕大临《考古图释文》、王楚《钟鼎篆韵》和薛尚功《广钟鼎篆韵》，皆按照韵部排列，颇有创见。

清代学者走宋代人的道路而有发展，如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材料不断增多，释文考证时有可观。

1937年罗振玉编印《三代吉金文存》，收铭文4,000多件，印刷精致，没有释文。

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许瀚《攀古小庐金文考释》、吴大徵《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是最大的金文总集。

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4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还不能确定的字)1,352字，共计3,772字。

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虽不一定准确，也相差不远。

这些字多半可以和《说文解字》相对照。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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